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逆》
作者:耳根
《凡人修仙传》
作者:忘语
《遮天》
作者:辰东
Cyndi_门尐文
六、「新派」武侠之昌盛及没落
武侠小说之所以有新、旧两大派的说法,大抵是由新、旧文学之分而来。故范
烟桥著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特加点明:「旧派」主要是指章回体小说。然而此一
界定对於武侠小说而言,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凡是长篇武侠小说必分章回,无论其
为对偶、孤句或是长短不一的回目,皆不例外。
那麼所谓「新派」武侠小说究竟何所指?笔者认为理应以作品的内容所表达的
新思想、新观念及新文学技巧而定,且缺一不可。就此来看五十年代以后号称「新
派武侠小说创始人」的梁羽生作品,实在「新」得有限而不能成「派」。其所以获
此不虞之誉,盖因当时香港传播界竭力宣传鼓吹,以有别於大陆全面禁止的「旧派
」武侠小说或香港本地泛滥成灾的「广派」武侠小说而言。
惟不可否认,自梁羽生、金庸先后崛起香江,武侠小说即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
所发展。香港方面,除梁、金二子外,另有蹄风、金锋、张梦还、牟松庭、江一明
、避秦楼主、风雨楼主、高峰、石冲等;而台湾方面则声势浩大,计有郎红浣、成
铁吾、海上击筑生、伴霞楼主、卧龙生、司马翎(即吴楼居士)、诸葛青云、孙玉
鑫、龙井天、墨余生、天风楼主、醉仙楼主、独抱楼主、蛊上九、古龙、陆鱼、上
官鼎、东方玉、曹若冰、南湘野叟、武陵樵子、慕容美、萧逸、古如风、向梦葵、
陈青云、柳残阳、司马紫烟、秦红、独孤红、温瑞安等等(以上大略按其出道先后
排序);云蒸霞蔚,极一时之盛。但其中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武侠作家并不多,
今择要评介於次:
「名士派」武侠先驱——梁羽生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一九二五年生,广西蒙山人。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
《新晚报》副刊编辑,文史造诣颇深。一九五四年陈氏以「梁羽生」为笔名,初於
《新晚报》发表中篇武侠连载小说《龙虎斗京华》;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
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继写草莽
龙蛇传,亦复如是。然与当时流行的「广派」武侠小说相较,却令人有一新耳目
之感——这大概是标榜「新派」唯一能成立的理由。
梁羽生对此并不讳言,自承:「白羽的小说写民初各阶层人物,因为作者本人
入世极深,写来细腻,最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看。可是我受生活经历的限制,气质
又完全不同;要走『正统』道路吗?肯定不成功。於是只好自己摸索,走一条浪漫
主义的路了。」因有《七剑下天山》之作。
《七剑下天山》据说是梁羽生取材於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牛虻》中的部分情节
,而写天山派凌未风、易兰珠等男女弟子闯荡江湖、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全书共
三十回,都四十余万言;由於其楔子所提到的少侠杨云骢出场便死,疑云重重,乃
另作《塞外奇侠传》交代,是为前传;而书中又提及武当大侠卓一航与玉罗刹之间
的情孽纠缠,曲折离奇,不遑细述,遂再作《白发魔女传》以补述前情。於焉这三
部小说形成系列作品,而《七剑下天山》(一九五五年)则迈开了梁羽生浪漫武
侠的第一步。
严格说来,《七剑下天山》受到「北派五大家」的影响很深,无论是演武、写
情或江湖切口、独门暗器,在在有脉络可寻,甚至还生吞活剥地大段抄袭白羽十
二金钱镖。但梁羽生随机生发、借力打力,亦有不同前人之处;并由此建立其小
说创作基型,兼具三大特色:
一、开名士派武侠新风——从其处女作《龙虎斗京华》起,每书卷首例置一阙
词以寄慨;至《七剑下天山》则进而以名士派、才子(女)型人物为书中主角。从
此梁羽生小说即专写文武全才的英雄儿女,无不爱好诗词歌赋(有时未免浮滥);
卒使书剑交融成一片,成为其作品最大特色。
二、结合历史与武侠而发思古之幽情——梁羽生首先掌握小说的基本时代背景
,再配合故事情节发展而将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一一穿插其间,或予以伐毛洗髓
、脱胎换骨。如《七剑下天山》写顺治、康熙、多铎、纳兰容若、傅青主、冒浣莲
(伪托冒辟疆之女)等等。其事虽非「历史之真」,但经过文学处理后,却得「艺
术之真」。从此梁羽生小说即与「历史武侠」结下了不解之缘;上起隋唐,下迄明
清,形成其作品第二特色。
三、一贯以「天山派」武学为主流——过去还珠楼主曾撰有《天山飞侠》一书
,但高处不胜寒,未曾创立「天山派」。而自梁羽生《七剑下天山》起,如塞外
奇侠传、《江湖三女侠》、《冰魄寒光剑》、《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
、《冰河洗剑录》等系列作品,无不以「天山派」武学为正宗、主流而贯穿全书。
这种独沽一味的写法,实为武侠小说所仅见,由是形成其作品第三特色。
虽然如此,但《七剑下天山》仍不足以称「新派」,只能说是开创了「名士派
」或「诗情画意派」武侠小说;因为作者所用的文字、笔法、章回、素材以及思想
、观念——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传统式」的;与旧中国「北派五大家」血脉相通,
没有太大区别。相形之下,《塞外奇侠传》取材於蒙古民歌中女英雄飞红巾的传说
,以作者自制的哈萨克民歌开场;仿朱贞木文白夹杂、不规则之小说回目,运用新
文艺笔调写杨云骢、飞红巾、纳兰明慧的三角恋爱故事,反而不落俗套,清新可喜
。
梁羽生一共创作了三十六部武侠小说,自认《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
及《云海玉弓缘》三书是平生代表作。
‧《萍踪侠影录》以明朝「土木堡之变」为时代背景,写忠臣于谦孤军抵抗蒙
古的悲剧;并穿插张士诚后裔张丹枫与宦门侠女云蕾之间的爱恨冲突。全书气势浩
瀚,布局奇巧;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名士派大侠张丹枫这个角色,「藉由张丹枫个
人侠士性格的自然发展,而彻底扭转了一家一姓争夺帝位的观念」。作者将张丹枫
这种面临民族大义与累世深仇「非此即彼」的心理挣扎,刻划得淋漓尽致;终而使
其生命情操升华、净化,完善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典型。
‧《女帝奇英传》以唐代武后(则天)临朝为时代背景,写宗室李逸为兴复唐
室,落拓江湖,广交天下豪杰,而与才女上官婉儿、英雌武玄霜所交织的爱怨情仇
故事。作者曲曲描述上官婉儿对武后由恨生敬、内掌诏命的过程;大胆为历史翻案
,肯定武则天的施政「有益於国家百姓」,在传统观念上又是一项突破!而写李逸
置身宫廷斗争、异族入侵的交相凌逼中,何去何从?亦超越了前人的格局与成就。
此书以轻快的比剑对白开场,而以李逸功成身死收场,益发动人心魂。
‧《云海玉弓缘》以放荡不羁、亦正亦邪的金世遗为主角,描写他周旋在侠女
谷之华与「魔女」厉胜男之间的爱情大悲剧。本书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惟最
成功之处却是作者运用近代心理学的手法,来刻划金世遗那种愤世嫉俗的特殊精神
状态,因此在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影子;而厉胜男不顾一切地追求爱
情自由,亦活脱是卡门的化身。金世遗一心痴想名门正派出身的谷之华,却在「魔
女」厉胜男临死前的一刹那才觉悟:原来自己真正深爱的人是厉而不是谷。正是: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极限!无疑具有高度文学价值。
总之,梁羽生不论是写张丹枫、李逸、金世遗或其他小说主要人物,都充分体
现出中宵看剑楼主所题名句:「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洵可称之为
「名士派武侠先驱」而无愧。虽然他「向西天取经」较白羽晚了十七年,但却能自
出机杼,更上层楼;以「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历史背景与人物带动武侠小说的
巨轮前进,在剑气箫心中洋溢著一片历史感,而将「历史武侠小说」推向另一个高
峰。
惟其后梁羽生化名「佟硕之」,撰文自诩对於「新派」武侠小说确有「开山劈
石之功」,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武侠小说原本是中国通俗文学流裔之一,从形式
到内容都无法离开传统而独立。虽然我们承认梁羽生是后出转精,进一步发展并提
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毕竟其作品中的「传统」仍远多於「创新」;而真正
的「新派」则出现在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十年之后的台湾——於「反传统」、
「现代化」中形成——殆非梁羽生始料所及!
