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媳两性小说

贪名比贪财危害更大，贪财者起码还能拿人钱财替人办事，贪名者虽不贪钱却不做事，蹲着茅坑不拉屎，更可恶的是有些人离开了还要把门锁上，或者把茅厕都弄塌了，其心可诛啊

[灵光一闪]自以为是清流，其实就只会拉党结派，跟明末那些个东林党一路货色，说白了就是连奸臣都不如，奸臣有时候还能干点实事，他们这些人除了嘴巴会讲就什么都不会了

翁同龢这该死不死的老东西，说他是奸臣都是轻的。据前些天在头条看到，甲午海战失败原因之一，就是他因他与其他重臣有矛盾，故此克扣海军军费不发。致使海军训练不足，物资不足，是失败主要原因。这样说来他是民族罪人。

君王统治下，哪有什么奸臣忠臣，都是君王的忠臣。所谓的奸臣忠臣都是后世因为统治需要而加上的。都是效忠君王的

流氓花少穿越流氓女

奸臣谈不上最多算个小人

不算汉奸，人家是清朝权臣。

。。。。。？

u

一是当时7清朝国库确实没钱。当然也有，但是预算给了慈禧过生日了。二是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私怨。

你要要？

他孙子把国宝捐给外国，从这一点来说，这家人就不是什么善类！国宝是你家的吗，在权利之下得到的仍然是整个民族的，你只是暂时收藏而已，管你用什么手段得到它！你无权捐给外国人！

翁同和算不上奸臣但也称不上忠臣，他只不过是清廷制衡李鸿章洋务派的一枚棋子而已。。。。。

按现代人物对号入座的话，特郎普如李鸿章， 佩罗希便如翁同龢。

流氓老师

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奸臣忠臣？什么君君臣臣？

是翁同龢的事？是腐败、顽固、剥削、愚化、自大、骄狂的清政府造就了屈辱，造就了悲惨。是“臣”的原因？上梁不正下梁歪。

一个大型企业倒闭了，是办公室主任的原因？一天到晚就在这个牛角尖里打转转。

应当夸出封建帝制社会遗留的价值观，给社会一个科学、奋进、先进、客观的评判标准。

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理是:使民众富强，国家富强。富:物资富裕充盈。强:强大、先进、科学、正义、理性、奋进、博大。其他都是带有某些利益障眼法。

纵观古今中外，使民众富强、国家富强的就是正道，没有使民众富强、国家富强的或者变贫弱的就是邪道。

一个落后、贫弱的国家有多少世界地位？能得到多少应得利益？能得到多少尊重？

使民众富强、国家富强，这就是标准，可以衡量国策，衡量治疗水平，衡量谋划者，衡量每个人的言行……

当下，我们的祖国通过从上至下的艰苦奋斗，现在逐步富强，这就是正道。

行正道、邪自销，邪积涨、道乃邪。

清朝末年清流派头子，没事喊打喊杀的那种，(像现在网络世界里的战狼，口号爱国的人)招惹出来事情，又明哲保身，李鸿章也没少给清流派擦屁股！

甲午海战失败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聚九州之铁不足以铸其错。

不算奸臣，是个迂臣，书生误国的典型代表。

什么个什么啊

俞敏洪算不算奸臣？

只能说他见识有限，如果不是清末这个时代，也算名臣了，不过儒学学腐了，没有跟上历史的脚步

唐慕馨、李念薇.、林初音、凌小依、张怡、江千雪

从古至今，宦海沉浮，派系斗争是皇权统治者们，喜闻乐见的，所以翁师付谈不上奸臣，充其量是位庸臣，以当时之世界格局，清庭处在内忧外患之境，翁师付身为阁臣，不明世界潮流之革新，只知内斗掣肘，上无替君父分忧之才，下无解救黎民如水火之能！

所谓奸臣者，卖国，贪污，欺君，擅权，害良也。但这几项严格意义上来讲跟翁同龢没有一点关系。相反，翁同龢非常忠君爱国，是一位谦谦君子。由于《走向共和》的热播，导致了大家对这为历史的人物的偏激看法，只能说他是一个恪守礼教的腐儒。实际上李鸿章也没有电视剧里的那么好。晚清有名的小白菜案即是在翁同龢主持下大白天下。翁同龢是帝师，因此属于帝党，而李鸿章属于后党，因此双方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冲突。甲午战争爆发后，翁同龢就一再上奏光绪帝要主动出击，不可龟缩港内以免被日军瓮中捉鳖，慈禧太后也一再严旨李鸿章和议已无可能，应主动出击寻找战机。但北洋水师的主体是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淮军旧部，为了保存实力，使自己在朝廷内继续有发言权，坐拥朝政，因此极力避免与日军接战。即使在光绪和慈禧严旨催促之下仍然按兵不动，仍寄希望于列强调停，并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致使日军直接从不设防的威海登陆绕到清军背后袭击清军炮台和港内的军舰。当时有人提出众多战舰龟缩在拥挤的港内容易被日军鱼雷击中，一旦一艏被毁，也断了其他战舰撤离的可能。但李鸿章就是不听，导致北洋水师全部被歼。而且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嗜毒如命，原来只是在陆上作战，并不习水战，因为是李鸿章的心腹因此被委以重任，最后也是以吸食鸦片而自尽。李鸿章对中国近代洋务运动具有贡献意义，但其本人奢华无度，任人唯亲，并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同样受儒家思想教育，甲午战争开始前，翁同龢等坚决跟日军决战，不议和，不割地，不赔饷。这不是书生意气，而是这么多年以来他作为户部尚书非常清楚北洋海军耗费了国家多少财政，是有能力有条件跟日军决一胜负的。但李鸿章恰恰相反，找各种理由推脱开战，主动避战，刻意示弱，导致清军大败。甲午战争结束后，帝党跟后党的矛盾日益尖锐，作为帝师，站在光绪一方是天经地义的。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帝党官员全部遭到打压清算，翁同龢也被安上了一个个大帽子。说什么扣押北洋水师军费，反对变法等。恰恰相反，扣押北洋水师军费的指使者其实是慈禧，大家想想在封建社会，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下旨拨款了，翁同龢有多大胆量抗旨不拨。另外翁同龢是坚定的维新派，支持变法，也就是因为这个也是被慈禧厌恶的主要原因之一。民国建立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追求占了主流。很多人觉得参与过洋务运动的都是实干家，都是忠臣，而那些腐儒旧吏都是顽固派，阻碍了国家发展。其实是不管哪派都有爱国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另外《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严重美化李鸿章，演到跟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时李鸿章称自己岁数大了，不怕人骂，签字的骂名还是由他担着，因此抢过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的笔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稍微了解国际法的都知道，一方政府任命的全权代表签的字才具有法律效应，因此即使李鸿章想签，八国政府也不会答应。

翁同龢不算奸臣，但他身上几乎具备所有明末东林党人的毛病，结党营私，心胸狭窄，不顾大局，排斥异己，公报私仇，致国家大事毁于个人恩怨，是书生误国的典型。

恭亲王奕訢临终时，光绪皇帝前往送行。光绪问恭王，朝中人物谁堪大用？恭王以李鸿章、张之洞、荣禄荐之。光绪问，翁同龢何如?恭王目眦欲裂，“聚九州之铁，不能铸翁同龢之错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恭亲王奕訢是贤王，为人谦恭良驯，而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在他和咸丰皇帝年少时当过他们的老师，他本人也与翁同龢同朝为官几十年，如今却让他如此深恶痛绝，可见翁同龢真的有问题。

人生在世，总有些人天生就握有一把好牌，而自己又很努力、很争气，翁同龢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出身于江苏常熟的书香门第，父亲翁心存是上书房总师傅，也是官居一品的体仁阁大学士，真正的宰相。而翁同龢年轻时很上进，书读的好，学问堪称精纯。咸丰六年殿试，他高中一甲第一名，成了人人艳羡的状元。翁家门风好，同治二年，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源又是状元。

帝师的儿子又是状元，当然也得是帝师。同治四年，小皇帝的启蒙师傅李鸿藻入值军机，而当时上书房的其他师傅青黄不接:徐桐不学而冥顽，倭仁深入不能浅出。而小皇帝的功课正在紧要关头，不能没有得力的人教他。于是翁同龢升任弘德殿行走，奉命“启沃圣聪”，顺理成章地接替李鸿藻在上书房的所有差事，成了帝师。

平心而论，那个时候的翁同龢，学问扎实，儒雅而循循善诱，是小皇帝身边最得力的人。因此，两宫皇太后对他印象颇佳。翁同龢也因此官符如火，到同治十一年就蒙恩赏头品顶戴了。清廷的官制，头品顶戴是文臣的最高级别，相当于现在的正国级。翁同龢那时的职务是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按规定应该是从二品。

也就是那个时期，翁同龢干了一件值得他一辈子夸耀的事:力主平反杨乃武小白菜案，狠狠打击了那些自以为百战攻高而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的湘军将领们。

杨乃武小白菜案是光绪初年的一件轰动全国的冤案，它源自浙江余杭知县刘锡彤为了洗脱儿子而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一桩风流官司。当时参与办案的浙江官场审核不严，被刘锡彤绑架，只好将错就错，判杨乃武和小白菜死罪。

但是杨乃武的姐姐不服，进京上访鸣冤，刑部秋审处经过复查，认为案件疑窦重重。当时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宝鋆等人都不愿意得罪正在新疆打仗的左宗棠，打算息事宁人，因为浙江巡抚杨昌俊是左宗棠最得力的部下。已经是刑部右侍郎的翁同龢得报后坚决主张一追到底。他以光绪皇帝师傅的身份找到醇亲王奕譞，就好像今天班主任老师家访一样，说动奕譞上奏慈禧太后，慈禧下旨将全部涉案人员押解北京，重新审理。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浙江官场自巡抚杨昌俊以下，学政胡瑞兰、知府陈鲁等100多位官员革去顶戴花翎永不续用，办案的知县刘锡彤、仵作沈祥和臬司衙门的师爷等30多位官员获罪充军。

题主说的与李鸿章的恩怨影响了对北洋水师的拨款确有其事，此事源自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被參案。

翁同书是翁心存的长子，翁同龢的哥哥。咸丰八年，他升任安徽巡抚。当时捻匪正炽，朝命他协助胜保剿匪。翁同书先胜后败，从驻地定远弃城逃跑到了寿州。当时朝廷正因为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逃跑一事恼怒，对于督抚守土有责特别看重，所以朝野都对对翁同书很有看法。

而寿州也不太平，地方团练的首领内讧。其中一方的苗佩霖是个反复无常的狡诈小人，他本来暗中勾结洪杨，引他们来攻寿州，却反咬一口，诬陷苦战守城有功的孙家泰。这个孙家泰也不是外人，是后来宣统朝谥文正的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的哥哥。

翁同书搅到他们的纠纷中，又听信苗佩霖的一面之辞拉偏架。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看出来苗佩霖不是个东西，可翁同书一根筋，认准苗佩霖。孙家泰和另一个功臣蒙时中吃了大亏，被翁同书斩了首级。而苗佩霖也没让他失望，马上投了太平军，翁同书等于被骗了。

翁同书这个人不愧是翁家子弟，学问家世没的说，但不会看人，也不会办事。偏偏他又眼高于顶，对于当时出身不高的湘军将领不屑一顾。

当时安徽是围堵太平军的前线，各路人马云集，曾国藩的湘军和向荣的江南大营几十万大军摆在安庆和寿州一带，军情如火。翁同书是巡抚，他的态度非常重要，直接影响朝廷对前线形势的判断。可他首鼠两端，态度暧昧，几天一个奏折，反复无常。北京的军机处也莫名其妙，指授方略时稍一犹豫，就贻误了最佳战机，让苗佩霖从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中逃出了生天。翁同书分明是纵虎归山，此前大家所有的努力都归了零，所以他把前线将领都惹毛了。

当时身处安徽前线的统兵大员，湘军的李续宾、鲍超，还有袁世凯的叔祖安徽藩司袁甲三，后来慈禧的红人漕运总督吴棠等，无不对书生误国、自毁长城翁同书痛恨有加，一致要求严办。

严办就是杀人，可是曾国藩犯了难。翁同书是一定要杀的，不杀翁同书就杀不了前面的何桂清，镇不住督抚弃城而逃的风气，也对不起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可杀翁同书确有难度，他的父亲是上书房总师傅，也是咸丰皇帝的老师，满人特重西席，皇帝看老师的面子肯定会网开一面。

恰逢李鸿章到安徽看望老师，看到曾国藩坐困愁城，主动请缨为老师代笔给咸丰皇帝写奏折。李鸿章的才情虽然比不上翁状元，但比他的老师高多了。他奏折里有这样一段话:“臣职分所在，理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是神来之笔，把皇帝所有的恻隐之心都打消了。奏折到京，军机处的章京们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李鸿章一炮而红。

