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时候比较繁盛.
论述性的小说是什么样的
寂寥星
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开始看小说,准确地说是漫画,各种各样的。
经典的名着总是排在流行的小说之后。看的时候很激动,身边会放大把的纸巾,准备好垃圾桶,以备不时之需。我还记得我看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送牛奶的boy和一个说话大声粗鲁的girl的浪漫故事。当然,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又是一片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杂志还是登这些故事。女孩子总是很平凡,她遇到的男孩子永远很帅,很有钱,很会打篮球,而且总是转校生,自己的学校一直都是“青蛙聚集所”。
这个男主角很冷很酷,拽拽的,不爽的话就要挥拳头揍人,学校里的男生女生还很配合,见到他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郁闷死我了,看到这里我就很痛心地想到鲁迅先生,他奋斗了这么多年,中国人的奴性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并且还被视为理所当然,难道这些作者都加入了一个秘密团体——不会是鲁迅复活团吧?难道是为了把先生从坟墓里拉出来吧!就像是《达芬奇密码》里说的那个秘密团体要守护的秘密一样。
哎,扯远了,转回来,转回来。那个男主角身边总是有一个很漂亮很聪明的女配角,死心塌地的喜欢着他,于是一场场误会就来了,女主角伤心得死去活来,男主角为了他那什么自尊之类的鬼东西,也不解释什么,误会就一直持续下去,后来他的一个好朋友终于受不了了,向女主角坦白男主角的心意,于是他们的误会就这样冰雪消融了,两个人拥抱在一起。终于修成正果了。
或者是出现了一个很温柔的男配角,爱女主角爱得死去活来,连生命都不顾了。可是,不管他做什么,那个笨蛋女主角总是泪涟涟地看着他说对不起,你很好,我很感动,可是我真的很爱他,离开他我会死的。一场无望的单相思啊!这个是不是就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啊?用几米画上的话说,就是:“这个世界总是残忍地对待善良的人”。
为什么男主角不喜欢优秀的女配角,女主角也不要出色的男配角呢?他们都有被虐倾向吗?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一见钟情,这么多的灰姑娘产生呢?
原贴:什么样的作文是小说作文
santababe
所谓“言情”,就是“说爱情”,或者叫“讲述爱情”,而言情小说,自然就是讲述爱情的故事。
但言情小说同爱情小说来比较还有一些区别,因为,所谓“言”,就多少带有一些不真实的调侃的意味,所以说,言情通俗说是一种快餐文学,是那种比较梦幻、脱离现实的,是女孩子的成人童话。
当然,还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理解,那就是:
“言情小说对于未恋爱的人来说是向往
对于恋爱中的人来说是经书
对于失恋的人来说是痛苦的回忆
对于幸福的人来说是消遣
对于作者来说它只是为了赚人眼泪”
最著名言情小说大师就是琼瑶,还珠格格等就是她写的
原贴:言情小说是什么样的小说?
静水流深wh
原贴:什么样的作文是小说作文
桜の栞
“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高潮出现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对于“革命历史小说”,洪子诚曾作出过这样的界定:“在50至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鉴于这种情形,80年代有的研究者提出了‘革命历史小说’的概念,指出这一‘文学史’命名所指称的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说到底,“革命历史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呈示表现革命历史的时候凸显出了一种相当突出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样,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便是历史事实与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在那样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二者冲突的结果却又必然是以对历史事实的更改或重写而迁就适应意识形态的要求。
革命历史小说作家们,通过再现历史场景,即类似于对革命历史过程的纪实性记录,以肯定革命的正确性。这种小说大多是二元对立模式。其历史观就是把社会历史演进看做是好与坏、善与恶、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动等这一系列截然对立的力量之间的较量。大写革命者、斗争者的英雄主义、道德情感等以推崇传统道德,使之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有较大篇幅书写反面人物的侵略行为和野蛮表现,以肯定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革命历史小说注重文学的工具性,服务性,强制其承担起“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重任。
革命历史小说中着重刻画反面人物的各种恶行,或将其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缺乏人性感性的动物的创作模式.