集「综艺」武侠之大成者——金庸
金庸本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浙江海宁人。早年曾先后於中央政校、东吴
大学研读法律;历任东南日报记者、大公报编译、《新晚报》编辑以及长
城电影公司编剧、导演。一九五九年查氏在香港创办明报,获得读者广大欢迎
,却是与他写武侠小说驰誉中外分不开的。
一九五五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继梁羽生之后,在《新晚报》发表武侠
连载小说《书剑恩仇录》。他巧妙地运用民间流传清帝乾隆疑系海宁陈世倌(曾任
文渊阁大学士)后人的说法,又杜撰出「红花会」(反清复明组织)总舵主陈家洛
,作为乾隆的同胞兄弟。於是小说即在这样两极冲突、满汉对立的野史布局下展开
;再穿插了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之间的悲欢离合,极尽波谲云诡之能事。
《书剑恩仇录》(新版改名书剑江山),共二十回,都六十万言;虽然仅
只是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但文采斐然、对白传神;处理群戏场面,繁而不乱。啼声
初试,即一鸣惊人!与梁羽生同时创作的《七剑下天山》比较,二人均善於结合历
史传说而虚构人物故事;而金庸运笔不测,尤饶奇趣!其小说声口之佳,直逼白羽
,且駸駸然有后来居上之势。
如果说书剑是金庸迈向成功的一小步,则越过虚实相映成悲、反讽农民起
义的《碧血剑》(一九五六年),挟著史诗般大格局、大气魄的《射雕英雄传》(
一九五七年)即一跃而登武侠小说的顶峰,不作第二人想!
射雕是南宋末年天下大乱为历史背景,描写长春子丘处机为保全忠良义士
遗孤郭靖、杨康(暗嵌「靖康之耻」),而与江南七怪打赌传艺所引发的一连串可
歌可泣的故事。作者布局绝妙,以种种阴错阳差,安排郭靖自幼即随母远居大漠,
刻苦自励,始终不忘家恨国仇;而杨康则随母进入金国赵王府,认贼作父,安享荣
华富贵——这分明是脱胎自元代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戏剧架构,却更有出
奇的变化与发展。而就丘处机与江南七怪的所作所为来看,其一诺千金、不顾死生
的精神,恰好构成一幅侠气峥嵘的八义图;便知作者寓意所在,用心良苦!
诚然,以通俗文学所要求的可读性与趣味性而言,射雕除若干情节未能自
圆其说外,无疑具备了一切成功的条件——其故事之曲折离奇、人物之多种多样、
武功之出神入化乃至写情之真挚自然,均为同辈作家所不及;即或偶有败笔,亦瑕
不掩瑜。在这部罕见的钜著中,金庸将历史、武侠、冒险、传奇、兵法、战阵与中
国固有忠孝节义观念共冶於一炉;信笔挥洒,已至随心所欲的地步。全书浩然正气
,跃然纸上!民族大义融贯了每一章节。
是故,金庸乃以射雕一书而成不世之名,建立了他在当代武侠小说界的权
威地位。虽然他自己并不满意这部「开宗立派」之作——七十年代初曾大事修改,
增删为今传之四十回新版本,都百余万言,颇失原味——但持平而论,此后他力求
自我突破、创新的武侠名著,尽管各有声华惊海宇,然以通俗文学所要表达的生命
意义、价值及其整体规模、气象来看,均不逮射雕之博大精深。
——《神雕侠侣》写至情至性的「师生恋」与大侠由偏入正的成长过程;
——《倚天屠龙记》写名实之辨与正邪错乱;
——《天龙八部》写芸芸众生「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与民族仇恨所造成的悲
剧;
——《笑傲江湖》写权力令人腐化与政治斗争之残酷无情,等等。
这些作品纵或在某一方面超越了射雕的文学成就,但因刻意描写人性「极
限情境」的种种变态行迳,遂不自觉地失去了射雕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的亲和力;而太多「情理之外」的特例,亦难免流於为变而变,令人匪夷所思;
以致显得不真实、不自然。直到《鹿鼎记》(一九六九年)问世,以一个仅识武功
皮毛而不学有术的「小杂种」,竟将天下英雄、历史人物玩弄於股掌之上;乃开中
国武侠小说前所未有「无剑胜有剑」的新境界。
金庸《鹿鼎记》之「反武侠」与塞万提斯魔侠传之「反骑士」最大的不同
,在於两者创作动机:塞万提斯因痛愤当时西班牙人沉迷於骑士文学的浪漫故事,
遂用反讽现实的手法写「小人物狂想曲」,教吉诃德到处碰壁,梦幻成空!而金庸
却是出於「向自我挑战」心理,乃一反武侠传统,打破世俗观念,彻底解放人性;
教韦小宝「斗智不斗力」,为了争取生存机会,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这正合孙子兵
法所谓「上兵伐谋」之道,因而武功在此尽成虚妄;韦小宝机诈百出,到处招摇撞
骗,竟无往而不利!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武侠无用论」的明证,实则不然!正由於《鹿鼎记》写韦
小宝运气太好、际遇太奇,万事绕不过一个「巧」字;加以又充满笑料,逸趣横生
,遂自然而然淡化了反讽现实或反讽武侠的冷隽意味。它所表现的是浪漫文学之极
致,「无」为「有」之用,在这部书里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迄至一九七二年九月《鹿鼎记》在明报上连载完毕,金庸宣告「封笔」(
实则展开另一波全面修改旧作大工程)为止,他一共创作了十五种长、短篇武侠小
说;但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仍无过於《射雕英雄传》。该书博采还珠、白羽
、王度庐、朱贞木各家之长,取精用宏,推陈出新,乃造就了金庸「一代武侠宗师
」地位。其影响於当世者,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射雕融合历史、侠情、武功、文艺、趣味於一书,建立了新一代武
侠小说的「综艺」风格与典型。
(二)射雕统一用四字文句分章回;促使六十年代以后台湾武侠作家群起
效尤,蔚为风气。
(三)射雕虚构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奇特人物及提
法,悉为台、港武侠作家所宗,后更衍演成歌诀式「江湖顺口溜」。
(四)射雕在各地版本之多与伪续书之乱,亦令人叹为观止。
总而言之,金庸所建构的「入世武侠」神完气足,刚柔并济;与早年还珠幻设
的「出世武侠」前后辉映,亦同臻雄奇壮美之境。特别是金庸灵活运用还珠小说中
的奇妙素材,含英咀华,所过皆化;再采取西洋文学技巧及电影手法予以捏合,乃
使武侠小说脱胎换骨,焕发新姿,普遍获得世人肯定与重视。凡此绝异成就,当然
是跟金庸本身兼具深厚的文史素养与卓荦才华息息相关。正因如此,其同辈及后起
武侠作家或以主观条件不足,便难乎为继;泰半只能遵循既往「帮会技击派」的路
数,在江湖仇杀中讨生活了。
「清宫派」武侠名家——蹄风及其他
蹄风本名周叔华,上海人,生卒年不详;原为「广派」武侠老作家之一,但地
域色彩并不甚浓,曾写过血战古兜山、勇闯十三关及海南侠隐记等短
篇武侠小说。在所谓「新派」武侠崛起之际,蹄风亦别走偏锋,以边疆民族传说为
题材而撰猿女孟丽丝、天山猿女传等书,由是声名渐著。
嗣后,从一九五六年起,蹄风陆续推出游侠英雄传(即台版四海英雄传
)、游侠英雄新传、龙虎恩仇记、清宫剑影录及武林十三剑等
系列作品,紧紧扣住「反清复明」的故事主题;演叙青龙会联合天下剑客、奇人,
与江南八侠共同对付「魔王」雍正之始末,以及清宫诸皇子为夺帝位、尔虞我诈之
内斗,长达百余万言。由於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武打紧张热闹,乃轰动一时。蹄风
挟此「清宫派武侠」和金庸、梁羽生早期作品互争雄长,几有鼎足而立之势。
游侠英雄传显然深受郑证因「帮会技击派」小说影响,故一开场就大谈中
国武术源流,兼论内外家功夫之长短;书中对於清初秘密帮会活动情形,缕述甚详
。此一系列小说旁参野史、传说,原本格局甚大;惜因作者缺乏新文学技巧,从头
到尾都以旧氏说书人的口吻「说书」;故个别情节虽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然整体
看来,不无枝蔓杂生之感。其未能获得较高评价,症结在此。
此外,又有金锋、张梦还、牟松庭、高峰等以武侠小说鸣世,亦值得一提。
‧金锋本名张本仁,一九二七年生,原籍广东。初以「毛聊生」为笔名,杂抄
「北派五大家」作品撰广派武侠小说,成书不计其数,但俱无可观。后改笔名为「
金锋」,自出机杼,写下「虎侠擒龙」等十五种长、短篇武侠小说,多半具有历史
背景;其中尤以西域飞龙传、天山雷电剑、冰原碧血录、子母离魂