皇帝的嘴被堵住了，翁同书被判斩监侯。他的父亲翁心存听到这个消息，一股急火攻心，竟一命呜呼。皇帝正好就坡下驴，改翁同书流放新疆。

但翁同龢却从此恨上了李鸿章，把他当成杀父仇人了。那以后，只要是李鸿章的事，他一律反对，不管对与错，也不管是否于国于民有利。

翁同龢与他所有的前任不同，喜欢结党。他利用帝师的身份，以清流领袖自居，拉帮结派，在朝中网罗一班言官，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同时，他与乃父翁心存一模一样，政治主张强硬，是对外关系中的鹰派，每当国家有战事，他和他的党羽们必定主战，说一些不关痛痒的废话，听上去政治无比正确，却没有任何建设性和可操作的余地。翁同龢的目标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哗众取宠，意在博取舆论的主导权。

甲午战争之前，翁同龢已经是首席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俨然当朝宰相了。他处处刁难李鸿章，找种种借口拖延北洋水师的拨款，同时又不断地在皇帝面前进谗言，用阴谋论解读李鸿章的种种行为，硬是把李鸿章变成了光绪皇帝眼中的“后党”。

1890年，在甲午战争开始的前五年，翁同龢上书皇帝，以国家度支艰难和北洋水师规模已具为由，请求停止北洋水师购置舰船和弹药。就此，北洋水师发展停滞，再也没有购买一发炮弹，致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水师最大的军舰致远舰的主炮上只剩一发炮弹。

此前，李鸿章在现有炮舰基础上，从实战出发，自己设计改进了两艘新型军舰，已经交德国厂家定制。就在厂家即将交付之时，翁同龢提出停止北洋的一切军火采购，导致北洋水师不得不违约。日本得到此消息后大喜过望，不惜一切代价将两艘军舰购回，这就是在甲午海战中重创中国军舰的吉野号和高砂号，当时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火炮最强、技术最先进的军舰。

北洋水师弹药不足的情况翁同龢知道的一清二楚，但在朝鲜东学党事发，朝廷讨论中日之间战与和时，翁同龢站在李鸿章的对立面，极力主战，并操纵舆论，把李鸿章塑造成避战畏敌的胆小鬼和卖国贼，这严重误导了年轻的光绪皇帝，他不顾李鸿章的务实分析，毅然发动战争，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失败。

战后，翁同龢在朝堂上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李鸿章身上，甚至极力主张杀李鸿章。最终慈禧太后没有听他的蛊惑，只把李鸿章撤职了事。那个时候慈禧太后心里雪亮，只是碍于光绪皇帝的面子不好动他罢了。

到了戊戌变法时，翁同龢向皇帝推荐了康有为，这件事触了慈禧的逆鳞，导致他被罢黜回乡养老，也是他自掘坟墓。

按理说，以翁同龢的学养和资历，应该看不上屡试不第的康有为的。但他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培植党羽，尤其是有文名的青年才俊。康有为当时差不多名满天下了，翁师傅当然不会放过。

翁同龢在光绪朝多次参与会试和殿试阅卷，他常常假公济私，以从落卷搜遗和改动名次的方式为自己拉拢新科进士。

传说他与康有为相识就是如此。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携弟子梁启超一同进京赴会试，本来康有为的卷子已经落榜，翁同龢却在搜遗时将其找到，按他的意思是打算将康取为探花，但主考官许应骙和副主考李文田坚决反对，只好取为二甲第四十六名。

不仅是康有为，状元张謇也是如此。张謇素有文名，翁同龢早想把他招揽至门下，在张謇参加会试时，翁同龢几次误将其他人的卷子当成张謇的考卷而取中，反而使张謇多次落第。光绪二十年恩科，翁同龢干脆派人盯着张謇答完卷直接将卷子送给自己，匆匆看完就劝说其他阅卷大臣将张謇取为状元 ，后来张謇果然成为翁同龢最忠实的党羽。

翁同龢这个人，身为帝师和首揆，本应成为士大夫楷模的。但他私心重，气量狭，限制了他的格局。他不是贪官，但他好名，结党营私，这其实比贪官的危害还要大。他身居高位，却缺乏古大臣风范和士大夫家国天下的情怀，甚至连程朱理学的基本修养都欠缺。纵观他一生的作为，当得一句“书生误国”的评价。

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宣统朝了。小皇帝不懂事，载沣和隆裕太后念及他是光绪皇帝的师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给了他一个文恭的谥号，这个谥号不错，给翁同龢是糟蹋了。

当然算，而且是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但是，翁同龢这个奸臣又与一般的奸臣不同。翁同龢是一个最像忠臣的奸臣，所谓“大奸似忠”。

一般的奸臣，都好贪。以此满足自己的私欲，醉生梦死。但是翁同龢不贪，他两袖清风，为官清廉，生活朴素。他不但自己不贪，还痛恨别人贪。他是“清流派”的代表，敢于参劾别人，一身正气。

这样的一个官，简直是道德楷模。

但是且慢，满口仁义道德者，多是满腹男盗女娼之辈。翁同龢虽然不贪财，但是贪名。他不仅是爱惜自己的名声，简直是沉醉于自己光辉的形象中，几乎到了自恋的地步。

一个人一旦自恋，就会自以为是，那就离愚蠢不远了。而且翁同龢身旁还围着一群拍马迎合的门生故吏，这更让翁同龢产生了睥睨天下的错觉。

甲午战争时，他不顾实际情况，力主清廷与日本开战，就是在这种错觉中做出的误判。

更可怕的是，他还开始怙恃弄权。李鸿章的北洋搞得蒸蒸日上，翁同龢便站在张之洞的南洋一边。为何？为了加深两大封疆大吏的争斗。他位于中枢，渔翁得利。

他以各种借口，不给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拨银子，就是为了压制李鸿章。

当然，他压制李鸿章，并非只是为了弄权，还是为了公报私仇。

翁家与李鸿章是有杀父之仇的。当年太平天国时期，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因为怯战脱逃，导致湘军陷入险境。曾国藩一怒之下，令人起草奏折，参劾翁同书的大罪。结果，翁同书被判斩刑。

起草奏疏的，正是当时的湘军幕僚李鸿章。

翁同龢的父亲叫翁心存，曾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听说大儿子要被砍头，急火攻心，竟然一下子死掉了。清廷看在翁心存是帝师的面子上，就免了翁同书的斩刑，改为流放。

因为这件事，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梁子就算结下了。一直以来，二人都不和。

身为中枢重臣，做事不是以国家为重，而是私心代替公心，这充分暴露了翁同龢的心胸狭窄。

历史上的那些奸臣，大都知道自己是奸臣；但是，翁同龢到死都不认为自己是个奸臣，他觉得自己一直是个大忠臣。

这样的奸臣，才是误国误民的巨奸。

愚蠢至此，而不自知，枉为两代帝师。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冤枉翁同龢了，他肯定不是奸臣，而且也说不上“故意拦截北洋水师的军费”。

翁同龢在晚清乱局中不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对于政争也很热衷，但是翁同龢实在说不上奸臣。

说翁同龢故意“故意拦截北洋水师的军费”，其实是指的光绪十六年（1890年），户部上奏，以海军规模已具和国家度支艰难为由，请求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

然而这绝对不能简单的和“故意拦截北洋水师的军费”划等号。

户部所谓暂停“购买军火”是指的新的外购项目，并没有克扣北洋海军经费，北洋海军军费也不归户部划拨。

北洋海军主要经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日常开支，从海防协饷内支用。1887年至1894年，北洋方面共获得1000余万两协饷款，平均每年130万两；第二部分海军衙门直接拨款。提供“北洋八大远”（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平远舰）的薪粮公费、燃料、维修费用。这笔款项为北洋独得。从1886年至1894年，共约400万两库平银。

这是北洋海军主要经费来源，这两笔主要收入并不归户部调拨，所以不存在“故意拦截北洋水师的军费”这件事情。

其次，尽管每年会固定调拨给北洋海军固定军费，但是由于清朝并不是一个近代化国家，还属于中古国家，别说国家预算，就连银行都还没有成立，财政上还是沿用“量入为出”的老久财政原则，一旦有突发事件就会到处挪用经费。事实上在翁同龢执掌户部以前，北洋海军军费就经常性被挪用，当然，绝大多数挪用是因为国家突发灾害，比如仅光绪元年就有“滇案恤款”20.3万余两、“借拨河南买米银”4万两、“山西河南两省赈款”20万两、“京师平粜不敷价银”7.4万余两、“河间等处井工”4万两、“惠陵工程”4万两……类似这种挪用，我们今天很难说是出于私心，比如河南灾荒，户部确实没有这笔钱，总不能眼看着河南灾民饿死，那怎么办？只能从其他地方挪用，北洋海军每年预算好几百万两，当然从北洋挪用是最方便的。

最为关键的是户部挪用北洋海军军费并不是翁同龢执掌户部以后的事，早在北洋海军成立之日就开始了，所以这也怪不到翁同龢头上。

最后一点，翁同龢执掌户部后为什么要“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

一方面是因为李鸿章天天吹嘘北洋海军世界第八海军，那么在没有近代国家和近代国际政治概念的翁同龢看来已经如此厉害了，又何必继续购买外国军火呢？更何况李鸿章办洋务、搞北洋海军，自身真的不干净，就连李鸿章自己的女婿张佩纶在甲午战争爆发前都吐槽李鸿章老用一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翁同龢担心李鸿章也外购军火名义捞钱，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

另一方面就是当时户部真没钱，晚清清政府一直到1900年后才开始试图建立近代化金融体系，在此之前，朝野上下没有人觉得清朝金融体系和税收体系有多落后，加上两次鸦片战争使得清朝关税被外国人把持，这使得清朝从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一直没有摆脱财政困境，一直依靠各种捐厘税金来维持朝廷的多余开销；再加上慈禧的颐和园工程，户部确实是没有钱，所以“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真不能算翁同龢公报私仇，我觉得任何一个不怕得罪李鸿章，又没有国际眼光的户部尚书都会做这个决定。

这里再说一下颐和园工程，颐和园工程表面上是慈禧贪图享乐要修园子，实际是关乎中国古代政治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传统：皇帝亲政。说白了，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忠臣都应该无条件支持慈禧修颐和园，因为这标志着慈禧准备把权力还给皇帝，所以颐和园越早修好，光绪帝就能越快亲政，所以只要是认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大臣都无条件支持和拥护给慈禧修这个颐和园，因为这代表着清朝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垂帘听政”不正常政治生态后终于要回归正常政治生态了。

综上所述，翁同龢放在古代王朝政治伦理下审视，他绝对不是奸臣，相反，还是一个忠臣，当然，他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没有看到日本实际威胁以及当时清朝险恶的国际环境，但是话又说回来，当时清朝上下又有人能有这样的眼光呢？

借用恭亲王奕訢评价翁同龢一句话：此人居心叵测，怙势弄权，聚九州之铁，难铸此大错！此人虽有正气，满腹经纶，不贪不贿，但过于迂腐，两任帝师结果如何，是文人误国的典型，根本无法理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李鸿章再不济，也能弄点洋务，建个北洋水师，出事了能擦屁股，而翁同龢满，嘴大义说漂亮话谁都会，但真正做了什么实事？

图为常熟翁同龢故居，綵衣堂。

举几个例子，光绪13年，李鸿章倡议修建从天津到通州的铁路，醇亲王奕譞支持，以翁同龢为首的大臣反对，理由是李鸿章有资敌扰民之嫌，其实真正理由是户部钱款紧张，不可再兴事，同年郑州黄河决口，礼部尚书李鸿藻督办河务要钱，翁同龢不给，结果李鸿藻因日久无功被革职，翁同龢把钱揣着干嘛呢，给光绪大婚，给老佛爷修园子，当时的光绪大婚仅预算达400万。

戊戌政变后，翁同龢被慈禧革职，并不叙用，图为翁同龢蜡像。

清廷本就入不敷出，翁同龢跟李鸿章的私仇直接上升到国家层面，处处克扣北洋水师的军费，装备更新换代的钱硬是被拿去修了园子，丁汝昌申请换几个炮，翁同龢都不批。甲午一战，李鸿章非常清楚根本不堪一击，只能主和，而海军经费移修颐和园的慈禧和翁同龢，不想留下昆明湖换了渤海的诟病，坚持主战，结果全军覆没，北洋军打到日本吉野号上的都是空炮，大清不亡谁亡。

1904年翁同龢死了，活75岁，图为翁同龢墓。

再说戊戌变法，维新是他支持的，康有为那货是他推荐的，明定国是诏是他草拟的，但是空变法实保守是他，反对康有为是他，满腹猜忌的是他，变法开始就被罢免的官员也是他。翁同龢一生在皇帝边上虽兢兢业业，但空有其位，碌碌而无为，是文人误国的典型。