moona831
经典的名着总是排在流行的小说之后。看的时候很激动,身边会放大把的纸巾,准备好垃圾桶,以备不时之需。我还记得我看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送牛奶的boy和一个说话大声粗鲁的girl的浪漫故事。当然,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又是一片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杂志还是登这些故事。女孩子总是很平凡,她遇到的男孩子永远很帅,很有钱,很会打篮球,而且总是转校生,自己的学校一直都是“青蛙聚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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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扯远了,转回来,转回来。那个男主角身边总是有一个很漂亮很聪明的女配角,死心塌地的喜欢着他,于是一场场误会就来了,女主角伤心得死去活来,男主角为了他那什么自尊之类的鬼东西,也不解释什么,误会就一直持续下去,后来他的一个好朋友终于受不了了,向女主角坦白男主角的心意,于是他们的误会就这样冰雪消融了,两个人拥抱在一起。终于修成正果了。
或者是出现了一个很温柔的男配角,爱女主角爱得死去活来,连生命都不顾了。可是,不管他做什么,那个笨蛋女主角总是泪涟涟地看着他说对不起,你很好,我很感动,可是我真的很爱他,离开他我会死的。一场无望的单相思啊!这个是不是就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啊?用几米画上的话说,就是:“这个世界总是残忍地对待善良的人”。
为什么男主角不喜欢优秀的女配角,女主角也不要出色的男配角呢?他们都有被虐倾向吗?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一见钟情,这么多的灰姑娘产生呢?
原贴:什么样的作文是小说作文
大脸菲
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中,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一起被视为创作数量最多、并且“达到的艺术水平”也最高的两类作品之一①。由于其在当代文学建构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因此50年代迄今,相关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有两个关键问题得到反复讨论,一是“革命历史”叙述与当代中国合法性建构的关系,另一即是这类小说大都采取的“通俗化”叙事形态,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历史内涵。
对于后一问题,许多研究或许过分关注其“意识形态”意味,而对“形式”本身的历史性构成分析不够。因此,常常笼统地将“革命历史小说”视为一个内在差异不大的整体性存在,较少勾勒其形成、变异与转化的历史轨迹。对“通俗化”形式本身,也缺乏足够的细致辨析,它常常是“民间”、“乡村伦理”、“传统”或“隐形结构”、“无意识”等的化身,而这一形式的内在差异,比如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比如英雄说部与武侠小说的分别等,及其如何被革命文学接纳,则较少展开历史分析。即便关于“革命历史”的具体指涉内涵,相关的理解也较为粗糙。比如很少有研究注意到,这类小说所讲述的“革命历史”,固然包含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不同时段,不过主要集中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尤有意味的是,除少数例外,那些被视为具有“传奇色彩”、“通俗化形式”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而那些“史诗性”的作品,则经常与国共内战的历史直接相关。
类似的问题经常被统摄于传统/现代的分析模式中加以讨论,其关键在如何理解革命中国及其文学的性质,它是否“现代”,其内涵如何界定,特别是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关系到底怎样?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将其指认为“古典文艺”或“封建文艺”,强调其前现代性②;1990年代后的“再解读”研究提出“反现代的现代性”,凸显其现代内涵③,背后都涉及这一问题。本文将以革命通俗小说为媒介,力图更深入具体地重新探讨相关问题。
一 “革命历史”、“通俗化”叙述与“民族风格”
论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通俗化”问题时,评论家与研究者大致涉及如下作品: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1944)、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1945)、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1949)、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954)、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9)等。
将这些小说视为一种“类型”而展开的讨论,始于1957年《林海雪原》的出版。这部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很快便在《文学研究》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上出现了多篇评论文章④。侯金镜提出,新中国文坛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描写新英雄人物”的作品,一种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创造上都获得了一定成就的作品”,如《万水千山》《保卫延安》等;另一种则是“虽然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但是因为它们具有民族风格的某些特点,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面貌(如‘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等等)”。《林海雪原》就属于这后一类作品⑤。何其芳也特别强调这部小说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特点,表现革命斗争的“传奇色彩的情节”和这种“民族形式结合得好”,因此拥有“广泛的读者”⑥。王燎荧则判断《林海雪原》“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直接来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同时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称之为“革命英雄传奇”⑦。