剑四部曲为代表作。然此一系列穿插清宫秘辛与香妃故事,乃至描写边疆风情等
等,或多或少都曾受到金庸、梁羽生及蹄风同类作品之影响,殆无可疑。而作者以
「抄书」成名,实为异事。
‧张梦还本名张扩强,一九二九年生,原籍四川;系中央军校二十二期炮科毕
业,因故留港而以写作为生,曾任明报编辑。一九五七年张氏在武侠小说周
报发表《沉剑飞龙记》,以明初学士方孝儒后人方龙竹复仇故事为经,武林门户
之争为纬;文情跌宕有致,状声状物均极见精神。此书分为二十三回,都四十万言
,堪称杰作;可惜结尾「还珠化」,令人突兀,未免美中不足。
在香港众多武侠作家中,张梦还的文字功力直追金庸,而与梁羽生在伯仲之间
。同时他也是最迷还珠(梦还),并善於提炼《蜀山》奇妙素材之佼佼者。惟其所
受影响太深,故继作《青灵八女侠》、十二女金刚等书,便明显有《蜀山》峨
眉派诸女的影子在内,此亦无可讳言。张氏迄今已结集成书的武侠小说共有十二部
,水平殊不一致;然以争夺武学秘笈而导致各大门派对立的写法,则别开生面,领
先潮流,当与金庸首创争夺「天下第一」的写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此后这种
「花招」被人一用再用,已流於公式化之滥套矣。
‧牟松庭生平不详,文笔古茂洗练,博闻广识,彷佛平江不肖生。一九五七年
左右,写下关西刀客传、红花亭豪侠传、张文祥刺马等书。其中尤以
红花亭豪侠传(台版改名为洪门英烈传)之演武叙事、重情尚义、行军布
阵、反讽世态,无不精彩纷呈!作者兼有《水浒》与《三国》笔法之长,行文不测
,豪气迫人!惜其作品不多,否则成就当在梁羽生之上,而可与金庸比肩。
‧高峰(非高小峰)生平亦不详。观其高原奇侠传、蟠龙剑客传、
五岳豪侠传诸作,文情不俗,略似蹄风「清宫派」小说。至於香港其他武侠作家
如专写女侠传奇的江一明,以及风雨楼主、避秦楼主、石冲等,俱乏善可陈。而所
谓「新派」竟出现将古人诗赋意译为白话文者,则其荒唐程度不言而喻,也就无须
深论了。
原贴:中国武侠发展史
海鸥
《中国武侠史》
在群雄并峙的历史机遇中成长——战国游侠的活跃
2.养士之风的兴盛
战国的养士之风已和春秋时期有极大的区别。春秋时期虽列国纷争,但表面上还维系着等级有序的一统局面,有极分叽的“公”“私”观念。所谓“私”就是以下害上的一切言行,这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因为“以私害公,非忠也”。收养私属、私卒,私士,是被社会舆论所不容的。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养士,往往被描绘成野心家如公子光、白公胜之类的不轨之举。到了公开兼并与竞争的战国时代,养士已成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从战国初期的赵襄子、魏文侯及以后的赵惠文王、燕昭王、“战国四公子”、秦相吕不韦、燕太子丹,门下都收养有千人以上的门客,其养士之规模也是春秋时期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孔丛子•居卫篇记载了孔子孙孔子思关于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不同的养士之风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春秋时期,“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所以养士之风不得大倡;而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这段话深刻地道出了战国养士之风经久不衰的真谛。由于通过养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号召天下,又能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们争相礼贤人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大好局面。
成国养士之风的兴盛对快的发展起看极大的推动作用。
战国的养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结起未。据史书记载,“四公子”门下的食客都超过三千人。孟尝君的封地是拥有万户以上人口的薛邑,但他在薛邑一年的收入还不足以供养门客。秦昭襄王称赞孟尝君善于结交各种人才,说:“孟君门下,如通物之市,无物不有。”平原君门下也人才济济,“文武备具”,他曾自夸:一旦有事,“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信陵君手下的门客甚至可以潜伏在赵王的身边,他所得到的机击信息甚至比他的国君魏安僖王还快、还准确。人才的大量集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信陵君“仁而下士”,使得周围数千里的游士“争往归之”,“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其他三位公子,对社会产生的威慑力也大致相同。
战国四公子的大量养士,使得游侠有了集结的场所。这一点史书上虽无专门的记载,但也可寻见其端倪。秦围邯郸,赵王派平原君突围去楚国求救,临行时,平原君挑选“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同行。后解围时,又“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说明平原君的门下聚结了不少侠土。信陵君曾“从博徒卖浆者游”,孟尝君门下有“鸡鸣狗盗之徒”,那么下层社会的侠士也有不少集合在四公子的门下。所以韩非子称养士之风中存在“养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所谓“侠奸六万,门客三千”,且认为由于他们的大量桑结已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统治。
武侠在权势者门下的大量集绪,使得他们一开始便养成交党结伦的风气。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载门客的住处有传舍、幸舍、代舍三种,又有“传舍长”的职务,那么,战国的门客当有一定的组织方式,游侠也在所不免。这对于武侠的聚合是有利的。
以“四公子”为代表的战国权贵为人才方面激烈竞争的形势所迪,在网罗人才上遵循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行为准则。
一是“知人得士”。战国时代的游士对于养士的权贵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们能给予自己很高的物质待遇,而且要求权贵们能懂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信陵君在魏国偷盗兵符领兵解了赵国邯郸之围后,便留在了赵国。他听说赵国有两个出色的人才:一为毛公,藏身于赌徒之中;一为薛公,埋名于酒肆之内。信陵君几次想见他们,两人都躲了起来,不肯相见。信陵君打听到他们的存身之处,就悄悄地走到那儿与两人交游,相互间处得十分融洽。平原君听说后对妻子说:“我听说你弟弟信陵君天下无双。现在看来只是个糊涂虫,只知道和赌徒、卖酒的混在一起”信陵君从姐姐那儿知道了平原君的议论,感叹道:“平原君的养士原来只是贵公子的豪举,并不是真正为了寻找人才。”平原君连忙道歉。即使如此,不但天下之士,就是平原君的门客,也都投奔信陵君门下。在游士们看来,权贵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错误。这就逼迫权贵者开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识别人才的能力。因此许多隐姓埋名于民间的人才,如弹铗长歌的冯瓘、勇于自荐的毛遂都被主人识别重用,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一些生活在民间的游侠,如荆轲、聂政,都是被权贵们一再邀请,委以重任,才干出一番惊天动人的事业的。