作者：金满楼

说翁同龢是奸臣，未免也太高估了他。充其量，翁同龢也就是个书呆子。

常有人说，甲午战败，败在北洋舰队；而北洋舰队，又败了翁同龢之手。

此话怎讲呢？早在清朝还没灭亡时，就有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大东沟海战失败后，慈禧太后令翁同龢赴天津面见李鸿章询问对策，后者李鸿章见了死对头后怒目相视，半晌才质问道：

“翁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动辄驳回，现在事急才问兵舰之事，试问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龢只好陪着笑说：“我等主管户部，总节约为尽职，如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恨恨地说：“尔等平日疑我跋扈，那些清流们又动辄参我贪婪，我若是再哓哓不已，还能活到今天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户部下达的禁止外购军械令对北洋舰队大概是最为致命的。

从1889年开始，北洋舰队即停止购买新军舰，而日本却以每年至少增加一条新军舰的速度快速扩张，至甲午年时，日本舰队已经全面超越了北洋舰队，胜败已分矣。

也有人说，翁同龢阻扰北洋舰队的发展其实是与李鸿章有着私人恩怨有关。

原来，在剿灭太平军时，翁同龢长兄、安徽巡抚翁同书被曾国藩弹劾“纵贼、失城”等大罪，结果翁同书褫职戍边，其父翁心存一气身亡。

事实上，曾国藩的这一弹章，不是别人，而正出自李鸿章的手笔。

由此，无论李鸿章搞海军还是修铁路，处处都受到翁同龢的掣肘，“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谤纷纷，终不获行其志。”

当然，仅以甲午之事评价翁同龢当然并不公道，毕竟翁同龢为两朝帝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翁同龢的毛病在于，他这辈子没有经历过事，尤其致命的缺陷是：

他没有在基层做过官（哪怕做上两年知县），而是一直浮于上层，对民风政情实无亲身经历，所以其认知、眼界、实务都有很大的缺陷。

如此，在他的影响下，光绪皇帝亲政之后，在甲午和戊戌问题上一错再错，这不能不说和他有莫大的关系。

老实说，翁同龢学问人品尚可，如果做个太平宰相倒也马马虎虎，但碰到晚清这种时期，他这样的书呆子可就要栽跟斗了。

晚清的官场上，有两个重要人物，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是李鸿章，一个就是翁同龢。

两个人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既同朝为官，又属不同的阵营，还是私人感情上的死对头。

晚清知名对联：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说的就是上述两个人，显然，这幅对联对他们两个饱含讽刺，那么翁同龢是不是奸臣呢？

一、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就是人活着的时候，不好多说，但人死了后，就可以系统客观地去评价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神医喜来乐，俺们是老乡，沧州人。其中有喜来乐给李鸿章看病的情节，喜来乐把台湾比作烧饼，把沧州比作烧饼上的芝麻，这么大一块烧饼说丢就丢了，你的病我看不了。

李鸿章当时怒了，说了一句：

“议和是太后让去的，条约是圣上批准的，所以满朝文武都说条约签得好。我也知道，等我百年之后，我一准不是个人啊。可我以为总得等我死了才会有人骂我，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你也敢说这番话。”

这就是李鸿章对于盖棺定论地阐述，他也清楚自己签了这么多卖国条约，死后必然会被骂。但是他也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议和是慈禧太后要求的，条约是光绪帝签字批准的，结果这个锅让他背了。

同样，喜来乐也有小市民的局限性，他只知道签约的是李鸿章，也只敢骂李鸿章。对于真正导致战争失败的太后和光绪帝，却不敢表达意见，这或许就叫反奸臣而不反皇帝吧！

同样的道理，后面对于翁同龢的评价，也仅仅是把他放在了“奸臣”的位置上，而不是去追究他身后的势力。

咦，有人就有疑问了，翁同龢什么时候成了“奸臣”了，教科书中可不是这么写的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二、

还是回到那副对联，那副对联其实就表明了两个意思：

一是李鸿章太贪心，二是翁同龢太无能，其实这样解释，并没有做到一一对应。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开始逐渐理解了李鸿章和翁同龢，李鸿章也转变成了实干家，翁同龢却成了空想家。

至于贪，其实俩人都贪的，一个是贪财，一个是贪名，当然，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清流是被饿死的，也就是说清流并不清贫，真正清贫的活不下来。所谓的清流，不过是一个阶级罢了，他们总是站在道德的最高点，抱团抨击异见者罢了。

作为高干子弟，货真价实的科举考试状元，且为两任皇帝的老师，还是清流领袖。翁同龢在史书上一直是以正面形象出场，其人品，还是毋庸置疑的，最起码主观上没有做过恶事。

在我们小时候，或者是传统观念中，人就分两种，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非黑即白：

比如坏人，就得有个坏人的样，坏得流脓的那种，像从小就弹球打蛋、放屁呲窝、劁猪煽马切驴蹄、漱梨核子拔烟袋、偷鸡摸鸭子、爬瓜溜西瓜皮……

长大了后看见民女就想上啊，看到老人就想踢啊，看到小孩就想拐啊，等等等等。这类型的坏人，虽然“坏”字写在脸上，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他发坏的后果没有那么严重。

讲这些例子，倒不是翁同龢有多坏，而是要表明，有时候不坏的正人君子，其对国家，对个人，所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前者！

三、

对于翁同龢，咱有一说一，其人并不坏，他比顽固派要开明的多，像维新派的康有为就是他推荐的。他又比洋务派和维新派要保守，尊崇儒家的那一套，也有点排斥外来事物。

晚清认识翁同龢的人，评价他人是聪明的，但是格局方面，还是欠缺：

“自小即长于察言观色，行事处世圆滑。”

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评价翁同龢：

“临事喜纳群言，而不能别其是非，持论不免两歧。”

这句话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翁同龢这个家伙，缺乏魄力，说话办事总是站在道德最高点的。他不干，也能说出自己不干的道理，他干，也能说出他干的道理。这样做也行，那样做也可，在他嘴里，总是能给自己圆场，这就是读书太多的人，迂腐的表现。

他可以喷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也可以夸自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他可以喷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也可以夸自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这也导致在举荐康有为一事上，他犯了糊涂：

他知道光绪帝肯定喜欢康有为，所以举荐的时候，一直夸他的才干胜自己十倍。康有为是啥人，朝廷上下谁不知道，翁同龢此举算是得罪了顽固派，可是他还不放心康有为，又加了一句：

“人之心术，能否初终易辙，臣异未敢深知。”

得，这下子又把维新派都得罪了……

四、

翁同龢要不要为甲午战争的失败买单？

言归正传，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责任在翁同龢身上。在《走向共和》中，关于这个问题，也是阐述的相当准确，究其原因，无外乎这么几条：

如果说带有个人情感的话，很多人会觉得翁同龢小肚鸡肠，因为自己大哥翁同书的事，跟李鸿章有了私仇。所以，在后来他当户部尚书的时候，故意卡北洋水师的经费。还在后来成了主战派，怂恿光绪帝宣战，并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如果从阴谋论或者是党派斗争上谈的话，则是因为翁同龢是帝党，李鸿章是后党：

1886年的时候，慈禧太后良心发现，要还政给光绪帝，不再垂帘听政了。翁同龢这个迂腐的文人就体现作用了，这一点他还写到了自己的日记里，在他的观念里，最高权力（皇位）的禅让，是要三辞三让的。

“三辞三让”是源自于周泰伯让位于季历事，后人称之为盛德，后来就变味了，成了一种潜规则的礼制了。比如曹丕辞了几次后，才勉强接过了汉献帝的皇位，比如李世民，也是一再推辞，才不得不接受李渊的皇位。

所以，翁同龢自作聪明的恳求慈禧太后，不要一下子归政给光绪帝嘛，你还可以训政啊，巴拉巴拉，想塑造一个母慈子孝的典范，此处可怜光绪帝一小会儿。

结果，人家慈禧太后倒不客气，既然你这么强烈的恳求我，我就勉为其难，再训政几年吧！

五、

1886年到1888年，这段时间，其实是两套班子在运作，光绪帝一套， 慈禧太后一套，但军政大事还是慈禧太后掌控。

1888年，光绪帝大婚，这时候是要完全归政给皇上了，慈禧太后也不恋权，时不时去还没修好的颐和园小住，至少她得做个姿态。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就开始耍小聪明了，也是从这时候起，北洋水师的经费断了，他开始全心全意促成颐和园的迅速完工：

“南北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

后来爆发的甲午战争，主战的翁同龢其实还有他自己的小算盘：

这个算盘也是相当的龌龊，战败了，则可以一举废掉北洋水师，废掉李鸿章的兵权，后面再建大清海军，光绪帝掌握兵权。如果打胜了，更显得光绪帝的威武和自己决策的正确，乘势废掉后党的军权，也不在话下。

只是，翁同龢没有想到战败的代价如此之大，他又反过来埋怨李鸿章去签那不平等条约了：

“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

实际上，我觉得翁同龢的思想不一定会这么龌龊，也不会那么小家子气而不顾大局。纵然他跟李鸿章有私仇，但是放在了军国大事上，这种气度还是得有的。

六、

翁同龢这么表现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迂腐，他这种文人从政，最大的弊端是不接地气。他根本不认为大清会败给日本，完全是怀着一腔热血，忠君报国的思想主战的。

毕竟北洋水师吃了那么多银子，平时张口闭口就是老子亚洲第一，怎么真到事儿上了，你李鸿章又说打不了呢？

北洋水师战败，不仅翁同龢震惊，整个清廷上下，包括西方列强们也震惊了，简直不敢相信，当然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我们前面也分析过好多次了，就不细讲了。

在《走向共和》中，恭亲王临终前跟光绪帝说话，提到了翁同龢，他气不打一处来，评价翁同龢是：

“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

意思就是说，把整个天下的铁都哪来铸，都没有他翁同龢犯的错大！

实际上，恭亲王之所以不喜欢翁同龢，除了甲午战争失败的痛心疾首外，还是因为他是洋务派。搞了这么多年的洋务运动，一场战争，打回了几十年前，自己一生的心血全废了，无处发泄，只能发到翁同龢身上了。

对于翁同龢来讲，他的才华、学问、清廉都没有问题，为人也算正直。但吃亏就吃亏在他读书太多，满腹经纶，什么事到他嘴里总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且好为人师。

出发点不能说他错，但终归是得罪了太多人，再加上后来意志不够坚定，变来变去的，最终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所不容，随便找了个借口，弄回家养老了。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慈禧太后曾经动过杀翁同龢的念头，但荣禄帮他躲过了杀机：

“本朝尚没有杀过师傅！”

翁同龢临终前，作了一首诗，算是给自己的一生定了性：

“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回到题目，奸臣的话，翁同龢还真算不上，但是确实误了国，本来可以做到更好的，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是个昏臣吧！

身为帝师的翁同龢，文采出众，在晚清地位尊崇，一向被塑造成一个谦谦君子，为国为民的形象，而事实上，翁同龢公报私仇的小人。

众所周知，晚清汉臣势力庞大，身为满清根本的满臣与汉臣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矛盾。权势煊赫的李鸿章也不得不处处掣肘，而翁同龢为了一己之私，只考虑个人而不顾全大局。

翁同龢兄弟翁同书因太平天国时代弃城逃跑，李鸿章替曾国藩背黑锅参了一本，结果翁同书被充军流放，翁同龢父亲翁心存一命呜呼，翁同龢毫不考虑自己兄长有错在先，从此处处与李鸿章作对。

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掌管财政的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看似强大，内部其实相当脆弱，这也是为何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一直不敢轻易出战的原因。

战败以后，翁同龢又借此攻击李鸿章，议和之时，众人默不作声，装聋作哑。只有李鸿章前往日本，然而割地赔款之后，道貌岸然的翁同龢又开始攻击李鸿章“卖国”。

作为儒臣的翁同龢，根本不知外界究竟是什么样，却非常主张变法，重用康有为，但真正开始变法，又以领袖自居，处处指手画脚，最后与皇帝起冲突而被冷落。

这位老先生虽位极人臣，但却仍计较小仇不顾国家大义。只知道玩弄权术，耍政治手段，却没有一丁点的经世致用之能。说到底虽非贪赃枉法之徒，但也就是一个只顾虚名之辈。

这个问题老梁来回答。

翁同龢，看着这三个字老梁心里老大的不痛快。题主说他算不算奸臣，老梁觉得题主您老人家把那奸臣俩字扣了，他不配！翁同龢充其量就是一个小人而已，离着奸臣二字还差老大一块。所以题目应该这么问翁同龢这老头算不算小人？哎！这就合适了。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呢？老梁很肯定的回答，这老头绝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沽名钓誉之徒脑瓜顶上贴一清流的标签，就真以为自己是个清流。