这些评论关注《林海雪原》的三个要点:一是小说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和资源,特别是如作者曲波提及的“三国”、“水浒”、“说岳全传”⑧等。由此导致其文本叙事上的特点,是故事性强、情节完整、人物特点突出、语言通俗易懂。这些特点往往被描述为“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二是这种叙事特点,也造成了小说的缺点,即“思想性不深刻”,人物性格“单薄”、“不成熟”。所以,相对于“思想性”与“艺术性”更强的作品,它们无疑处在“次一等”的位置上。当时的评论文章,一边为这部小说大声叫好,但同时也总会指出它在人物描写(如少剑波的个人主义)、情节构成(如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描写)以及在表现“人民”方面的不足。三是这种小说的最大优点,在于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具有很强的普及性。它“可以替代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⑨,“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⑩。
《林海雪原》之后,1958年出版了好几部类似的作品,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烈火金钢》(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敌后武工队》(11月)、作家出版社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2月)等。这些小说在讲述革命历史时,均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注重故事性和人物的传奇色彩。特别是《烈火金钢》出版后,引起了新一轮关于小说“民族形式”的颇为热烈的讨论。与《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比起来,《烈火金钢》的“民族风格”更直接地与一种独特的叙事文体即新评书体联系在一起,这也使相关讨论能更深入到小说结构、叙述章法等层面去。这些评论文章大多发表在《人民文学》文艺报文学知识等重要刊物上,因此可以将之视为与当时文学界有意识地发起关于《林海雪原》的讨论一样,是对文学普及问题与民族形式建构问题的进一步推进。
著名评论家侯金镜以“依而”为笔名发表的评论文章(11),首先从一份读者调查报告说起。如同曲波在创作谈中将文学作品分为两类并且褒贬鲜明(12),调查报告也提及读者更容易被“《水浒传》《三里湾》《林海雪原》”这类小说吸引,而对“《死魂灵》《子夜》《山乡巨变》《百炼成钢》”等则印象不深;进而概括出长篇小说创作的几条要求,诸如故事有头有尾、情节曲折、用行动来描写人物、语言通俗明快、叙述人的介入等等,其典范则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英雄的说部”,如“《水浒》、《三国》以及《说岳全传》”。侯金镜认为这份调查表提出的是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普及与提高在创作实践当中的一个文学形式的问题”。与这一理论性问题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则是,“我们从五四以来虽然产生了许多好小说,但是在茶肆、曲艺厅、农村、厂矿里,讲述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书仍然始终不衰,甚至占有相当优势”。某种程度上,《烈火金钢》的成功也印证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小说出版后不久,著名评书艺人袁阔成(13)播讲的同名评书即在广播电台播出。有回忆文章这样写道:“1958年……不论大街小巷,或是穷乡僻壤,凡有收音机或大喇叭的地方,平头百姓都尖着耳朵听‘肖飞买药’。”(14)
在这样的评论视野中,有意味的问题不仅在小说的“民族形式”与五四式的新(西方)文艺传统之间的某种对立,更在一个特殊社会/文化群体的凸显,即中国古典小说传统滋养的读者群,和他们在当代文学中所处的暧昧位置。一方面,他们代表着“人民群众”,“不积极地从民族风格方面去努力,就不能使新小说在劳动人民中大量普及并且生根”;但另一方面,他们所习惯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趣味又具有某种暧昧性,而使得在“普及”的同时也需要“提高”,既要“适合他们的欣赏口味”又“能够教育他们”。“民族形式”、“民族风格”问题,紧密地关联着这个暧昧的“人民群众”/“读者”群体。