二是“不分贵贱,一与人等”。也就是说,门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决定的,与身份的贵贱无关;而作为养士的权贵者须“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贵骄士”。正因为如此,佶陵君为了结交身为看门者的隐士侯赢,居然在闹市中和颜悦色地牵着缰绳,站在一旁,等待侯赢和别人谈话完毕,才请他上车迎到家中。燕太子丹通过“节侠”田光的介绍才得以见到身为平民的荆轲。见面时,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后“日造门下”,想尽方法来“顺适其意”。这样一种风气,使得多数埋名隐姓于民间的武侠有了被重新发现的机会。在门客中,人与人的相对平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圈。这显然与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以及战国时代“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所唤醒的游士个人意识的自觉是分不开的。任何人只要能进人这一文化圈,那么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独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识和武艺而受到尊重。中国古代社会自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起,“贵贱尊卑”等级有序的观念便占统治地位。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只有极少数时期,并在极特殊的社会一文化环境下,人际关系才有相对平等的可能。战国的养士制度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一文化环境。在这种社会一文化环境中,个人人格上独立的要求得到鼓励和尊重。
只有在战国时代,身为“屠客”的勇士朱亥可以对魏王的弟弟信陵君的数次邀请不予理采;作为平民,荆轲可以因为燕太子丹催促他启程赴秦而大发雷霆,甚至当面怒叱:“何太子之遣?”战国的游侠便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存在并发展起来的,人格的自尊显得特别强烈和敏感。
当然,作为进入这种超越尊卑级差地位的文化囵的前提。
游侠自身必须具有过人的才识和武艺,因此游侠对于自己的学识武艺都砥砺求精。《史记》说荆轲“好读书击剑”,曾特地去榆次与著名剑客盖聂论剑。然而,荆柯刺秦王不成被杀后,与荆轲交过手的另一游侠鲁句践还批评荆轲不精于“刺剑之术”。这种对胆识和武艺的严格要求和刻苦练武的习气,后来作为传统一直被中国历代的武侠所继承。
三是“合则留,不合则去”。战国的游士绝无忠于一国一姓的狭隘观念,他们有很大的选择权,可以流动到适合自己发挥才能的地方去。即如“四公子”这样的权贵,在各方面,包括个人道德修养方面都必须格外小心谨慎,才能招徕人才,平原君的一个美人在楼上见有个跛者打水,不禁哈哈大笑。那个跛者找到平原君要得美人之头。平原君不肯以一笑之故杀美人,门客离去者过半。手下有人告诉大惑不解的平原君,不要因“爱色贱士”而失去人心。于是,平原君只得砍下那个美人的头颅,亲自到跛者家中道歉。如此,游士才渐渐返回。由于激烈的人才竞争,需要权势者养士时有相当的肚量。孟尝君的一个门客与孟尝君的夫人相爱。盂尝君知道后,认为“睹貌而相悦者,人之情也”,不但没杀门客,反而委以重任。后来那位门客出使卫国,冒死阻止了卫君约天下之兵攻打齐国的打算。齐国人因此称赞孟尝君能“转祸为功”。用人者如此宽容的态度,为游士们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游侠便是在这样的“小环境”中迅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在养士之风的庇荫下,本来分散在民间的武侠迅速成为战国时代最为活跃的社会阶层之一。庆子•说剑篇记载赵惠文王特地收养了三千多名“剑士”。这些剑士都“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回而语”,可见社会地位都很低下。孟尝君在其封地薛邑,专门招致各地的“任侠”者,甚至是犯了罪、亡命他乡的侠客,人数高达六万余户。像这样高度集中武侠的做法,使得一直是以个体力活动单位的武侠阶层真正纽结在一起,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至此,武侠的存在才真正被社会所承认。
3.游侠的活跃
战国时代,武侠作为一卜独立的社会力量为人们所承认,其标志就是“侠”的名称的出现。
冯友兰在原儒墨补一文中曾指出:“侠之一字则在晚周较晚的书中,方始见。”他的论断大致是对的。直到战国中期,尚未见典籍中有“侠”的专门名词出现。那时的“侠”往往还是与其他各类武士混称为“国之豪士”(管子•问)、“豪杰之士”(盂子•滕文公上)、“剑士”(庄子•说剑)、“私剑之士”(韩非子•显学)、“死士”(墨子•备梯)等,不一而足,《说文解字》五篇上“万”部说:“俜,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俜”。据此可以得知,“侠”这一专门称呼最早可能转音于汉代称之为“三辅”的陕西中部一带的俗语方言。那里的居民把社会上已普遍出现的一类轻财重交的民间武士称之为“俜”,也写作“俜”,后逐渐变音假借为“侠”。
“俜”之所以假借为“侠”,在文字上和作为剑的别称的“铗”不无关系。“挟之于旁”谓剑,大概最初剑只是用手臂夹带的,所以剑又称作“铗”。在先秦,“侠”字与“夹”、“挟”字常通借互用,正如段玉裁所说:经传多假‘侠’为‘夹’,凡‘夹’皆用‘侠’。”因此,“侠”字在形、义两方面都可能从“铗”字转化而来。且“铗”字先秦后己不多见,大概“铗”字的消失与“侠”作为民间武士特指名词的出现不与关系。武侠的产生与先秦剑崇拜的文化心理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
从陕西三辅之地的方言“俜”转音,并在文字上从“铗”、“夹”通假为“侠”字,这一过程,大概至少在战国晚期已经完成。
因为到了战国晚期,典籍中已正式出现了“侠”字。其中,较为集中的是《韩非子》一书。书中的八说、显学、五蠹诸篇,都将“侠”作为与“儒”并列的重要社会力量看待。六反篇提到了“行剑攻杀”、“活贼匿奸”的“任誉之士”。注引卢文昭曰: “‘誉’,疑是‘侠’。”则“任侠”一词可能最早出现于《韩非子》一书中。此外,战国策•燕策三载田光的话,有“节侠士”一词,庄子•盗拓篇有“侠人”之说,吕氏春秋•音律篇也有“侠”字出现。可见,战国未年“侠”的称呼已经常使用。
“侠”的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武侠阶层已彻底从“士”阶层中脱离,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从此,“士”便成为古代社会文人的代称了。
战国时代的武侠都是以“游侠”的形态出现的。
战国的武侠与说士一样,具有自由的身份,在列国间周游,但其目的不是为了“致仕”,而是为了“交游”。他们既与民间社会的豪杰之士交往,也与诸侯权贵结交。战国时代著名游侠荆柯,祖先是齐国人,后迁居卫国。荆轲从小生活在卫国。史记•货殖列传曾指出:“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荆轲就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长大,深受熏染,故“好读书击剑”。早年一度想凭一身武艺为国王卫元君服务,卫元君未用。于是荆柯离开卫国,开始了他的游侠生涯。他曾去榆次与武侠盖聂论剑,又到赵国国都邯郸与著名剑侠鲁句践比武。后来来到燕国,与各个阶层的人物都有来往。他与屠狗的侠士高渐离结为好友,常在一起喝酒。燕国的处士田光先生也是荆轲的好朋友。荆柯还是个有心计的人。到各国支游时,他“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
后终于与燕太于丹交往,行刺秦王。据《战国策》记载,战国时代另一著名游侠鲁仲连,也曾历游齐、赵各国,为齐国解燕围,为赵国解秦田,拯救了无辜百姓的生命,却不受封爵财宝。他曾说:“所贵于大干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耿也。”这正是游侠周游天下的宗旨。