唠叨了这么长，老梁觉得心口这块老痰终于下去一点，那么今天老梁就和大家伙聊聊翁同龢这个人。

咱天朝上上国大清朝对清流有一个明确的解释，比喻脑瓜顶上的政治俩字没有污点，特别清明的一类人。

当然满清政府养的清流也着实太多了点，最后都形成了一个政治派系，这政治派系下边蹲着一大帮人，老实说这帮人里面有多少是真正的清流，给老梁感觉真心不多，更多的是靠着清流二字混饭吃的主。

所以人多了这清流又分为北派清流和南派清流，这个北派清流是最开始出现的，直到老寡妇慈禧老佛爷玩腻味了，一脚把这帮子北派给踹了，这帮人算是彻底的解散，跟着后面崛起的就是这南派清流，领头的就是这翁同龢。

而翁同龢老梁觉得这就是一个被政治耽误了的书法大家，大家伙要是有兴趣查查，你查到的一百条有关翁同龢的信息，有九十九条说的都是他的字和画，所以他这人当了清流派的首领，真的不合格。

老梁说一件事，大家体会一下。

想当年老寡妇慈禧老佛爷想要修那个破园子，这钱就掐在翁同龢的手里，其中有一个商人接了其中一项购买木料的活，报价六十万两。

这价格报到了翁老头的手里。这个时候的老头看着价格表，嘴巴就一直在吸凉气。

“俺家搭个猪圈用的木料，也就几个大钱。你就算是修个破园子让老佛爷住，这用的木料也太贵了，六十万两这得多少个猪圈啊！退了吧，不行咱换一家！”说完将价格表丢一边，继续闭目养神，因为一会他还要写俩大字陶冶一下情操。

蹲在下边听声的商人，这就急眼里，一家老小等着米下锅呢，这六十万拿不到手上，那些个吸血的官员真能把他给撕了。

“这咋整呢？”

“附耳过来！”一个脑瓜顶上顶着血红血红顶子的王爷，向着商人招了招手出了一主意。

“能成吗？”

“不成！爷们就剥了你的皮，把爷们的窟窿堵上。”王爷吸了口鼻烟，一脚就踹翻了商人。

说道这里，有人要问：“啥主意啊？”别急，老梁慢慢和大家伙唠。

没过几天，这商人拿着没动过的价格表又来了。

翁老头看着价格表：“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啥都没改，拿过来又糊弄俺？滚！”

“不是，这次俺来是来献宝的！”说着商人从怀里掏出两本比厕纸厚不了多少的小本子递给了翁同龢。

翁老头一接过这厕纸，啊，不对是小本子，两眯缝的小眼睛一下就睁开了：“这是俺爹的墨宝啊，这下一本是俺的墨宝啊！你可真是有心了，这么多年了，写了这么多的诗词，写了这么多的大字，愣是没有一个为俺们爷俩出书的，你是头一个。”翁同龢都哭了，一边擦着眼泪花，一边又问道：“花了多少钱？”

“花了不到五百两！印了好多，您手里的是个样书，有啥不对的地方，您指出来，俺们改！”

“五百两啊！真够贵的，管家把家里的底子扣出来看看又多少？”翁老头俩眼珠子就没有离开过这小本子：“才三百两啊，得，俺这里还有一副刚刚写的字画，你把他卖了咋也值个二百两，辛苦！辛苦！”

“这算了，就几个钱！”

“俺是清流，这脏钱俺是不碰的！请你记住！”翁同龢深明大义的说道。

“哪！俺那六十万的……”

“准了，这么爱国爱民的商人，俺老翁就没有见过，我给写个批条，你直接去户部把银子领了，咱大清不差这几个钱！”

商人一回去，转过头来就把三十万两银子送给了前边那个王爷。

通过这件事，大家真的不难发现，这翁同龢就是个爱慕虚荣的伪君子而已。他是不爱钱，但爱名。满清很多字画，这家伙通过不少的手段从皇宫里得了不老少，到了近代，咱大华夏的博物馆从他孙子辈哪里高价购买回一些相对价值不高的字画，但回过头来这孙子辈就将手里所有有价值的字画免费交给了一个外国博物馆（这事就是去年发生的！）

所以大家伙可以在这里给这翁同龢翁老头下个评语的。

那这家伙还有啥丑事呢？

多了，这人和李鸿章，曾国藩那是死对头。只要是李鸿章、曾国藩同意的事，他是死命的反对。

有人就要问了：“老梁，这翁老人为啥要这么干呢？”

这是因为，当年翁老头的哥哥当安徽巡抚的时候，太平军打到了家门口，这混蛋撅着屁股跑路了，气的李鸿章和曾国藩对这混蛋惨了一本。就因为这事翁同龢翁老头对这俩人嫉恨上了。

当年李鸿章要购买军舰给北洋海军添置个家当，这家伙一力反对，就连英国佬来说情：“你要是不买，矮地瓜小日本可就买了。”

这翁老头脑瓜摇的就像个拨浪鼓似的，坚决不同意，这不准备买给咱满清的军舰，就变成了后来打的咱们丢盔弃甲的“吉野”号。

所以朝堂上洋务派要搞个啥，这货第一个跳出来，整个就是一搅屎棍。

还有一点，这货反复无常，相当的跋扈。当年翁同龢给光绪推荐梁启超，康有为的时候，那叫个大加赞赏。但光绪被这俩人的才学和想法吸引了以后，翁老头感觉自己被冷落了，又开始极力的贬低这俩人。

你说这世界上还真有自己打自己脸的人。老梁在这里插一句，就因为这件事，这老头和光绪说急眼了，拿着砚台就砸光绪，当然老头老胳膊老腿的没砸中，几滴墨汁溅到了衣服上。你说你连皇帝都敢打，晚清以后也只有老寡妇身边的太监敢这样，你一个老头也这样，你不是跋扈是什么？

再有，甲午战争失败后，大家伙蹲在朝堂上找原因，结果目光都向他这里集中，这老头直接跳出来，说李鸿章接战不力啥的，咱说李鸿章确实是接战不力这没得跑不用你说。

可这货转头过来说，这一家伙就要拉李鸿章出去问斩。

大家伙一顿扯皮，又扯到了北洋舰队的军费问题，这货直接就说老寡妇慈禧把军费挪了修她那个破园子，和我有啥关系。

也就是极力的为自己的名誉辩护，所以这是个没啥本事，写字写的好，能教书喜欢沽名钓誉的一个小人而已。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顺手点个赞呦！

翁同龢要是算奸臣，那么李鸿章就该被称为“李精卫”了。对于翁同龢的责难主要是三个方向。

（1）对翁同龢的责难都有谁

首先是喜欢李鸿章的人，希望给李鸿章打败“甲午战争”撇清责任的人；其次是戊戌变法的一些人；再次就是受到《走向共和》这部“倾向性”非常明显并“阉割”了诸多历史场景的电视剧。

（2）翁同龢主张打“朝鲜战争”没有任何错误，有些人说“甲午战争”不用打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中国花点儿钱就能摆平这场战争

朝鲜作为中国历史上关系最近的藩属国，其政治外交军事文化都与中国相连。从与日本地位同类，朝鲜无权与日本建交到日本势力几与中国相类，中国除了军事实力因为在朝鲜驻扎强于日本外，其他都弱于日本，这个地步还不够严重吗？

朝鲜的开化党（甲申政变）就是日本势力，差点儿推翻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势力。其后的东学党起义也是反华是目标之一。由此，袁世凯才有吞并朝鲜的意图，而遭到李鸿章否定之后，袁世凯才逐渐有逃离朝鲜的意图。因为，作为政治嗅觉非常敏感的他早已经意识到如此下去，中国势力必被日本赶走。

“丁戊奇荒”中，为了救灾民，李鸿章从“北洋军费”中挪用一部分用于救灾，可见当时的灾荒严重程度。然而，救灾费用在晚清各种费用中并不多。晚清各种花费非常多，“挪用”几乎是晚清户部的惯例！不懂这个，问题说翁同龢首先就是错误的。

（3）翁同龢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不给海军钱等出处何在？即使有也证明不了什么。为了80元出卖重大军事情报

甲午战争以及北洋海军的失败不是武器的失败，而是人的失败。在李鸿章领导下的北洋战区（辽宁、直隶、山东、江苏等）内，各兵工厂、各军事学校、各洋务企业、三大海军基地、北洋海军都充斥着贪污腐败，北洋海军上下搞房地的人并不少，例如方伯谦就在天津、烟台、威海、福州等地多处购置房产。而这些地区内有多少是李鸿章的亲属（八竿子都打不着的都跑来了）和手下以及手下的亲属？

日本间谍石川伍一用了80洋银就从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衙门的书吏刘棻那里买走了重大军事情报，例如得到了“海军炮城清单”以及“北洋海军驻防情况”、中国向丰岛派兵情况。

关于军费问题，我只想说一句话！全国不是仅有一个“北洋”需要钱！就是给你一个“宇宙第一”在你李鸿章领导下也是失败。

先不说翁算不算奸臣，我们先探讨下翁和李的矛盾是怎样产生的。

在太平天国时期，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先是弃城逃跑，后来戴罪立功不成反中苗沛霖圈套；曾国藩因顾忌其父翁心存的帝师身份，加上文采相对差点，所以让李鸿章代为上书；结果李鸿章文采非凡义正言辞，翁同书被判斩监候，翁心存知道后就挂了，然后皇帝体恤翁同书改发配充军。。。
父死兄徙，这二人梁子算是结下了。

至于后来翁掌管户部后截扣北洋水师的军费就不提了，因为有认为李是大贪官，北洋水师其实不缺钱。

在甲午开战前，李鸿章是主和的，并且请俄国出面调停斡旋，因为他明白中日海军的力量发生了变化。但翁在此时鼓吹李多年来花费钱财无数，为何避战；并在光绪面前煽动李鸿章要弄李家军。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他的鼓吹之下决定对日一战。。。结果就不提了。陆战方面这位读圣贤书的老先生还是指手画脚，大放阙词，结果还是战败。

就北洋水师军费一事来说，翁同龢真算不上奸臣，户部是真没钱，不是他故意使绊子。

光绪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8910年，户部尚书翁同龢上奏，认为南北洋水师已经初具规模，而国库紧张，因此请求向海外购买军舰和武器弹药暂停两年。很多人认为正是翁同龢此举造成北洋水师发展停滞，最终被日本海军超越，酿成甲午之败。而一些人更是说翁同龢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和李鸿章之间的个人恩怨，公报私仇。不过从当时户部的开支情况看，翁同龢此举更可能是出于无奈。

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虽然开始了洋务运动，但是不过流于形式，除了购买了一些西洋武器、西洋设备外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因此在清末，其经济还是以传统农业为主，财政收入的大头也依然是田赋、盐茶税等传统项目，只是多了关税和厘金两个收入而已，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7、8000万两左右。

而清政府的财政开始也是传统的量入为出，也就是根据收入安排开支，钱不够就砍项目。然而由于晚清时内忧外患不断，因此这开支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加上此前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国库的库存也已经耗尽。更糟糕的是对于清政府来说，可以花550万两给光绪举办大婚，可以花几千万两给慈禧修颐和园，海防则可以放一边。

所以早在1875年决定筹建海防时，经费就是一个大问题。按照计划，清政府将从关税和厘金下每年各拨给南北洋水师200万两，合计就是400万两。然而实际上由于财政紧张，拨款严重不足，在1875年到1877年两年间，南北洋水师总共只拿到了200万两，是计划的1/4。

虽然后来迫于海上的威胁，清政府采用挖肉补疮的方法勉强把北洋水师建设的初具规模，但是自北洋水师1888成军以后，清政府还是停止了对北洋水师的投入。因此在翁同龢要求暂停外购军舰前，北洋水师已经止步不前。

翁同龢不过是一个传统守旧的大臣，他所能做的只是维持收支平衡。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翁同龢能和以前一样保持北洋水师的日常经费所需这已经是上限了，不可能指望他能变出钱来买军舰和武器弹药。

因此北洋水师停止发展，主要还是因为以一个农业国家难以承担如此大规模的持续投入，而清政府也不重视海防建设所造成的，翁同龢责任不大。

这问题问得好。

笔者自诩对历史比较了解，对晚清政局也略知一二，但对这位常熟的翁师傅如何定位，还是再三思索。

说翁师傅是贤臣，那叫吹牛；

说翁师傅是奸臣，那良心过不去；

平心而论，翁师傅是一个人品道德高尚，政治操守低下的庸臣。

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咸丰六年（1856年），他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授修撰，任实录馆协修。因其学识过人，故成为同治和光绪两代皇帝的老师。

翁同龢为官清廉，不贪财，不好色，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算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奇葩。因此，刚才说他是一个人品道德高尚的人。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窦纳乐评价翁说：翁同龢喜欢以不变应万变。他的思想略显保守和落伍，但是在个人修养方面，颇有学者风度，令人尊敬，是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的最完美典型。