蔡翔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曾提出,正因为“‘群众’这个概念被有力地‘嵌入’到当代文学的结构之中”,才导致了“当代文学的通俗化倾向”。但是,“群众”这一政治性概念和“读者”这一文学性概念之间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读者’既来自政治的合法性支持,同时,也有着自身的某种传统”。蔡翔在这里引入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某些传统文艺形式——这一形式包括古典文学、民间说书、曲艺、甚至口头故事,等等——的传播过程,已经构成了中国下层社会(乡村和城市)庞大的‘读者’群落,这一群落或许可以被称为某种‘想象的文化共同体’”,安德森的理论正是指认出了这个“文化共同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15)不过,安德森虽然指出了现代民族认同与传统王朝国家、宗教共同体的瓦解及印刷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他并没有具体讨论,在现代的“想象的共同体”构造的过程中,传统的“共同体”记忆如何发挥作用(16)。论及这一点,其实涉及的是中国民族认同的独特性。区别于一般民族主义理论所依据的西欧式民族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在20世纪以前是农耕帝国后来却将它的政治凝聚性保持到了20世纪末的国家”(17),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建构有其独特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帝国时代的共同体经验与记忆,和现代国家认同之间,有着既连续又变异的复杂关系。很大程度上应该说,当代文学“民族形式”、“民族风格”问题的暧昧处境,作为“读者”的文学趣味与作为“人民群众”的政治身份之间的落差,都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因为“读者”的欣赏趣味关联着帝国时代的文学传统和阅读经验,而“人民群众”无疑是一种现代构造。
中国古典小说资源及其塑造的文本叙事方式,经由无数已经内化并习惯这种文化趣味的“读者”/“人民群众”而延伸至当代中国的现实中。产生问题的原因是,这种传统美学形式和趣味固然可以被称为“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不过仅仅有这样的形式与风格却不足以使文学成为“中国的”(特别不是“革命的”),因为这里所谓“中国”固然与古典中国文化记忆相关,但更是一项“现代的发明”。因此需要追问的是,古典中国的文化共同体记忆(文学形态及审美惯习、欣赏趣味),与革命中国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事实上,关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资源的位置,当代文学的主流建构者并非没有规划。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讨论并公布了一份“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18),其中的三大构成部分分别是马恩列斯等“理论著作”、19世纪西欧与俄罗斯文学及苏联作品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这也可以看作是当代作家需要吸纳的三种资源。与曲波及刘流等明确地倾向于“三国、水浒、说岳全传”等中国古典文学以求能接近“民族风格”不同,被认为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更高”的《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则这样写道:“开始长篇创作的时候,我熟读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研究了几部中国古典文学,重新读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革命文学。”(19)显然,同样是叙述革命历史,为何《红旗谱》表现出比《林海雪原》等更高的“现代性”,或许关键便在文学资源的借鉴上,前者更多地吸纳西欧现代文学传统的缘故。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围绕通俗化、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问题,而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肯定与倚重,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素养”问题,而涉及当代文学创作应当吸纳怎样的文学资源,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人民文学”这样的根本性理论问题了。
强调应当更多地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而凸显“民族风格”的小说观念,显然并不是《林海雪原》《烈火金钢》等出现的1950年代后期才有的。当时,对这类小说的讨论,关联着特定历史语境下对当代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理解,特别是与“大跃进”前后提出的新一轮文艺大众化路线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次讨论中,这种小说形态才得到了理论性的命名,并且以此为契机,这类小说在当代的历史流脉,也得到了明确指认。侯金镜、王燎荧在评论《林海雪原》时,已将之作为某种“类型”来看待;在评论《烈火金钢》时,侯金镜进一步认为相关的“有成效的努力”,已经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创作脉络。他提及的作品,赵树理之外,还有《吕梁英雄传》《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当这些于不同时间出现的作品被视为同一种“类型”时,“革命通俗小说”的命名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这一作品序列中,《铁道游击队》占有特殊的位置。这部作品出版的1954年,评论文章在肯定其“强烈的故事性”、“朴质的作风”(20)、“生活内容的‘新鲜别致’”与“惊险的战斗”(21)的同时,主要关注它所表现的革命斗争的真实性与历史意义,并对人物刻画的“简单化”和敌人描写的“漫画化”提出批评。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批评话语关注的重心是现实主义问题,民族形式问题似乎并不那么重要。这也使小说出版后的“畅销”与批评界的“冷淡”形成某种对比。