战国的游侠,其本质犹如某些文化人类学家所称,是一些“文化离轨者”。他们游离于既定的文化规范之外,蔑视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因而采取极端的抗拒行为,行动乖僻,为世人所不解。荆轲来到燕国后,天大与好友高渐离及其他一些屠夫在闹市中痛饮,喝到兴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随着乐声高歇,“相乐也,已而相泣,旁着无人者”。燕国的侠士秦舞阳,13岁时就杀人,“人不敢迕视”。吕氏春秋•当务篇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途,日:“姑相饮乎?”觞数行,曰:“姑求肉乎?”日:“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为?”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页相啖,至死而上。
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未必全是实事,但可以窥出游侠行事乖戾之一斑。
中国的先秦社会尚未形成分野明晰、各成体系的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固守古老文化传统的游侠被战国社会似乎一致的强大的时代潮流冲出了常规的生活轨道。他们佩着利剑,四处飘泊,甚至隐名埋姓,在有限的特定的圈子里交往,心灵里深埋着对于整个社会与世风的敌意,人们也将他们视为特殊的一群、主流文化的离轨者。他们极端的行为和乖僻的生活方式。
更加深了社会上对游侠群体的普遍印象。只有那些怀抱特殊政治目的权贵们才去寻找他们,看重他们的胆略和武功。中国的文化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注重稳定性的文化,而作为“文化高轨者”的侠,常常形成对文化稳定性的某种冲击而被视为社会的离心力量。与侠文化品格相反的儒文化却是一种“对庸见或曰通情达理精神的信仰”的文化,这种对庸见的崇拜,消解了极端的行为与动机,成为既定文化的一个稳定性因素。侠与儒在文化性质上的这一差异,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历史命运,对于以后中国文比发展的走向,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可以想象,作为“文化离轨者”的战国游侠因其与世风的故意对抗,会遭受按常规生活的人们的敌意或冷淡。久而久之,这些刺激性因素所导致的状况,“是一种在内心中不断增长的、到处蔓延渗透的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对个人环境因素所作出的这种尖锐的个人反应,会凝固、具体化为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性格态度就是对自身的人格尊严极端敏感的心理需求。这种需求如受到蔑视和阻碍,游侠便会作出猛烈的攻击性反应,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孟子描绘他同时代的游侠北宫黝的个性:“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恶声至,必反之”,便是如此。反之,如游侠的这种心理需求能越过社会地位差异的藩篱得到极大的尊重和充分的满足,那么他们便会倾心相交,以死作报。
聂政的事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韩国的大臣严遂(字仲子) 受丞相侠累(名傀)的迫害流亡他国。在齐国听说勇士聂政隐名埋姓为屠户。严遂几次登门拜访,都被聂政拒之门外。后来严遂打听到聂政十分孝顺老母,便准备了百溢黄金为聂政母亲祝寿。聂政虽拒绝接收,但人格的自尊得到极大的满足。成国策•韩策五详细描述了聂政的心理活动: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
因此,聂政待母亲故世后,使仗剑独自一人悄悄来到朝国都城,当帅韩国正举行“东孟之会”,韩国国王与侠累都在大堂之上,周围卫兵众多。聂政长驱直入,上阶刺侠累。侠累抱住韩王想躲避。聂政挥剑猛刺,将侠累和韩王一起刺死。左右拥上。聂政大呼,连杀数十人。为了不连累亲人,聂政割去脸皮,挖去眼睛,毁容后剖腹自杀。
从今天的眼光看,严遂如此尊重聂政,是出于其政治报复的需要,无非是一种利用的手段。但在游侠聂政心目中,确是因为对自己的“深知”而去行刺的。
从战国游侠个人的素质看,大都是战国时代出类拔萃的人才,智勇双全,并非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文献称我国中期的游侠孟舍,“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个很有头脑的人。游侠荆柯“为人深沈好书”,颇有修养。他行刺秦王赢政前,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他得了赵国著名剑匠徐夫人铸造的毒剑,见血立死,锋利异常,又让勇士秦舞阳当助手,同时,准备了燕国要地督、亢的地图和秦王仇人樊於期的首级作为见面礼,匕首就藏在地图中。临行前,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激昂慷慨,以示必死之志。一曲终了,掉头不顾而去。到了戒严森备的秦官,壮士秦舞阳不由色变振恐,荆轲仍从容应对。战国策•燕策生动地描绘荆柯刺秦王的惊险场景:
柯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戡抗之。未至身,秦玉惊,自引面起,绝袖。拔剑,剑长,掺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有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秦王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日:“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玉,不中,中柱。秦王复击柯,被八创。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日:“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
从表层次看,荆轲的壮举是为了报答燕太子丹的厚遇。实质上,作为游侠的荆柯在完成他一辈子都在寻找、都在准备完成的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正是在这件伟业完成的过程中,他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实现和证实。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游侠轻生忘死、舍生取义的侠义行为的内驱力。对于游侠来说,追求具有超越意义的“名”,甚至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们“恩不忘报”,为的是“名高于世”。聂政毁容自杀后被韩国统治者暴尸于市,悬赏千金,要弄清刺客的姓名与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闻讯后心想:弟弟是为了我而毁容的,“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于是至闹市抱尸恸哭,连呼:“这是吾弟聂政!”然后自杀于聂政尸体旁。正如作史者所指出的,聂政之所以能名扬后世,是与其姐姐甘冒杀身之祸以传其名分不开的。在侠者看来,聂政是死得其所。战国时代,重名好义的风尚在武侠阶层表现得尤力强烈。为了“名”这种抽象的精神价值被社会与历史所认可,武侠们不惜抛家弃业,甚至献出生命。因此,侠义行为源自一种类似宗教的心理冲动。不过,武侠所顶礼膜拜的不是彼岸世界的上帝,也不是来世的幸福,而是存在于现实世界面同时又具有永恒性的高尚的道德目标。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了聂政、荆轲等侠士的事迹后赞叹道:“自曹沫至荆坷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
岂妄也哉!”作为一个史官,能作出这样的历史评价,对于舍生取义的武侠来说,无疑是最高的桨赏了!