个人私德上不错，但在政治舞台上，翁师傅就不那么完美了。当年剿灭太平军时，李鸿章身为曾国藩的幕僚，曾为曾国藩写奏章，弹劾翁同书，导致后者被罢官免职。翁同书是谁？翁同龢的哥哥。哥哥被人撂倒，当弟弟的总要找机会为老哥出气。此后，翁同龢一直与李鸿章作对，甚至在国家的大是大非上，依然执迷不悟。所以，翁同龢把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至上，政治操守可以说非常低下。

翁同龢主管户部（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主管钱袋子、李鸿章因为北洋水师的军费问题，曾和翁同龢有过几次谈话。李鸿章为了要到军费，不惜低三下四讨好翁同龢，希望翁可以拨付足够的军费给北洋水师。

翁：你们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就不能省点吗？

李：只有保持足够多的军舰，才能以猛虎之势，威慑住日本，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优势。

翁：猛虎既然不战，那还要什么钱，给老虎省点饭钱不是很好吗？

于是，北洋舰队10年未添一舰。

大东沟海战后，北洋舰队惨败。慈禧派翁同龢去质问李鸿章，结果一见面，李鸿章先质问翁同龢：翁师傅平时管着户部，我来要钱都被你驳回，现在弄成这个局面你才来问我军舰的事，早干嘛去了。

很明显，翁同龢理亏，但他当然不会承认，会如何回应呢？

“我管钱，当然要事事节俭，如果真的很要紧的拨款，你可以多上报几次。”

李鸿章被翁同龢的厚脸皮气到了，愤愤道：平时，你们都说我跋扈，说我贪婪，如果我继续要钱，还能活到今天吗？”

甲午战败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朝廷的原因，有李鸿章的原因，有太后和皇帝的原因，但两朝帝师翁同龢私心太重，损公济私也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给翁师傅的评价是——“个人品德高尚，政治操守低下”的庸臣。也许翁同龢与李鸿章都没想到，两门斗了一辈子，若干年以后被编成了一幅对联打包一块儿骂了：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是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荒。（户部尚书在以前，就是大司农，管钱粮的，翁师傅也正好是常熟人）。两个人吵了半天，最后被后人一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参考资料：

梁启超：《李鸿章传》

“许述工作室”核心成员查佳峰主笔

当甲午战争战败的阴云席卷大清朝廷，落魄的光绪帝此时已失去了方向，然而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个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伯父——恭亲王奕欣。光绪帝来到他的床前，轻轻地问道：“恭王以为，翁同龢如何？”恭亲王闻后老泪纵横，托起病重的身躯，攒足了气力对光绪帝说到：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人！……

翁同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所做作为该如何评价？

话说，江南的翁家，可是晚清时期典型的名门望族，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就曾是咸丰和同治的老师，翁同龢也没有给父亲丢脸，咸丰6年考中了状元。

在自身的努力和父亲的提携下一路高歌，先后担任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直至进入朝廷决策的中枢位置。担任同治，光绪的老师，让他成为光绪身边最近的权臣，行宰相之职。

翁同龢给自己一步步建立起“刚正不阿，大清正臣”的清流人设。在担任刑部要职期间，顶着地方官僚权贵的压力，将震惊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翻案成功；任军机大臣期间，严肃处理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在中法越南交涉案上维护了朝廷的利益。他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当时朝堂上下的一致认可，甚至光绪帝都认为他是大清之楷模，朝廷之典范。

然而，当大清的国运被外来势力摧残，变的风雨摇摆时，当朝廷需要变革另觅生路时，翁同龢，这位咸丰年间的状元，却表现出了他的迂腐，甚至自私，将自己之前经营起来的能臣、正臣人设全部撕毁。

1888年12月17日，在慈禧太后的鼎力支持下，由李鸿章主持，海军衙门编写章程，将前后购买与自产的22艘大小军舰和各类辅助舰船正式统一编建，成立了当时大清唯一的常备海军，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北洋水师。为此，清廷拟定每年以400万两的经费予以海军的开支建设。

令人惊愕的是，自成立开始北洋海军再无添置一舰一船，未购一炮一弹！而当时处于劣势的日本海军却在明治维新的改革下，不断购置军舰，提升海军实力。

那北洋海军的军费都到了哪里？有人说是慈禧太后挪用了海军3000万两经费修建颐和园，致使北洋海军无经费发展……

这未免言过其实！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实乃事实，但并不是全从海军经费中扣除，而是从中央到十八省各行分担，当然，海军的经费也不能例外。按照1889年海军衙门会办、庆郡王的奏折记载：“以今岁而论，每年交拨三十万两工程处应用颐和园，”以此可推断，北洋海军按理每年还能拿到朝廷拨款370万两，5年时间可得1850万两之多，这些钱足够再添一支北洋海军了！

那为什么朝廷的拨款依旧不能到达？因为，掌管户部这个钱箱子的人，翁同龢，不想给。

翁同龢的理由是：海军建制已成规模，每年耗银巨大实乃饷力受挫。说白了就是没钱。

这个理由还算中肯。因为1887年黄河发生过大决堤，数百万人受灾，当时翁同龢尽到了户部尚书的职责——施行一系列节省开支举措（慈禧太后同意），筹措900万两支援受灾地区。而这其中就有一条：暂时限制海军外购军火。也正因这一条，成为日后翁同龢卡住北洋海军喉咙的死穴；但在同治皇帝大婚、光绪皇帝大婚、慈禧太后寿诞，建颐和园这些方面，翁同龢倒是看得很清楚，大操大办奢靡至极。前后一对比不难看出，尽管当时国库存银稀薄，但还是可以支撑部分北洋海军的开支。

翁同龢之所以对北洋海军处处掣肘，是因为他和李鸿章处在政见的对立面——翁同龢是“帝党”集团的代表，而李鸿章的背后却是“后党”。当慈禧太后决定将权利交由光绪皇帝，自己回颐和园颐养天年时，翁同龢便明白，这是他权利得以最大化的时机，也是削弱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集团的绝佳时机。同时也能了结他与李鸿章的私人恩怨。

（李鸿章当初写犀利弹劾文章，致使光绪将犯了法的翁同书流放，翁心存也因此郁郁而终，翁同龢至此与李鸿章结下恩怨。）

就此，翁同龢抛弃了朝廷给予他的责任，向着权利、党争的深渊而去。

很不幸，翁同龢在追逐权利中，慢慢走上了东林党的老路——高举仁义道德，立清流形象，背后却干着结党营私，网罗言官的勾当。翁同龢逐渐在朝中形成了一股强硬的政治主张，他们在面对外交关系和异己的问题上保持异常的统一。

当日军无理由地挑起战争，李鸿章主张借助外国势力调停，以和为主时，翁同龢集团迅速站了出来，将矛盾转移到了北洋海军身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朝廷耗巨资养海军，为的就是今天！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连东夷小国都无可奈何，大清颜面何在？李鸿章不敢一战，真乃朝廷之耻！辜负圣恩……

一时之间，朝廷内外都觉得李鸿章怯战，认为李鸿章将北洋海军视为自己的财产等。一件对外的国事，转变为内部的权利之争。奈何翁同龢会对光绪说出这样的话：“李鸿章如果能打赢，乃是朝廷之福，皇上之福；如果李鸿章输了，则治李鸿章督军不利之罪……”

这时候的翁同龢，已经被权利蒙蔽了双眼，他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该以国家利益为重，更应该摆正心态与认识，北洋海军是朝廷的海军，不是李鸿章的私人武装，如果一旦受损，虽说能直接扳倒李鸿章，但却给大清留下了致命危机。

或许，翁同龢最丑陋的嘴脸是在甲午战争战败后。当日本政府指名道姓要李鸿章赴日本签署协议，在临行前，光绪帝问李鸿章“如何与日本议和”时，李鸿章难为地回答道：“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翁同龢此时接过话茬：“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

什么意思？只要能不赔地，要多少钱户部都给你筹齐喽。

当初李鸿章请求户部拨款北洋水师建设，翁以饷力受挫为由断然拒绝。而现在落得丧权辱国时，却有骨气说出“钱没问题”的保证，奸人嘴脸真是暴露无疑。如果在当初，不以权党之争为主，不以家族恩怨为主，加强国之海防，将个人恩怨与欲望抛弃，全力辅佐大厦将倾的大清，即使不能力挽狂澜，但却能在后世留有清誉，让后人瞻仰。

或许，在翁同龢的心里并没有奸臣之心，但却行着奸臣之实；虽身居高位，但却家国不分。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作为朝廷重臣，怀柔家国天下的慷慨情怀，更没有那种摒弃前嫌，为国献力的高尚精神。纵观翁的一生，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奸臣”有些言过，“误国之臣”些许中肯。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是晚清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自咸丰六年（1856年）中进士起，翁同龢的仕途一直都走的很顺利，曾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到光绪八年（1882年），又担任军机大臣，成为名副其实的朝廷重臣。

而关于翁同龢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却并非什么光彩之事，而是翁同龢因与李鸿章有隙，故借机克扣北洋水师军费，不断拖延军费事宜，导致本该购入的快船被日本买去，才有了甲午海战大清的败局。翁、李二人的矛盾起因在何处，有人认为是由于翁同龢之父翁心存的去世与李鸿章有关，故而翁同龢因公徇私，刻意打击报复李鸿章及其所主持的水师。这当然不能算作问题的全部原因，学界观点大多认为翁李二人的矛盾不仅仅是因公徇私这么简单，而也与翁李二人派别不同有关，翁同龢为晚清请流派代表，主张厉以风节，揭露弊政，在对日战争上一般采取强硬态度，与李鸿章前期主和的主张相对立，这种政见上的差异应当是二人矛盾更主要的原因。

至于翁同龢是否是奸臣，笔者认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立体且丰满的，不能简单用忠奸这两字把历史人物归类。正如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的绪论中阐述的那样，过度放大对人物的褒贬、把某一历史事件的成败完全归因到某一人物身上是忽视历史真相的行为，翁同龢对于洋务派的刁难的确可能影响到了甲午海战，但却没有作用大到改变战争最后的成败，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等多个维度落后于世界的结果，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归咎到一个“奸臣”身上。

于满清王朝，翁同龢不是奸臣，因在主观方面上，其不是直接故意的，但其却是个十足的腐败的丧门星儒家分子，谁用他，谁就亡。

不算，翁同龢最差也只是一个庸臣，不能说他是一个奸臣，了解过一些翁同龢的问题后，就更加认为翁同龢不是奸臣，他的长处是处理内政，对于兵事完全是外行，若是在太平盛世也可为一代名臣。

纵观翁同龢的一生，我觉得他配得上清朝臣子，作为同期的军机大臣，很多人做的比翁同龢差远了。翁同龢身处晚清混乱的广场，秉持正统，用你光绪皇帝，不依附慈禧；在一个为官皆贪的朝廷，做到户部尚书而坚守清贫；与强国谈判被李鸿章暗算，依旧主动承担责任，有君子之风；不畏强权，不惧报复，依旧坚持彻查“杨乃武案”，还他们一个清白，秉持心中的正义。

翁同龢一生，我有专门的文章写过，感兴趣的可以看看。说翁同龢为奸臣的人，很多会将甲午之战的责任推卸给翁同龢，所以就将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斗争扒一扒。

翁同龢和李鸿章最大的矛盾在与翁同龢担任户部尚书期间没有及时给北洋拨款，这件事情要从1886说起。

从1886年开始，海军衙门除了每年要拨付四百万两银子用来海防和协防。还把各个省的捐款、造船的存款以及借的钱一共几百万两银子，全部当做北洋水师的军费。在十年之间中，海军衙门一共为北洋水师筹措了2000多万两银子，对于当时的清朝来讲，这么多钱已经是非常不少了。但是这些钱却一半被拿回去讨好慈禧太后了。

首先是为了保障慈禧归政后颐养之地的环境，慈禧发布懿旨勘修三海既北京的南海、中海、北海。李鸿章从北洋舰队军费中挪了四百多万两银子。后来为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的时候，海军衙门又掏钱，一共掏了300多万。再加上从其他地方了逼捐，以及从粮饷里扣出来的，一共有700多万的银子直接流到了颐和园。

这些银子的损耗是李鸿章自己将北洋军费给消耗了，这样一来北洋就没有钱买军舰，所以在1890年的时候李鸿章上书要求户部拨款用来购买军舰。但是在1889年的时候光绪皇帝举行大婚，排场极为奢华，花费了四百万两银子。这些银子把户部的家底全给消耗完了，户部根本拿不出钱来购买国外的船炮。

在1890年发生黄河决堤的情况，户部的家底都被用来救灾，朝廷在1890年的时候根本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李鸿章所需要的军费开支，在翁同龢面前能选择的只有一点点的费用，是用来救灾还是用来买炮弹 作为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翁同龢当然会选择救灾。