从文学史的视野来看,《铁道游击队》在当代文学“民族形式”的讨论话题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既是“滞后”的作品,也是“超前”的作品。说其“滞后”,是相对于1940年代出现的具有同类文本特征的作品,如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说其“超前”,则是相对于1950年代后期出现的《林海雪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等。文本形态上,《铁道游击队》更接近于1950年代后期的作品:讲述对象为一支小型非正规的武装力量,情节富于传奇色彩,人物性格鲜明,更具有“英雄传奇”的文体特点;而从创作过程来看,更接近1940年代的三部新章回体小说:为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战斗英雄立传,相对更注重英雄人物的对敌斗争故事的全过程及其斗争经验。这两个时期的两种文本特色,被蔡翔概括为从“英雄”到“传奇”、从“真实”到“浪漫”、从“凡”到“奇”的变化(22)。事实上,1940年代三部以“英雄”为名的新章回体小说,与1950年代以“……队”为主体的传奇小说,还存在着许多差别,比如前者主要是从以“事件”为主体的英雄报道转化而来,并都曾在报刊上连载,因此其“章回体”形式与报刊传媒紧密相连;后者主要是以英雄群体人物为主、带有“回忆”和自传性质的写作,并且缺少报刊连载这一环节而直接以书的形式出版。这些因素在影响作品的“真实”与“浪漫”、“凡”与“奇”的具体想象方式方面,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不过,尽管存在着这样时间上的变异过程,但两者仍旧有着更大的共同点,即借鉴古典文学资源以构造通俗形式和“民族风格”。如果说在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存在着从1940年代的《吕梁英雄传》等到1950年代后期的《烈火金钢》等这样一个“革命通俗小说”的创作脉络,那么革命叙述与古典通俗小说因何、如何发生勾连的具体历史情境,就格外值得关注。正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散布”着的诸种话语要素的耦合,导致了“当代文学”的出现,而并非仅仅是毛泽东的一篇讲话便决定了当代文学的方向,毋宁说,讲话恰恰是诸要素耦合而成的“新话语”出现的标志。历史研究的深入不是去追溯这一话语的“起源”,而是去探究“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如何“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23)。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去考察在何种历史情境中,古典小说传统与革命话语以何种方式发生了关联,耦合的诸要素发生了怎样具体的意义交涉。
懒小小猪
中国古代小说最早起源于上古神话传说,比如:《山海经》、穆天之传,此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滥觞。此后,先后出现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唐传奇、明清小说等等。
中国古代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
扩展资料:
直到梁代萧统编《文选》,才第一个要把文学和历史区分开来他在序中提出他的文学定义,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但这时他所指的文学只包括诗、文、赋,并不包括小说我国的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还是进入唐代之后的事唐代的文化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文人的思想也有所发展、开阔;
这时传奇小说应运而生,如陈鸿写的长恨歌传白行简写的李娃传,都是依照传说创作而成,不再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
唐代小说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富于想象虚构与讲求文采,这就同过去的作品有所区分。参照萧统的文学定义看,虚构、想象正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正是讲求文采。从此,小说便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传统也并没有中止。
行摄大圣
1、新历史小说概念:由先锋小说作家转向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苏童,余华等
由非先锋小说作家转向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英吉,阿朱等主要致力于以民间视角还原历史真相,用迥异的历史观来发掘和表现主导历史流向的提心因素(权利、人性恶、性欲望等)
2、特征:1)形式上,心里是小说实在历史领域中结构了宏大的历史
叙事模式,还原了历史生活的原生态
2)情感上,新历史主义小说表现出热烈和充沛的情感,依
据历史隔膜的掩护
3)主题性上,作家解释历史的欲望非常明显
3、80 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莫言的《红高粱》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之作”;其他主要作家作品有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主义在真实观、历史观和艺术观上都带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追求对题材的抽象和超越,把题材、人物、事件仅仅当作一种背景,主要表现主观体验和人物心灵,
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新历史主义小说
元元
在历史方面必须完全贴近历史。在人物方面,可以适当演绎。
1、革命历史斗争小说,必须对历史“本质”的规范性叙述,为新建立的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和真理性作出证明,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时期的民众,提供思想和生活准则。
2、由于作家生活经验、艺术想象以及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差别,革命历史小说会有多种形态:一部分长篇追述对历史“本质”的“史诗性”把握,另一些则加入“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样式。个别作品融入更多个人的体验。
"星.