战国时代,游侠是个十分活跃的阶层,甚至发展成为当政者不得不正眼相看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韩非曾郑重其事地指出:“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已成为统治者无法往制的社会武装势力。韩非的话道出了战国游侠发展的趋向:他们已逐渐疑聚成社会群体,并在群体内确立了自身的道德准则与行为方式,为了在群体内显示自己的义节不错触犯法网。这说明自由的、独来独往的个体行动的游侠,到了战国末期已呈集群化趋势。
吕氏春秋•爱士篇记载了有关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传闻。
秦穆公有一次外出时丢失了一匹骏马,寻找时见一群乡野平民正在岐山的南麓要杀那匹骏马充饥。秦穆公说:“食用骏马之肉如不饮酒,恐怕会伤害身体。”于是便送酒给他们喝,自己也就离去了。后一年秦晋两国发生韩原之战,激战中秦穆公的战车被晋军击坏,秦穆公危在旦夕。“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穆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冯友兰认为:“此三百余人,似即是一武士团体。”《吕氏春秋》为战国未年吕不韦的门客所作,这则传闻反映的当是战国后期的社会现象。它说明当时游侠结合为松散的自由流动的武士团体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淮南子•说山、列子•说符、刘勰《新论》都记载了魏国著名的富户虞氏因侮辱了游侠,被游侠聚集起来破灭了全家的事。这一记载显露了游侠豪强他的端倪,似乎在预示看中国武侠以后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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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初学弟子 七级 江湖少侠 十三级 一派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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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武侠有18个等级,分别是:
一级 初学弟子
二级 初入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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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 江湖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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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级 江湖少侠
七级 江湖少侠
八级 江湖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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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级 一派掌门
十四级 一代宗师
十五级 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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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划分:武侠按时间分有古代和民国武侠,按流派分有新、旧以及古仙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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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其实,最初的侠客,不是金庸写的那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而是有些莽夫情节在里面的。而到了唐朝时期,侠客在故事当中的形象变得虚无缥缈起来,直到宋代,理学问世,侠客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以及侠客给自己的定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着很强烈的是非价值观和对国家的忧心的。
至于后来问世的《三侠五义》的小说,让侠客们为了国家的事情在江湖之中奔波努力,做出贡献。
再往后,就是几个武侠大家的问世,让武侠精神又来了个提升。
金庸的武侠,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小我和小我之间的矛盾,大我和大我之间的矛盾,小我和大我之间的矛盾都描写的很清楚,里面的很多情节虽然有悲情所在,但到了最后,温柔的金庸老爷子还是会给成年人一个可以期许的童话。
而和金庸并肩而立的古龙虽然一开始在学习金庸,但写到后面,古龙先生认为游侠是浪子,是漂泊不定,看似潇洒,其实悲情,看似美女相伴,其实孤独万分,无人理解。
而金庸的主人公和古龙的主人公也有很大的不同。
金庸的男性主人公,大多并没有那么潇洒,他们心里念着亲人,情侣,师父和门派,还有家国大事,倒是很有儒家思想的味道。
而古龙的男性主人公大多都是能潇洒一天是一天,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古龙的主要基调,主人公们看似全不在意,实际上是在意了也没用,索性就做一个潇洒的浪子。
金庸的女主人公为情生,为情死,情之一字是女主人公的一生所求,十分附和观众看故事的需求和童话故事中的美好。
古龙的女主人公大多是有着和男人一样的追求,甚至很多时候看上了男主的皮囊,推倒睡一晚,扭头就去忙事业,和你对着干就对着干,反正老娘更在乎事业。
金庸给成年人塑造童话,古龙给成年人讲人性本恶。
但两个人的武侠世界都让人向往。
其实,对于我本人的理解来说,我会觉得花满楼是最符合中国武侠精神的人,他虽然自幼眼盲,但功夫高深,不需要别人照顾,还能照顾别人,自己住的小楼是常年开着门的,为的是让需要帮助的人能随时进到门中得到帮助,他自己看不见光明,却能把心里的光明分享给别人,而且从不杀人。
花满楼这个人,虽不是古龙书中的主要人物,但温柔有力量,能力又好,心性豁达到不可思议,虽有家庭好友和心爱之人,却并不会为之所累,倒是通过他们更能成就潇洒的形象,个人认为,他是最符合武侠精神的一个人物形象。
茶香竹
可以这样说,武侠文化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流行文化,主要宣扬侠客精神,武侠文化中的公平侠义、除暴安良、知恩图报、一诺千金、义薄云天等等武侠精神得到人们持久深刻的认同和效仿并成为一种民族精神与华夏民族共存。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这样评价他那个时代的侠客们:“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王立教授在《武侠文化通论》中对武侠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书中主要分析了秦汉游侠精神实质与复仇心态成因等,在此不展开赘述。
中国古代的武侠根据时代演变主要分几类类:儒侠、佛侠、道侠或者无倾向的“无侠”等。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致天下大乱,王国并起,出于对人才的需求,“私门养士”成了政治集团或权臣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有本领的侠士因为自由度增加,可以自由选择投靠各种政治集团或权臣,导致侠士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这使得侠客得到了尊重和自信。在战国,侠客甚至可以改变局部政治力量对比,他们的勇武是养士者所借重的,“士为知己者死”是那个时代最高的行为准则,他们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是以勇武去报答恩主并博取荣华富贵的勇士。
一个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在那个由于战乱而造成的闭塞时代,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救世主,因为侠客集信息的传递者、混乱现状的终结者于一身,老百姓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对侠客的期望。一个勇武的侠客在那个时代有更多的现实意义,生存无优,生活环境也相对公平,也有保障自己和亲人朋友的能力,正是因为这种向往,让古人对侠客推崇备至和充满梦想。在西汉初年游侠在江湖中自由拓展空间,形成了侠能“武断于乡曲”和“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局面。老百姓心中有侠无官,以游侠为主导的江湖社会,侠客凭借一己之能力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官府的江湖局面,也形成了一套地下的传统和默认的是非标准,这样的侠客传统一直延续到解放前方才终结。但老百姓心中的侠义精神,武侠文化并没有终止,有中国人在的地方就有武侠,就有侠义之道。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读李白哪首脍炙人口的《侠客行》,重温一下中国人心目的武侠文化是如何深深地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
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小X
谢邀!我觉得关于武侠文化,于今不仅仅局限于武侠小说,有着更广泛的意义。相较于寓言、传说、诗文它并不逊色。
说起武侠文化,追根溯源可能于春秋的《刺客列传》,在以后的时光里,我们这一些杂文野史中似乎能觉察到他的一些踪迹……