翁同龢也确实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减少了北洋的军费，1891年户部没有支付钱给北洋，并要求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省银子解部充饷。户部减少了对北洋的军费支出，但是北洋不是没有钱，甲午海战过后，北洋海军在各个外资银行的存款还有700多万两，这些钱李鸿章并没有拿来订购军舰，也没有更新炮弹。

根据1883年2月17日中德两国签订的定远舰采购合同，定远铁舰是清政府向德国克虏伯公司订造的“萨克森”级装甲战列舰改进型的首舰。1883年底建成，造价为3117000马克（约合中国银62万余两），分6期支付，限14月将舰造成。也就是说北洋剩余的钱足够买下10个定远，若是除去相应的花费，买下5个也够了，所以在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而造成这个的直接负责人是李鸿章。

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第二个争论，也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北洋之战，翁同龢主战、李鸿章避战，而以最终的结果看，李鸿章是正确的，翁同龢误国。这便是翁同龢不知兵的结果。

然而当时和翁同龢一样主战的人不在少数，身在朝鲜的袁世凯也要求李鸿章增兵，牙山叶志超部也要求李鸿章迅速增兵，李鸿章重要幕僚盛宣怀也主战。如此同时光绪皇帝一力主战，翁同龢作为中枢重臣只提出“主添兵，调东三省及旅顺兵速赴朝鲜”，并提出以整顿朝鲜附属国内政的名义平息事端。翁同龢这样的处置并无不妥，也不存在妄自菲薄，自大无知的情况。

相反在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为了邀功声称牙山大战日本死亡上千我军仅死伤百余，后来北洋又电报朝廷称牙山军队第二次大捷、杀敌两千余。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清军惨败，在朝鲜没有取的一次胜利。由于李鸿章错误夸大了清军的战果，将大败说成大胜，势必造成中央对局势出现错误的判断。

翁同龢本来不知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表现很乐观，成为了主战派一员，光绪此时的想法和翁同龢一样，都被北洋上报的战绩所蒙在鼓里，所以一心想找日本决战。而李鸿章深知此时战场的具体情况，他清楚的知道日本的战斗力远超北洋，所以选择避战。

中日战争最终在七月一日正式宣战，到七月十日刘葆桢找翁同龢谈话时，翁同龢才知道叶军已经全军覆没，但是此时已经宣战，清朝已经没有退路，只有奋力一战。

甲午战争最终以清朝落败而告终，而被广为谈论的“黄海海战”只是甲午战争的一部分，虽然海战是很惨烈的一部分，但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依旧在陆上，而北洋陆军的惨败才是甲午之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翁同龢找到了李鸿章，询问退敌之策，李鸿章对翁同龢咆哮带指责，认为是翁同龢克扣北洋的军费，致使北洋战斗力下降，李鸿章说的不是全无道理，但是李鸿章更多的是想推卸责任。因为中日之间的战争从陆军的作战情况已经可以看出来，实力差距太大，清朝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情况，深谙官场之道的李鸿章自然是早早的就想到退路。

北洋失败了，但是翁同龢和李鸿章的争斗并没有停止，胶州湾事件时，在翁同龢同德国人已经进行了一定的交涉的情况下，并由英国的介入，基本同德国达成了议和的倾向，李鸿章为了使翁同龢不能成事，竟然私自代俄国索求胶（李鸿章受贿俄国300万两），声称俄国即将插手，使原本明朗的局势又变得混乱，结果俄军以此出兵占领了大连和旅顺，而德国也割掉了胶东半岛。李鸿章最终使翁对德交涉失败，翁同龢承担误国罪名，中国也因此被西方列强国开始了瓜分的狂潮。

翁同龢与李鸿章的争夺很多人都以为是翁同龢小心眼，一直怨恨李鸿章陷害其大哥，其实李鸿章才是小心眼的那一个。据说李鸿章只要一想到翁同龢就会异常激动，并且李鸿章进行的很多事情，都是以拆翁同龢的台为主，翁同龢越是顺利，则李鸿章就越不爽。

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斗争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斗争。翁同龢膝下无子，但是做了光绪帝24年的老师，两人之间的关系自然不一般，所以翁同龢所代表的清流，都是支持光绪帝；而李鸿章作为慈禧的大红人，自然是支持慈禧。所以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斗争，实际上是光绪和慈禧的斗争。

国家高层的斗争，最终伤害的还是中国的利益，随着甲午战败，李鸿章被罢免，而翁同龢继续担任户部尚书，并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在1897年他支持李鸿章的幕僚盛怀宣创建中国通商银行，并由户部拨款100万两做为官款。

后来在戊戌变法中，翁同龢先初推举康有为得罪了后党，而现在又得罪了康党，为朝局所不容。又由于翁同龢对变法态度前后不一，被光绪帝所嫌弃，所以在戊戌变法的第四天，翁同龢被光绪皇帝革职。

翁同龢被革职回家，“后党”自然也趁机落井下石，这样既可以除去朝中的一个心腹大患，又可以断掉光绪的一只臂膀，而光绪皇帝并没有看出其中的阴谋，依着自己的性子将翁同龢罢免。结果在“戊戌变法”100天后，慈禧联合荣禄发动了政变，一举荡平了光绪帝的势力，慈禧重新当政。试想一下，若是翁同龢依旧在朝，慈禧想铲除光绪帝的势力就不那么容易了。

8月份发动的“戊戌政变”，后党重新掌权，但是慈禧并没有放弃对翁同龢的打压，在当年十月又下诏书，将翁同龢革职并且永不录用，可见慈禧对翁同龢的忌惮和怨恨。

翁同龢执掌户部十几年，但是为官清廉，在晚期贪墨成风的官场，也算是一股清流，相对比李鸿章私人财产达几千万两以上。翁同龢做为清流领袖，然而终究有些书生意气，在处理内政方面是一个好手，但是应对军事则只会纸上谈兵。

被免职回家的翁同龢由于一生清廉，而膝下无子，最后只有靠卖书画为生。1904年7月4日晚清一代名臣、两朝帝师翁同龢在忧郁和凄凉中去世，去世前留下了“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亲向汝曹弹。”的绝笔诗。

近代史是一个分歧很大的历史，也是在网络上会有很多讹传的历史，但是历史到底是怎么样，只能说“非我所见者为真，亦非我不见者为真”。

之前贬低李鸿章的时候吧，经常把他的政治对手翁同龢给拉出来贴金；现在形势变了，对李鸿章的评价客观起来了（有些地摊文还天天嚎着“方知真中堂”），那翁同龢自然就开始贬低了，这我只想说......

翁同龢奸臣嘛也算不上，但是肯定不是什么干吏。

翁同龢自己是守旧派，而且和李鸿章有私人恩怨，就因此千方百计阻挠洋务运动和海军建设，而且在日本侵朝这个时候挑内斗，这没得洗，但是李鸿章说实话也不是现在人心中的“晚清诸葛亮”“鞠躬君臣死而后已”，时人经常是对这两位一起评价的，当时有一副讥讽对联描写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认为甲午之败这两位一个也跑不了。

但是翁同龢也不是奸臣，他自己是晚清官场少见的清官，而且个人修养很高，他在任刑部右侍郎时处理了一些案件，尤其是在著名的杨乃武和小白菜案中，他表现出的风范值得称道。你想想，两代帝师成了奸臣，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翁同龢最大的问题是：他的能力根本不适应晚晴时内忧外患的中国（这么说吧，满分100，60及格，李鸿章算50，翁同龢估计就算30吧）。

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深得光绪帝信任。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次年，清军战败，中日和议期间，翁同龢与李鸿藻极力反对割地，指出：“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又联合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最终情势无法挽回。次年，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开始后，6月15日，翁同龢突然遭光绪帝将其开缺回籍。传统说法认为翁支持维新变法，推荐康有为，拟定并颁发了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明定国是诏，故遭到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之名加以罢黜；另外一个说法，则是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在于翁同龢对于北洋舰队的武器更新百般刁难所致，有次恭亲王奕䜣病重，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前往探望，光绪皇帝曾询问恭亲王奕䜣翁同龢是否值得重用，恭亲王奕䜣对光绪帝表达反对意见，最后光绪皇帝在与慈禧讨论后决定忍痛罢黜翁同龢。政变后又遭严厉斥责，将其罢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先到侄子江西巡抚翁曾桂署中暂住，然后回常熟故乡。光绪三十年（1904年）病逝于故乡。死后康有为誉之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很多人现在认为翁氏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甲午战争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他走向更张旧制的道路，在戊戌变法中极力拔擢维新派人士。在1889年光绪亲政时，翁即向皇帝呈上冯桂芬的校邠卢抗议，主张稳重务实的改革，强调西学的重要，不过其本身十分重视儒学的根本价值，在甲午战争后极力将和谈责任推搪予李鸿章以免接触外交事务可见一斑。时人称之“为人好延揽而必求其为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

宣统元年（1909年），翁同龢获得官方“平反”，追复官衔，并追加谥号为文恭。

也就是说，清政府官方对他评价还是不错的，只能这么说吧，在传统的封建王朝，翁同龢估计能得个不错的名声，但是，谁让他赶上乱世，而且是“三千年未有之奇变”呢。

翁最多是书生之见，拦截北洋的军费是有多方面因素考虑的！其一，北洋组建于淮军，出自李鸿章的嫡系，卡住北洋的军费对遏制地方军阀扩大是符合当时清庭的利益的！其二，北洋海军腐败横行，每年国家拨款海军军费中北洋占绝对大头，而北洋军费开支中被贪污掉的更占绝对大头，别说炮弹开支，就连煤炭都是按照最大贪污方法来运作的(甲午时北洋海军用的还是高价买进的煤渣），所以减少国孥拨款也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与其被贪污腐败掉，还不如用在其他地方！其三，李鸿章属于慈禧太后的后党，与光绪的帝党有着根本的政治冲突，翁除非脑子抽了，否则不可能不抓北洋的辫子！其四，国家颓废，国库空虚，休说北洋就连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用的还是左宗棠自己的身家和借来的钱，北洋耗费国孥甚巨，如今既成也该克服下困难！综上所述，翁老头就算再蠢也会这么做。更何况李鸿章贪污有钱是出了名的，真要到了紧要关头翁肯定会以为李鸿章一定会动用自己的财产的，结果……！

说到这个问题，首先猥员长要说说什么是奸臣。 "奸臣":指对君主，逢迎献媚，迎合溜须，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自私自利，从不大公无私的提醒警示，不忠于君主;欺下瞒上，对下百姓为己利益打击报复、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甚至弑君杀臣，弄权误国营私、残害忠良之臣。那么翁同龢属于奸臣嘛，猥员长认为他还算不上奸臣，下面就来说说原因。

首先，翁同龢一身书生气，他在士大夫领域可谓是全才。且不说他身为两朝帝师，就是其成就也是值得一谈的，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书法遒劲，天骨开张。幼学欧、褚，中年致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晚年沉浸汉隶，为同光书法家第一。当时的书法家对他的书法造诣之高十分敬佩。找这么看来，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就算不是一代良臣，起码也是大文豪级别的，但是奈何其入仕在晚晴，面对亘古未有的洋务，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自然无法适应大流，甚至他的多项举措都是落后的，腐朽的，甚至有碍国家发展的。

其次，翁同龢上没有弑君杀臣，下没有残害忠良，怎么能算忠臣呢。相反他的很多举措都是应和朝廷的，要知道晚晴由于八旗绿营都已经无法上战场，以湘军、淮军为首的部队展露头角。然而大家别忘了，清朝是满人统治的，他们对于汉人士族的崛起是恐慌的，因此虽然国家靠湘军淮军平乱，但是从未敢有一刻放松对于湘军淮军的警惕。因此对于北洋海军的军费苛扣是符合统治者利益的，如果坐视北洋海军军费增长，那么势必会造成满清统治者的恐慌。因此翁同龢扣军费实则是符合忠君思想的。

最后我们要说，面对中国历史千年未有的洋务，作为传统优秀士大夫的翁同龢适应不了实属正常，活跃在洋务事务前沿的包括鬼子六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在和洋人的打交道中一步步成长学习。而翁同龢是帝师，他的本领也足可以成为帝师，怎么会接触到洋务中呢。要说在晚晴大潮下，他算是一个有着忠君思想的传统士大夫庸臣，说他是奸臣真的还够不上。

按照皇帝的标准：奸臣不是

国家的标准：害人的庸臣

多少年了被欺骗，翁同和，康有为一直认识他们心怀强国梦，竭尽弹心为国日益操劳，最后认清他们真实面目真是恶心死人了，被愚弄的感觉让我看清了另类人的面目，为什么要把这两个私欲横流的家伙捧成爱国者，玷污历史的清白。而李鸿章一直被卖国的帽子压者，可他才是为国家而不惜自己，在国家和私欲之间一清二楚。有功于民族。政府腐朽纲常紊乱，一个人如何得以支撑，建立的水师亚洲第一，可败与倭寇，建立的二十六镇新军成了推翻政府的主力军，可见清朝廷腐朽没落，天意要绝此而换。