小冰
海绵星
凶猛呆呆兽
家园》是美国普利策奖作家玛里琳·鲁宾逊的新作,获2009年度"橘子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基本信息书名
家园
作者
(美)玛里琳·罗宾逊
译者
应雁
ISBN
9787020079117
页数
334
定价
24.00元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9
装帧
平装
内容简介
该书一出版就引起了中外评论家的注意,好评如潮。《家园》还获:纽约时报书评年度最惹眼图书、华盛顿邮报年度最佳图书、旧金山纪事报年度最佳图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年度最佳图书、圣安东尼奥快讯年度最佳图书和图书馆杂志年度最佳图书。
美国和英国毫不吝啬地分别把普利策奖和橘子奖这两个重要奖项授予同一位女作家,这足以说明这位作家的分量。
原贴:家园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Janina小C
原贴:什么样的作文是小说作文
呆鸟
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蔡东东已被注册
小时候是看不懂三国的。会咿咿呀呀跟着电视里唱“滚滚长江东逝水”,但是不晓得什么叫浪花淘尽英雄。倒是知道有诸葛亮这么个人物,语文书里有他的《出师表》,诘屈聱牙,甚是难懂,还偏要全篇背诵。放过孔明灯,会飞的白纸糊的灯笼。知道兰溪有诸葛八卦村,据说住着诸葛亮的后人。
后来渐渐大了,老了,身边有人死了,终于看懂了。或者自以为是看懂。懂了以后便知道,看不懂是幸,看懂了是悲。看懂,就再也不能假装自己是孩童。
我以为红楼、水浒、三国实则讲的是同一个故事。聚而后散,得而复失,喜然后哭。花开花谢,春秋几度。红颜凋零,英雄末路。
老三国百看不厌。相较于后来的片子,老三国的哭戏特别多。演刘备的孙彦军在访谈里说,导演要求的哭有好几种:有嚎啕大哭,有默默不出声的流泪,有哽咽而泣不成声,有泪含在眼中而不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孙彦军所指的虽然是刘备之哭,放在旁人身上却也合适。我猜明清之际尚不兴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一说,故小说里的英雄好汉都掉眼泪。三国里的哭,大约不比红楼里的少。因都是至情至性之人。
诸葛亮哭的也许不比刘备的少,只是委婉些,音量小些。诸葛出场的那一出,隆中对罢,刘备请孔明出山,孔明坚辞不就,回身欲走。刘备伏首而泣曰:“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孔明回身,见刘备伏于地,泪沾袍袖,衣襟尽湿。那是书中不曾有的一幕:只见孔明双眼噙泪,亦仆地回拜,说愿效犬马之劳。
哭周瑜的那一出真可谓撕心裂肺。莫说是电视里的吴国将士,便是电视外事不关己的我亦不能不感动。早先以为,诸葛亮既然这么兴高采烈地气死周瑜,哭他必然是假哭。岂知不然。我记得那一出戏,孔明在灵堂中放声大哭,后又拿头一下一下撞周瑜的棺材,哭嚎得声嘶力竭,直哭至双眼俱红。这又是书里不曾有的场景。初时只道演过了,反觉有些做作。其实不过。自古英雄惜英雄,何况又是一般的壮志未酬。算起来,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大展身手、最有看头的桥段,都需有个能与之旗鼓相当的对手。在青年时是周瑜,在暮年时则是司马懿。比智时固然毫不留情,一旦阴阳暌隔,知道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岂不痛惜!