时间的沉淀,祖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收音机走进了千家万户。单田方,刘兰芳等老一辈评书艺术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武侠世界。《三侠五义》七杰小五义白眉大侠《杨家将》等等,不光成为大人茶余饭后,活计闲暇中不可多得娱乐!也给了做为孩子的我一点小小的启蒙……
再后来就是电视机的普遍,武侠剧的兴起,而古龙、金庸、梁羽生三位武侠作品大师的出现无疑把武侠文化推上了最高峰……
先说古龙先生,他的武侠小说创作理求“求新求变”不受传统约束,以丰富的创作力留下了70多部精彩绝伦的作品,对于武坛先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绝对是一位让人望尘寞及的武坛圣手,堪称一代宗师。
金庸先生呢,当代武侠小说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并且一生获得了多项大奖,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武学泰斗。
梁羽生先生也是一位著名武侠小说家,创武侠作品达三十余部,其中有《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等等。
说实话,就我个人而言是喜欢金庸先生多些,其作品拍的影视剧尤为喜欢。当然古龙先生我也非常尊敬的。之所以喜欢,首先是因为它中心思想更多的是家国热情“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次呢,在其间又穿插了各类历史人物、热血青年、奸诈之辈、世井之徒等等鲜明的人物刻画可谓是形形色色令人目不暇接……最后是跌倒起伏的故事的情节,从它的铺垫、到发展或还有反转等等每一步都扣人心弦让人不忍释卷、拍案叫绝,大呼过瘾……在影视中无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等等。
而古龙先生呢?主人公不拘一格大多与酒为伴,风流潇洒,个性十足是真正的“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而女人呢,冷艳者有之,美貌者有之,热情者有之……总之就单个人物刻画来说实在是无人出其右。(如陆小凤,花满楼,傅红雪,楚留香,沈浪,李寻欢,小鱼儿,花无缺,流星蝴蝶等等)此外其中不乏一些的大起大落的人生境遇从而造成人性的扭曲的种种也成为一大看点。只是先生有时也注重于心里的描写及景物的依托(如残垣断壁,血色残阳,冰岭刀峰等等)那份无以言表的孤寂与凄美入骨侵髓久久不能消散……只是要把这些人物故事等等搬上银幕略显单薄一些……
时代在上发展,而祖国迎接我们的必定是一个又一个的飞跃。我们也同样在为祖国,为科技腾飞而奋斗着。闲暇时不防翻翻它,武侠文化之所以它传的远,因为它的美,值的……
让我们重温一下那久违的武侠梦!。
莉莉子dream
武侠文化代表着普通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代表着一般人对自由自在的向往。前者解释的是侠,后者表示的是武。
社会有不平,武侠文化就会存在;社会有不公,武侠精神就会存在。
武侠武侠,它存在的根基不在武,而在侠。不在于热血沸腾的打斗,而在于惩强扶弱的情怀。
就像年轻人迷惑古惑仔,吸引的是他们的是兄弟之间的情义精神,为了这份情义,古惑仔们可以两肋插刀,可以生死不顾。打斗、混战都只是一些表面,关键的是那份“义”。
金派武侠为什么盛行?因为他很好展现了“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一个真正的侠客不在于剑术的高超,而在于一颗为民为义的赤子之心。
这份侠义精神,是金派武侠的出众之处,也是他在影响力上胜过古派武侠之处。古派武侠展现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一个武术高超的人的心灵史和江湖史。
至于武,我们生活在一个约束不自由的世界,武提供了一种可能,让我们打破约束,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
所以说,武侠文化代表着普通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代表着一般人对自由自在的向往。
退休懒人
个人以为,武侠文化之所以可以在中华民族流传久远,自有其特定的存在价值。
这个源于平民百姓对于行侠仗义英雄人物的敬畏之情,更源于生活在底层受欺压民众的渴望之情,总希望被行侠仗义的侠道人物拯救于苦难之中。也可以说之所以流传久远,是因为他们心中希望有这样的武侠出现。
现在社会之所以流传武侠精神,是因为人们希望遇见危难、遇见不平之事,有人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救人于危难之中。更能扶危济困,行侠仗义。
自由じゆう
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有聂政、鲁仲连、专诸、侯赢、荆轲等大侠一度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们有的身负武功见义勇为,仗义疏财,有的一诺千金、视死如归,他们这些共同的特点,体现了自古至今一直没有改变的武侠文化精神。
这个武侠文化精神影响了西汉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在游侠列传中明确了武侠文化的核心“侠”的内涵:“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武侠文化的诞生做出的明确定义。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武侠小说就是出版于明朝的《水浒传》,但是真正以侠客义士为主角,以武侠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是发表于光绪五年的《三侠五义》。这是第一部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国气派的正宗的武侠小说,从此之后,武侠文化才真正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载体。各种武侠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一直繁荣发展到今天。
所以说武侠文化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文学品种——武侠小说为主要载体的,还包括传记、诗歌、戏剧、和论述武侠的评论小品等文学作品,歌颂侠义精神,并且以侠客义士为主角的一种文化形态。
首先,武侠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流传久远,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具有产生武侠文化的丰厚土壤。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从一开始就就没有停止过。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统治者独断专行,压制民主,从根本上不可能有真正爱护人民、与民同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目的,大多数时间一直是政治黑暗,奸邪横行,在朝廷是贪腐成风,在乡里则是土豪劣绅、恶棍恶霸在欺压百姓,鱼肉乡里。
其次,善良的平民百姓只能遭受摧残,被冤枉、受到残暴的压迫和敲骨吸髓的剥削,却没有反抗能力,他们几千年来一直迫切的希望有匡扶正义的大侠出现,为他们除暴安良,报仇雪恨。武侠作家们对这些百姓的哀怨感同身受,他们拿起手中的笔,通过文学来宣泄自己的不满,借歌颂侠客和义士的救苦救难、为国为民的行为鞭挞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体现了封建社会的平民意识。
统治阶级作威作福,当然仇视为平民百姓打抱不平的侠客,对这样的小说当然更是严令禁止。但越是禁止,广大老百姓越是喜欢敢于反抗的侠客形象,更加喜爱武侠小说,传播武侠文化,这就是武侠文化的载体——武侠小说一直畅销不衰,流传久远的根本原因。
tony王—黄黄
武侠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近代,在金庸、古龙等武侠大家的影响下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以小说、电影、游戏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将武侠文化推向了高潮。
个人理解,武侠文化是现实社会中人的理想化,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超然的心理文化。这个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神”“兽”“超人”的英雄主义文化。
我们可以想象:
在古代社会,人束缚在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者合一的的牢笼中。安处在被先天派定的位置上,接受着由族长、家长而家庭一般成员的家族权威,由圣贤、士而平民的社会权威,由君主、官吏而百姓的政治权威的多重辖制。
人们的生活迟滞,甚至是压抑。有时候会被严峻的现实干脆、粗暴地击倒。心中的郁结无法解开,更无处释放,只能心中幻化成某种理想型。武侠正好代替了它的存在。
现代社会,家庭、工作、教育各方面压力与日俱增,精神生活更显疲乏。武侠把人心带出低迷与萎弱,让生活在平庸状态的人们兴奋和感动,获得回肠荡气的高峰体验。
解脱,所以才沉迷。
武侠作为中国古代一群抱着对侠义理想的信仰,有意无意聚合在一起的特殊人群,有着截然不同于其他社会人群的心理反应和人格面貌。
他们常常赋予深切的情感和基于自己独特理解的道德关怀,并且身肩道义。通过自己的力量,突破自己的极限,当情境需要他们抛开习俗乃至牺牲生命,毫不犹豫。
他们往往挑战环境,突破世俗的阻隔,成为这个社会新秩序的召唤者和启蒙者。
他们真情流露,意志爆表,又超然脱俗。通过自身潜质的发挥,求得生命高峰体验。
现实社会中的我们,“堕落”的生存着,对现实名利、权势的追逐和潜意识中种种冲动和焦虑只能奴从。无法通过智慧和修养自我解释,只能在这理想化的形象中聊以安慰!无论古人还是现在的我们都把自己的这份不安分,寄托于理想中的这份超然。
理想与现实总是那么矛盾,从古至今,从不间断!
