根据专家的研究,先秦时期的文言文和当时的口语是基本一致的,论语,孟子等书面语可以说就是当时口语的实录。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当时人们说话应该就是这么个腔调。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文言文和口语就进入双轨发展时期。大约在两汉时期,董仲舒的独尊儒家的影响下。口语和文言文就分道扬镳了。虽然文言文和口语都在发展,但前者远远跟不上后者的速度,距离越拉越大。由于反映当时口语文献现在留存几乎没有,汉语口语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间。
唐代出现了口语的大发展,一是由于活字印刷技术的成熟,导致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为文学作品传播提供了方便。二是广大中下层人们在生活安定以后需要文学作品,而这些人群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于是白话话本就应运而生,等到了极大发展。
其二是在唐朝佛教的大发展。由于潜在教徒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出于方便传播佛教、吸引教徒的目的。大量翻译的佛经和佛教故事多使用当时的口语,成为早期白话的重要来源之一。
到了宋朝的时候,文言文和口语已经完全脱节。当时的读书人未必能用文言文表达一般口语要说的意思。宋吕本中轩渠录记述了这么个故事:族婶陈氏顷寓岩州,诸子宦游未归。偶遇族侄大琮过州。陈婶令代作书寄其子。因口授云:“孩儿要劣你子,以阋阋霍霍地,且买一把小剪子来,要剪脚上骨出儿胳胝儿也。”(河南话,大意为:要给孩子买把小剪刀,剪去脚上的硬皮和老茧。)大琮迟疑不能下笔。婶笑云:原来这厮儿也不识字!
宋朝的文人和学者们有时也使用白话文。譬如苏轼最爱用呵呵,在给挚友兼亲家文与可写信时、在给同事和朋友写信时、都在末尾加上一句:呵呵。大儒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点评史书时也是一口白话: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宋人的日常对话,就是这么通俗。
到了元代皇帝也爱说大白话,成吉思汗圣旨,由于汉语并非统治者的母语,很多时候连皇帝的诏书也直录当时的口语。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一篇成吉思汗写给丘处机的诏书。全文如下:宣差都元帅贾昌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你春月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难。沿路马骑得来么?路里饮食吃得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过得来么?你起身心里好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到了明清更有大的发展,白话小说诸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桃花扇等等,不胜枚举。金圣叹批西厢记等书基本全是用的白话文。皇帝批复奏章用大白话也不是稀奇事。明太祖朱元璋听说沿海有倭寇来犯怒而下诏:“告诉百姓,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古代也有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的一种共通语叫做官话,是做官的人必须学习的语言,所以叫官话。据研究是接近粤语一样的一种语言。一般百姓如果活动范围广也要使用官话,便于交流。可是具体到文字,文件,信件还是要使用文言文。
五四运动兴起,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书面语,结束了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立的局面。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等,吹响白话文运动的号角。终于让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了汉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曾经有个段子:胡适和黄侃打赌文言文和白话文谁更简洁。胡适对学生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学生们绞尽脑汁拟定了电报,挑出字数最少的一份,写的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看了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
我们发现最早在唐宋时,当时古人的口语就和我们现在的差不多了。可是儒家经典是士子必修,要想参加科举考试就不得不学。除了功名的需要。正史、正式的文章、书信,公文也都必须使用文言文。
据说大儒朱熹说着一口大白话,可是在学术著作四书章句集注里,他还是用上了文言文。还有朱元璋,别看平时下诏那么随便,登基诏书说得可是很有文采;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
这个现象的产生,是古文教育重文言。文言文和口语脱节太严重,不经过专门的学习,根本无法理解。那些文人从小接受的古文教育,自然是重文言轻白话的,这让我们认为古人说话也是如文言文一样的之乎者也的咬文嚼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