没有一点真本事，只会内斗害国，是他主管户部，六年不向水师拨银子，升级换代，典型的想让牛干活，不给牛吃草，才造成大惨败，是一个动嘴皮子添B的货色，，也算是个见接的奸臣，，，不如李中堂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近日，在收藏家晓哥处，得见一方翁同和的砚台。石质未见珍稀，也无精美雕刻。以翁两任帝师之尊，近身之物竟然如此简朴，不免诧异。遂于答题之先附上照片，权且一小插曲。

翁同和是不是奸臣？涉及对此人的整体评价。问他为何要拦截北洋水师的经费，则涉及对这段历史公案的澄清。故以下从这两个方面与大家分享：

一，翁同和生错了年代，于己无非盖棺功过，与国则为历史悲剧的一份子

翁同和生于豪门之家， “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书法遒劲，天骨开张。幼学欧、褚，中年致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先后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 若是生在明清两代，别的不说，单就两任帝师之职，以他的清流本色和治世之才，定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只可惜，他生在晚清这样一个极度动荡的年代，并处于戊戌变法、甲午战争等一连串风口浪尖之上。老实说，在如此复杂的时局进行高难度的治世决策，仅仅做到“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鸦片战争之后，清廷最需要的，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权臣和能够审时度势、知己知彼、善融通变决策之人。但翁同和显然不在此列。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前，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对日本也进行了评估，翁同和 还写出倭事杂记。积极主张对日作战，而且应该“早战”“速战”，认为凭北洋之力可以一举扫平日本舰。但事实上，当时日本与清朝军力相比较，除了武器军舰装备差距较小之外，其官兵素质，后勤保障和战争准备等方面，实属太过悬殊。而战争的结果，也说明晚清清流对于中日战争的认识相当肤浅。

日本海军围攻刘公岛，海军统帅伊东佑亨在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书，一语道出了中国清流不能救国的根本原因——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

从伊东佑亨劝降书的行文来看，他的汉语水准和对清廷虚实的洞察，实在非同小可。一方面以翁同和为首的权臣，盲目乐观，狂妄自大；另一方面，对方早已洞若观火，谋定而动。可见，海战之先，胜负已判。

因此我的看法是，由于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以及既有的思维定势的束服，被推到了历史漩涡中的翁同和，他的学识才能和远见卓训都远远达不到他身处的那个位置，于是，悲剧就发生了。这也是以往对他的主流评价中，所谓“清流误国”、“翁同和救不了大清”的原因。

二，翁同和与李鸿章没有个人恩怨。因此，北洋水师经费拨款问题，并不足以成为翁同和“奸臣”实料“。

题主所问，翁同和拦截北洋水师经费一事，大约是事实。 翁同龢奉旨到天津见李鸿章，时为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初二日。据其日记，先慰勉，后严责，李鸿章惶恐不已，引咎曰：“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翁同龢问：“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李鸿章答：“奉天兵实不足恃，我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另据胡思敬《国闻备乘》，二人之间，还有一段激烈争执。翁同龢问及战事，李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语”，反问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答：“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龢与和通用）

这段对话中，李鸿章所言“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便就是题主所言“翁同和拦截北洋水师的经费“实证一例。这也是一度常遭引用，被视为翁同和打击报复、假公泄私愤的证据。这里，涉及翁同和与李鸿章的一段历史公案。说的是翁同和的长兄遭曾国藩弹劾被杀，谣传那份弹劾奏章为李鸿章所拟。前段时间，经清史大家考证推断，两人之间其实并无私怨。（详情恕不赘述）而这段对话中“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一句似乎也能作为佐证。撙节是节约的意思，翁管着大清财政，开源节流，勤俭持政，原是本分，也正符合他的性格。他刁难、排挤李鸿章是事实，但却并非出于私怨，相形之下，前者是一个官员的德行问题，后者则可归之于国运。”前者可恶，后者可怕。“可怕的是，国家危急存亡，迫在眉睫，执掌朝政的重臣却是这么一位爱惜羽毛、纸上谈兵、意气用事、鼠目寸光之徒，诚可谓“名流误国”（胡思敬语）。

总结一下，对清史人物评介争议历来颇多。曾国藩由坏转好，康有为有好转坏，李鸿章则好坏不分。由于新史料的发掘和学术视野的拓宽，其研究成果有的让人尽毁三观，有的只让人心悦诚服。 由于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以及既有的思维定势的束服，翁同和在错误的时间，扮演错误的角色，于是，悲剧就发生了。于己无非盖棺功过，与国则为历史悲剧的一份子。你当然可以说他名流误国，迂腐荒政，但无论如何，都与“奸臣“无关“。

翁同龢肯定不是奸臣，这算是抬举他了，更不是能臣，“庸臣”也许是既适合、又不适合他的评价。

奸臣是什么？秦桧在靖康之难中被俘虏到金国，秦桧周转于宋金之间，献媚讨好金国，并且在金国谋职，后来回到宋朝，在宋高宗那里溜须拍马，赵构竟然让他当了宰相，在岳飞北上收复失地的时候，忽悠高宗以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让岳飞死于莫须有的罪名之下，秦桧在宋朝翻云覆雨二三十年，秦桧，是奸臣。严嵩官至内阁首辅，可谓是权倾朝野了，结党羽，除异己，却又深得嘉靖宠信，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更被时人称作“小阁老”，严嵩，是奸臣。因此，奸臣可不是谁都可以当的！奸臣的首要条件便是，要有优秀的政治智慧与说话艺术。

可是翁同龢呢？

翁同龢的履历看上去是很漂亮的，咸丰六年的进士头名，更是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帝师。你说翁同龢是奸臣罢，他又曾劝同治“开直臣忠谏之路，杜小人幸进之门”，当然这可能是场面话。在甲午战争时期，翁同龢是主战的，在议和的时候，翁同龢又说宁愿增加赔款，也不能割地。这似乎不符合我们印象中的奸臣形象吧？

在光绪即位以后，翁同龢仍然稳居帝师的位置，并且得到光绪的赏识与重用。我们看看翁同龢在这段时期的官路：光绪元年，任刑部右侍郎；光绪二年，皇帝讲官，很快又迁户部，当经筵讲官，然后又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后来，又升为刑部尚书，可是很快又调到工部；光绪八年，任军机大臣，后来被撤，光绪二十年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等等。翁同龢的官路看上去是很顺畅的，可是如果深究起来的话，你会发现是因为皇帝不知道要将他摆在什么位置更为合适，翁同龢毕竟是皇帝的老师，因此不管怎么样，皇帝肯定会重用。

光绪开始亲政的时候，是“每事必问同龢”，可是当康忽悠光绪发动变法的时候，虽然有过短时期的权力膨胀，可是光绪竟然很快便对翁同龢彻底失望了，说翁同龢“断难胜任枢机之任”。等到变法失败后，因为当时康跑路了，翁同龢又被推出来当替罪羊，说他辅导无方，然后被革职，并且永不叙用。翁同龢还没来得及高兴，便重重地摔下来了，也没机会翻云覆雨，更没闹得朝纲震荡，你说他怎么算得上是奸臣？

翁同龢既然不是奸臣，那么是什么呢？翁同龢是很自视甚高的，因此得势后确实很傲慢，也得罪了很多人，经常被弹劾。可是，他的“得势”并不是真的得势，不然谁敢参奏他？翁同龢本想当中兴清朝的忠臣与能臣，偏偏又忍不住偏向“奸”，当我们以为他会成为奸臣的时候，偏偏他又没那本事，又偏向了“庸臣”。

可是，你说他是庸臣罢，他又当了两代的帝师，身居高位。因此我说，庸臣这个评价是既适合、又不适合翁同龢，翁同龢可谓是不像庸臣的庸臣。

对于85后一代来说，翁同龢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因为85后中学时候，历史课会说翁同龢向光绪皇帝推荐了戊戌变法的操盘者康有为，从这个表述来说，翁同龢是一个进步人物，但是，近年来，很多晚清题材的书籍则又透露这样的一个现实：翁同龢为了压制李鸿章，恶意克扣北洋水师的经费，这种行为成为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从这一点来看，翁同龢似乎又是一个奸臣，那么，翁同龢到底算不算奸臣？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要从深度来探讨：

在帝制时代，既家天下时代，忠君和爱国，是很难统一的。

因为在帝制时代，朝廷不过是天子的私产而已，因此，如果将维护天下人的利益视为爱国的话，那么，忠君和爱国并不能划等号。

当代人提起五代后晋皇帝石敬瑭，认为石敬瑭无耻之处在于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导致后世王朝深受其害。但其实对于石敬瑭来说，最大的屈辱并不是割几块地给外人，而是要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称臣。不过想起自己毕竟能当皇帝，给契丹人当干儿子也着实算不得什么。

同样，对于翁同龢这种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价值观，就是忠于大清皇帝。至于这种忠是否对得起天下，这不是翁同龢所考虑的。

其实，大清灭亡后，很多清朝的遗老遗少，至死表示愿意为宣统帝效忠，甚至很多遗老遗少在溥仪担任伪满皇帝期间，依旧为伪满朝廷效劳，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种思想的毒害。

翁同龢一生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丝一毫对不起光绪帝的地方，因此从这点说，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忠臣，也是大清国的忠臣。

但是，翁同龢对光绪帝忠，对大清国忠，却不代表翁同龢对得起天下人。

翁同龢的一生，受其见识、眼界的局限，翁同龢意识不到天下人的利益，甚至对于翁同龢来说，自己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大清朝廷内部存在任何一方能威胁朝廷地位的势力，而李鸿章，则是翁同龢首要遏制的人选。因此，翁同龢在得势期间，竭尽全力打压李鸿章及李鸿章背后的北洋水师。

但是，当光绪帝打算变法的时候，翁同龢在深知会得罪慈禧太后的前提下，积极为光绪帝变法而奔走——倘若翁同龢奸诈，那么翁同龢绝对不会犯傻得罪慈禧太后。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翁同龢是一个迂腐的士大夫，是清流误国的典型代表——迂腐的士大夫，其忠贞精神可佳，其文章也可圈可点，代唯独对国家建设，毫无积极作用。

翁同龢肯定不是奸臣。《清史稿》载，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三儿子，他于咸丰六年（1856年）高中状元，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堪称一代文曲星，他能诗善画，尤以书法见长，一生著述甚丰，行政才能出众，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家。翁同龢还先后担任过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老师，被称为“两代帝师”。

翁同龢先担任同治帝载淳的师傅，后来又任光绪帝载湉的师傅，他还是十分爱护自己的学生的。 尤其对第二个学生光绪十分呵护，精心施教，希望把光绪培养成一个能治国安邦的明君。翁同龢反复给光绪讲解古圣遗训，古今治乱兴衰之道，并引导光绪上位后要勤政爱民，虚心纳谏。

翁同龢不仅教书育人，而且在生活上也很关心光绪帝，两人虽是君臣关系，然而相处得十分融洽翁得到了光绪的绝对尊敬与信任，成为后来光绪最为倚重的柱石人物。

光绪在位30年，正是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 。列强步步紧逼，以各种方式加紧侵略中国。 甲午惨败后，清国重金打造的北洋水师灰飞烟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清廷被迫割地赔款，开埠通商，这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让年轻的光绪帝寝食不安、坐卧不宁。光绪虽有满腔热忱，却不知从何处下手。翁同龢再一次充当了光绪的指路导师。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期间，翁同龢是积极主战派，他同孙毓汶等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甲午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使力主一战的翁同龢倍感震惊（他并没有扣押、截流北洋水师的军费，反而大力支持李鸿章采购新式军舰）。

翁意识到光靠祖宗遗训是无法挽救积重难返的清王朝的。他毕竟是学富五车的大儒，思想转变较快，从一个力主“尊王攘夷”的封建卫道士变为很具维新思想的开明人物了。师傅翁同龢思想的迅速转变，直接影响到光绪帝。翁同龢多次在光绪面前陈述、褒奖西方的长处，指出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多次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及其主张。光绪异常兴奋，他开始对外部世界的局势产生了兴趣，也逐渐喜欢阅读新书了。

但此时的光绪仍是个傀儡皇帝，没有任何独断的决策权，慈禧太后才是清王朝的实际掌权者。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在师傅翁同龢的襄助下，光绪帝冲破层层阻碍，断然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向中外宣布，要进行变法革新。

光绪在诏书里鞭挞了那些因循守旧，阻挠变革的顽固势力；他还以沉痛的口吻指出了中外相差悬殊，国事衰朽的严酷时局；他明确地指出了变革的合理性，肯定了维新变法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与必然趋势。从谕旨的内容细则看，几乎涉及到了国家生活的大事小情、方方面面。