kakaxiaoqu
我对武侠文化的感情很深,也嗜读武侠小说,我来说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武侠文化是中国的英雄式浪漫。怎样的英雄算是真的英雄,自然也有不同的见解。就拿大名鼎鼎的金古两大家的作品来看武侠的特质,大概就能了解武侠文化的核心理想在哪里了。
金庸笔下的侠客,最高理想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语出郭靖)。所以金庸刻画的武侠主角,除了极个别之外,大都当得起大侠二字。
金老笔下的侠士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完成义举之后仍是隐于平凡(三十三剑客中的看门人)。
有扶危济困,急人之难的特征。(“倘若见到旁人有难而不伸手,那可空负侠客之名”)
另外,行侠仗义多了,自然在江湖之中也有了大名,所以名气和传说也是侠客气质的一个外在体现。(正义的影响力)
当然,侠客必须是忠义,不出卖兄弟的,哪怕是最最八面玲珑的韦小宝,游走于各方势力之中,也仍然因为不肯出卖天地会而差点被杀头,所以对朋友的忠诚也堪称武侠的重要特质。
相比金庸,古龙笔下的侠客则可以称作是性格鲜明的奇侠了。
古龙笔下的侠客从不像金庸书中的打斗那样大战三百回合,高手决斗,尤其不拖泥带水,一亮剑就见真章,讲的是一个快意恩仇。
奇侠们不仅性格奇特,想法特别,而且武功的奇和高也是一大特征,这样高超的本领源于对武道的执着追求,所以古龙笔下的侠客,往往武艺高绝,能镇得住大恶人,并将武功看作自己的生命。
奇侠们也继承了自荆轲以来的重然诺,轻生死的特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和金庸笔下正派的大侠们不同,奇侠虽然也做侠义之举,但往往对烟花柳巷也是非常熟悉,不过这也往往只是表面的风流,他们的内心却不为女色所动,不然就成了“八流剑客”(怒剑狂花)。同时,他们又很多情,对值得自己爱的女人用情至深(李寻欢,西门吹雪,大头杨凡,太多了,都是重情爱,轻色欲的好汉。)
古龙笔下的侠,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他们都是非常残缺的人。往往承受着普通人都无法承受的痛苦。这个真是古龙了不起的地方。侠的强大,如果仅仅是武功,那就太浅薄了,心理的强大,虽然忍受痛苦却仍然秉持着重情重义的光,这样的形象才能让人深受影响和感动。
从上面各种特质中可以看到,武侠文化是我们中国人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见到现实中的恶,就希望有能除恶的侠。见到令人生厌的丑恶世事,就希望能有不屈服的英雄站出来让人看到另一种活法。只要有人继续传承这样的文化,这样的理想和这样的形象,那就证明中国的百姓们仍在孜孜不倦地创造更好的世界,不管是塑造侠的形象,还是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拿侠的行为来衡量自己。
最后借用描述古龙的一句话来说明武侠的一个直接作用,也是对我们这些武侠小说读者的重大影响:他(古龙)要让每一个挣扎在红尘喧嚣中,却仍旧欣赏那种马上拱手作揖,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绅士气质,依然推崇那种路见不平,拔刀仗剑相助的侠客与骑士之慨然的中国人,有呼出一口长气的机会,有潇洒走一回的勇气。
武侠,是我们中华儿女的英雄之魂。
我实在太喜欢武侠了,在喜马拉雅上也在播免费武侠小说并且是优质签约主播,欢迎大家前去收听,主播名称:白马吟剑客。最近还在喜马拉雅上发现了一部小众的经典武侠,讲得挺不错的,叫博纳法器,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听一下。
Cc雯cpw
金老可以离世
但人间豪侠的情怀却应该留下
胡斐与苗人凤惊天一战
刀光剑影中是否映出了苗若兰的身影
若论大侠看射雕
郭大侠死守襄阳
当年的金刀驸马曰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岂非千古绝唱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待从头
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其实历史的华夏
悠悠五千年
总有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仗义每多屠狗辈
负心多是读书人
江山是武人打下来的
记录这些事确是书生的文笔
柔日读史
刚日读经
也许史书上寥寥几十字
却暗藏着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武侠文化也
断不亡也
zhoumincindy
武侠文化从来就有,脱胎于国人对侠义文化精神的向往,来源于战国时代的游侠。从上世纪开始出现新派武侠小说以来,到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三人的武侠小说名噪一时,顺便也将武侠文化推向新世纪新高度。
武侠从何而来?最早应该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时期出现的游侠。像荆轲、高渐离、聂政、专诸等等又名的刺客都是属于游侠,他们不图利但是图名,游走于社会高层,法家的韩非子就曾经评论: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确实这样,当这一些游侠快意恩仇,江湖事江湖了的时候就触犯了国家幸中体系,导致私设公堂的问题。
我们后面看到的武侠人物一个个都行侠仗义,也来自于这个时代的游侠。时间进入战国时代,新兴的官僚贵族系统为了自己私利或者名声,于是一个个的养士,自然而然,游侠也成了他们猎巫的对象,被怀有目的的资助,以便需要的时候好出力。上则为国杀敌,下则看家护院。这一职责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
虽然他们的职责有时候不同,但是他们的精神没有任何的损失,最少在普罗大众眼中都是一样的,他们是永远的游侠。人们忽略了看家护院的打手,但是没有忘记舍生取义的游侠。
在民间,游侠成了正义的化身。在经历一大批的文人的赞美之后,大量的诗作对他们不吝笔墨的宣扬使得他们正面形象越来越好,作为游侠文化衍生,武侠也都是这样的宣扬,在这一些文学形象中,武侠人物不仅武功高强,能救人于危难之中,能文能武,而且出手阔绰,从来不担心钱从哪里来。面对一群这样近乎神的人,有几个人能抵抗?
在文人大肆宣传之外,作为长期垄断地方的士绅也对游侠推崇备至,毕竟总有需要他们的时候,没人愿意惹这一些武夫。在下一层的老百姓一方面也需要一个大英雄来安慰自己,在遭受不如意的时候期望有人能救危难于水火。另一方面骨子里面的侠义基因让自己幻想成为有所作为的大侠,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往往这一些让人血脉膨胀,谈的津津有味。有时候就会将自己代入情境。
于是,从游侠到武侠完美的完成升华,他们被无限完美化,当独尊儒术之后,游侠被限制打压,民间却相反,甚至有时候会视他们未反抗暴政的代表,当江湖和庙堂一旦对立的时候,老百姓更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一帮游侠身上。
所以武侠文化长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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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先秦时期,法家代表韩非子就已经总结出了“侠以武犯禁”的观点。这说明至少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文化中已经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类别,侠。
的确,在《史记》之中,专门有一章游侠列传记录了朱家、郭解等侠士的义行。更不用说荆轲这一类颇有盛名的侠客。
之所以称“侠”,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道德正义的坚守、对正统规则的挑战和极端的做事方式。也就是“以武犯禁”的内涵所在。
更具体来说,侠客往往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敢于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失声的弱势群体发声的人,在古代,他们的方式是马踏流星、劫富济贫,在现代,就是仗义执言、不畏强权。这种锄强扶弱的精神可以说向来就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下根植于中国人民的血脉中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武侠文化的源远流长、历久不衰,某种程度上也和它的群众基础有关,因为作为遵守在既有规则中不能反抗、接受损害的群体,我们总是盼望会有那样一个侠客出现,他可以不受有缺陷的体系约束,用更直接的方式惩恶扬善,实现社会公正。
这种精神其实在全世界都具有共通性,只不过在美国就诞生了蝙蝠侠等超级英雄,在中国就诞生了侠客。这是由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不同。但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心理却是天下一同的。
时坚Time
个人觉得,武侠文化是我们国人,所特有的一种文化。它更多的,表现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侠义精神。是大部分人没有能力办到一些事。而精神寄托到一些有能力的,被称为侠客的人的身上。
从古时起,就有侠客的存在,就如荆轲,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侠客,为了家国,选择了行刺秦王,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再如,水浒传中,那108个哥们。他们个个都是好汉,是侠客。他们每个人,都代表了某一方面相对的正义,他们敢爱敢恨,行侠仗义。
再有,就是我们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武侠影视剪辑,剧中都有主角光环,而主角就是一个家国文化的侠之大者。就如,金庸老先生的武侠小说中,郭静,杨过,张无忌,,,等,他们就是典型的家国英雄,都是侠客。
一部电影《英雄》,更是道尽了侠客,把侠客分为了三种,一种是荆轲,为了自己的国家,刺秦的侠士。一种是像荆轲的好友,为刺秦而隐忍的侠者,最终被秦王发现赐死。最后一种是像无名那样,为了天下的侠之大者,放弃了能赐死秦王的好机会,而选择了死亡。
还有一点是,我们不管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影视剧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侠客的美好一面,是有光环的。我们很多人,都很羡慕,想成为那种角色。
所以综上,个人觉得,能够源远流长,是因为武侠文化历史悠久,符合我们的思想价值观,是我们大部分人羡慕的存在。还有就是,影视生活,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只是个人拙见。
Garlic03
原贴:金庸武侠与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