明定国是诏是光绪、翁同龢、康有为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的颁布，犹如石破天惊，在大清国朝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开明官员和有识之士拍手称快，并积极响应，他们从光绪力推的变法革新中，看到了清朝中兴的希望。然而，对彼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封建顽固派、守旧势力等既得利益者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这些人不学无术、鼠目寸光，只图高官厚禄，纸醉金迷，养尊处优，什么国家前途民族利益对这些满脑肥肠者来说全是浮云，这些人盘根错节，抱成一团，形成了一个异常顽固腐朽的社会力量。

光绪帝要改革，直接触及到了这些守旧权贵的切身利益，引发了他们疯狂的攻击与反对。鲁迅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何况变法必定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而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光绪、翁同龢与维新派所设计的改革方案，要想在古老中国得以实施，不进行一番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不可能得以实施的。

就在新法颁布后的第4天，慈禧为了控制变法的势头并为以后绞杀维新运动铺平道路，开始先发制人，他逼迫光绪帝发布谕旨宣称：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揽权狂悖，将其革职并逐出北京发回原籍 ，慈禧一下子就将光绪帝的左膀右臂砍去，彻底将光绪孤立。光绪手上没有一兵一卒，显得十分软弱。9月，慈禧授意荣禄将聂士成、董福祥的部队调往京津附近。时机成熟后，她将光绪软禁在瀛台，同时下令废除新政，捕杀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等维新派人士。至此，“百日维新” 宣告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侥幸逃脱，分别流亡香港、日本。翁同龢在家乡常熟被强行管制；湖南巡抚陈宝琛等40余位积极推行变法的开明官员通通被革职。史载，翁身为帝师，位高权重，但他确实是一位清正廉洁、律己爱民、公忠体国的开明政治家。他死后谥号文恭。这样的人能是奸臣吗？

【插图源于网络】【写作辛苦 严禁搬运】

翁同龢你说他是奸臣，似乎高看了他，不说他是奸臣吧，有时候他这个书呆子坏起事来让人咬牙切齿，总是绊后腿，让人愤恨。他学问可以，只是没有多少政治才能，缺乏大局眼光，一个政治平庸之人却老是干预政务，好事没做多少，带来的坏处却很多。为了一己之私，对人不对事，坑害北洋水师却是事实，总之翁同龢就是个政治平庸之人，却没有道德保守，公私不分，明知道自己不行硬要干预政治，这是丑人多做怪，应了那句话“清流误国”啊！

翁同龢和李鸿章有个人私怨这大家都知道，无非就是李鸿章弹劾了翁同龢的长兄嘛，害的他的兄弟发配边疆，翁同龢父亲一气之下就死了，翁同龢从此就嫉恨上了李鸿章，老是跟李鸿章过不去。本来翁同龢的兄弟就是犯了法，被惩罚了是很正常的事，可是书呆子就认死理，认定李鸿章是坏人，从此一味针对李鸿章。书呆子的翁同龢为了报复李鸿章，他没有实力去干掉李鸿章，于是总在政务上对李鸿章使绊脚石，为了一己之私枉顾国家利益，这就是翁同龢让人痛恨的地方。大家都知道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其中就有翁同龢的功劳。那时翁同龢是户部尚书啊，北洋水师的军费开支就是户部给的嘛，可是翁同龢老是诸多借口拖着不给军费，说国库穷拿不出银子，其实国库有银子，翁同龢就是因为和李鸿章有过节，故意不给军费，对翁同龢来说，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私人部队，他恨不得北洋水师覆没才好呢，还发军费，想都不用想了。书呆子就是意气用事，为了一己私怨枉顾国家安全。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管理不错，但也巩固了国家海防啊，翁同龢就是对人不对事，搞的北洋水师好几年因为没有经费，都没有增添过战舰了，短短几年就被日本海军给超过了。等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又是一副主动开战的嘴脸，一定要北洋水师主动出击教训日本，送死让别人去，之前别人要军费你不给，临时出事了才想到别人去送死，这实在太混账了。结果大家都知道，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如果翁同龢有国家意识，而不是为了个人恩怨，好好的和李鸿章合作，也许甲午战争不是那个结局，只是历史就是历史，改变不了过去，只是想到翁同龢这个书呆子拖后腿就让人咬牙切齿。

翁同龢这个书呆子还误国的事就是把光绪带进了坑里，真是坑队友的货啊！翁同龢作为光绪的老师，他一直对光绪灌输结党对抗慈禧的理念，维新派崛起，翁同龢就拉拢维新派组成帝党对抗慈禧的后党，只是维新派都是一帮文人，能成什么大事啊！慈禧并不反对革新变法，只要不威胁到慈禧的权威，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只是维新派搞出个戊戌变法想干掉慈禧，结果慈禧一发怒把维新派全部收拾了，软禁了光绪，从此光绪彻底成了一个傀儡。翁同龢作为帝师是有责任的，学问是合格的老师，权谋也不合格了，明知道慈禧占据绝对的实力，用鸡蛋碰石头那是傻瓜，最好的办法就是韬光养晦，积储力量，而不是一时冲动出风头，可见翁同龢还真的教的不好啊！清流误国啊，清流坏起事来，还真让人痛恨的！

与其说翁同龢是一个奸臣，不如说翁同龢其实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代表之人物之一，其功绩和历史局限性都是一个传统的儒家文人典型的功绩和历史局限性。

他为官上的一大功绩，就是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这一件事说明他还是心中有公平正义的，而为天下造福也是传统儒家士大夫的道德要求，这件事他做得不错。

但是他受限于时代，并不能开眼看世界，也就无法帮助中国富强。与之相反的是，他过于沉溺于个人恩怨，与其说他是因为政见不同而反对李鸿章，不如说携带了大量私怨来攻击李鸿章。由于他的所作所为阻挠了洋务运动的开展，导致李鸿章的工作处处受到掣肘，工作效率降低，这是他一大过失。

但是封建时代的党争，你很难判定哪一方是就是忠臣，哪一方就是奸臣，像这些束手谈心性，平时不接触实物，做的都是些做皇帝的老师的事情的官员来说，你让他们接触洋务运动，办洋务，买军舰，真是强人所难。他们如果能老老实实，只教皇帝四书五经倒也不错，偏偏又在朝廷上指手画脚干涉李鸿章等人干实业，这就是其历史局限性导致的更大的问题。

正是由于他们的指手画脚导致洋务运动开展遭受了阻挠，功亏一篑的事情也屡有发生，导致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处于劣势。这也确实是翁同龢这个人出的问题。当然，甲午战争的失利并不能只怪罪在翁同龢身上，是有很多原因造成，他所阻挠洋务运动只不过是其中比较小的一个原因，如果要非得指责甲午中日战争清朝的失败的话，那临阵脱逃的几位陆军将官显然更有责任一些。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晚清帝国，有一个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以状元进而入仕，先后成为统治招聘俩朝帝师不说，还把握了十数年的国家财政大权，毫无疑问他对晚清政局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就是翁同龢。

自古以来，位极人臣的官员都是非大忠即大奸，譬如连杀3个皇帝的宇文护就是大奸臣，像三个女儿独孤天下却依旧固守初衷的独孤信就是大忠臣。他一个人几乎可以影响整个政局的走向，但是晚清最终走向了覆灭，那翁同龢算不算奸臣呢？一个词评价翁同龢最恰当不过，那就是大奸似忠。大奸似忠的含义就是内心最奸诈的人他的外表往往表现的像最忠厚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字叔平，号声甫，江苏人。他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平步青云、得到重用、罢官归家、郁郁而终。他是大学士翁心存的儿子，出身书香世家。咸丰六年，先任户部侍郎、后步步高升至军机大臣。

在官场混得这么开可见他的双商都很高，而且很会为人处世，最重要的是当时他还被大多数人认为清流砥柱，要知道这可不容易，位高权重还不贪财少有。后来他成为光绪帝师，年轻的光绪更是极其倚重他，每次遇到事都问他的意见，以至于后来光绪不听他的坚持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很寒心，罢官回家，郁郁而终。

按理说，他一朝首辅大臣就算是罢官也应该衣锦还乡，后半生做个富贵老头安度晚年。谁承想，他到回家乡时两袖清风，过的十分清苦，论做官的道德操守他为官清廉，值得称颂。但是光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说他是一个好官么？当然不是，为官要看是否无愧自己，无愧君王，无愧百姓，无愧国家。他勉强做到了前面2个。

翁同龢有个哥哥叫翁同书，这是个热血青年，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他义无反顾称赞太平军，导致曾国藩、李鸿章弹劾他通敌叛国，这是杀头之罪。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因这件事翁同龢被贬，虽然之后又成为军机大臣，但心气高的他从此就决定一辈子和李鸿章为仇敌，要处给李鸿章穿小鞋。

洋务运动时李鸿章主张的训练海军、开铁道、改变科举制度的八股制学习一下西方，处处遭到当时在户部的翁同龢的反对和牵制，而且守旧派对他议论纷纷，多有诽谤，所以李鸿章最终也没能贯彻执行他的想法。

中日甲午海战，李鸿章、丁汝昌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但是他们也是有苦衷。没有充足物资的支持和先进的思想其实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战败。

为什么没有物资呢？明面上北洋水师每年可是五百万两军费啊，被主战派的翁同龢扣押拿去给慈禧拿去过70大寿了，他就是想让李鸿章死，所以他也是甲午之耻的始作俑者之一，从这方面看就算是个奸臣无疑了。他确实因个人仇怨，给整个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间接给本就水深火热的百姓增加了负担。

不论古今，当官都要知道忠奸明言辩，百姓才是头上天。

说翁同龢是奸臣，最大的依据是他在主管户部“钱袋子”期间，拦截北洋水师的军费。由此造成北洋水师军备难以更新换代，储备的炮弹也不足以应对日常训练和海战所需，以至于落得个甲午海战的惨败。

但要讲他是奸臣，那真是有些抬举这位重于理论辩驳的书呆子了。

历史上的奸臣，比较出名的有蔡京、秦桧、贾似道、严嵩等人，他们个个都是玩弄权术、上下其手的高手。

拿秦桧为例，他一方面对内打压南宋朝廷的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另一方面对外主持与北方敌国金朝的议和事务，对上还让高宗赵构对他忌惮三分，稳稳当当得霸占在南宋宰相的位置上直到病逝。

真应了那句话——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可见，和做青楼女子需要漂亮脸蛋、曼妙身姿，吹拉弹唱样样拿手一样，当个奸臣，没点高超的政治手腕与阿谀奉承的本领，也还真戴不上“奸臣”的帽子。

放在翁同龢身上，离奸臣的称号，他这碗水还真浅着呢！

翁同龢最响亮的身份，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因为牵着这一层师生关系，翁同龢自然而然得被归入了“帝党”的行列。而翁同龢的官场举动，的确也是以光绪皇帝的利益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以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和帝师翁同龢为首的帝党，在光绪亲政、慈禧训政的阶段，起初试图以“和平赎买”的温和方式，将清王朝的实权由慈禧手中，平和得过渡到光绪身上。

为此，面对慈禧“退休归养之地”颐和园的修建工程，以及这位老佛爷六十大寿典礼的筹办上，奕譞和翁同龢都刻意号着慈禧的脉走、顺着太后的意思办。

尤其是翁同龢，为了保持“政治正确”，竟然不顾国家海防工程的重要性，断然截留北洋海军的军费，优先用于慈禧的颐和园修建及大寿庆典筹办上。此举显然低估了慈禧对帝国最高权力的痴迷程度。

翁同龢截留海军军费的原因，恐怕还与他和李鸿章的私人恩怨有关。

早在清政府剿灭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李鸿章曾弹劾过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弃城逃跑之罪，两人就此结下了梁子。身处朝廷的翁同龢，就此处处与李鸿章作对，以至于阻挠北洋舰队的军备发展。

等到甲午海战清政府战败，翁同龢又鼓动朝廷清流党，大肆弹劾李鸿章应对战败结果负责，主张杀李以谢国人。可见他对李鸿章的积怨颇深，已经到了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其实，以翁同龢的才学，放在太平年月做个中规中矩的文官倒也合格。只是晚清年间，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复杂乱世，这个时候把翁同龢这样的学者型人才，放在帝国政权的核心决策层，甚至任用为中枢魁首，则必然误事。

晚清时期，活跃在政坛上的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荣禄等人物，虽然受制于封建政权的体制局限性，未能在国家制度方面有所建树，但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张之洞兴办洋务，毕竟还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做了一些实事。

反观翁同龢，却从未在他身上看到些许实际的成绩。在人们的印象中，翁同龢大多数时候是与清流党搅和在一起，以道德制高点标榜自居，对那些干实事的能臣干吏指指点点，动辄吹毛求疵。

抛去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私人恩怨，即便他真的是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考虑问题，行使着朝廷官员的监督职责，但他那种不顾现实情况，一味追求理论效果的想法，于当时的国情，也是格格不入、不合时宜的。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