让一切随风00
(三国演义)是一本历史纪实,叙述了战乱年代军事家能人辈出,也是封建君王腐朽无能,各地郡候割地称王,地主阶级勾心斗争,你虞我诈弱肉強食,相互撕杀,众多军事人才,儒将文人都牺牲在野心家,阴谋家的手中。最终,孙权,曹丕,刘禅成为三国之首。千里长江浪淘沙,成就几人?斩腰折命死多少?过去争战之人今何在,只留坟墓一座。
BonnieZu
三国演义是通俗易懂的文言文格式的章回体小说,以本人计算过,从创作到真正完成,即汉晋陈寿开始创作的三国志,到清初的毛岗宗父子整理最后成形,差不多接近二千历史,创作一部小说用差不多二千年,也可能是人类空前绝后的心血结晶了,前后参与过创作的人有可能要用亿万来计算了,而这段创作期也恰好是全人类文字创作的高峰期,也就很奇怪了,全人类都在百多年前文学的创作灵感普遍却枯萎了,精彩的长篇巨作很难用“绝世”来形容了,也是一个悖论了,科技的革命,只是带来生活上的享受,而精神享受却可能是倒退的。以个人感觉,与其说三国演义是一部文学作品,实际应该是一部哲学巨著,每段文字都是充满哲理思维的,决不是单单讲讲动听的故事那么简单的。
Unique二宝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的矛盾和斗争……。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解明,塑造出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已经深入到中国文学,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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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 ,(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亦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历史章回小说,作者一般被认为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 该书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其虚实结合,曲尽其妙,是四大名著中唯一根据历史事实改编的小说。
如果在读后可以再看看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三国演义》即是以此书为蓝本的再创造,但又不同于《三国志》。《三国演义》更注重对人物的具体刻画,对人物的爱憎在书中更分明。作者的主观性更强一些。《三国志》更客观,两部书有吻合之处,但也有不同。如华佗之死两书的交待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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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演义是一种小说题材,是根据史实、融合了野史、传说故事等之后经过艺术加工的通俗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就是这样一部小说,有历史依据,也有野史加工,还有神话故事。同时《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在《三国志》的基础上,吸收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故事写成。是一部极具魅力的小说,现代社会我们提倡集体主义,对个人英雄虽有推崇但并非主流,三国的魅力就在于,他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每个英雄都有自己的特色,如关羽的义、赵云的忠、张飞的胆、诸葛亮的智、曹操的奸等等,,但是英雄虽多但并不冲突,不影响我们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英雄,每个人物形象都非常鲜明,要知道小说塑造里,人物的群像塑造最难,因为你很难在塑造一个主角的时候,不影响其他角色的塑造空间,三国的妙处就体现出来了,主角固然很精彩,但是配角依然有自己的发挥,哪怕是不起眼的人物,可能都埋藏了一段故事线。
三国演义依托于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时代故事,首先尊重基本史实,这里说基本,就是整体脉络不能动摇历史发展的根本,这一点我认为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基本准则,在这个准则之下,你可以借助野史或者民间的故事传说对某个人物的故事加以艺术加工,在小说创造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多个人的故事附加在一个人身上,目的就是突出主角的故事性,增加小说的波澜转折,吸引读者去读下去,三国演义就做到了这点,既尊重基本史实,又合理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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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105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全书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编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三国演义这部巨著大致上以陈寿《三国志》的历史范围为基础,从文学角度再现了汉末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这八九十年间的演变过程。因为历史大事不便随意纂改,但其中细节却可尽情发挥,作者在编写时可以融入个人的主观成分,成为思想性较明显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处处尊刘贬曹,与陈寿《三国志》以魏晋为正统有别,历来视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扬刘抑曹是《三国演义》的主调,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毛评本,说“强调正统”是该书主题,应该不会错。而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也与作者所处元未明初的时代背景有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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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社会的腐政治和淫乱生活上层贵族之间的互相倾轧和权力斗争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而源氏的爱情婚姻,则揭示了一夫多妻制下妇女的悲惨命运。 在贵族社会里,男婚女嫁往往是同政治斗争的手段,妇女成了政治交易的工具和贵族男人手中的玩物。评论认为,《金瓶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世态图,在那里,女人是男人生理发泄的工具;《源氏物语》则
是日本贵族社会的写真集,在那里,女人是男人政治交易的商品。
全书五十余回,近百万字。 故事涉历三代,跨越70年,所涉及人物四百多位,印象鲜明的也有二三十人。此书颇似我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但行文典雅,极具散文韵味;加之书中大量引用汉诗,及《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史实和典故,因此读起来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气氛。
《源氏物语》开辟了日本物语文学的新道路,是日本古典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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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壶天皇宠爱桐壶院“更衣”(妃嫔第二级),生下了一个皇子。这更衣的父亲虽是大臣,但早已死去,因此,她母子没有政治靠山。 早已给天皇生下太子的弘徽殿:“女御”(妃嫔第一级)和父亲,借助宫廷内外的支持者,制造舆论,说天皇过分同桐壶院更衣亲热,会造成唐明皇宠爱杨贵妃那样的灾祸。
在舆论的压力下,天皇只好被迫送更衣回娘家,把她所生的皇子降为平民,恩赐他姓源氏。 古代日本人都没有姓,只有最有势力的皇亲国戚才由于皇赐姓,天皇的私生儿女一律赐姓源氏,更衣有同天皇生儿女的地位,所以更衣的儿子,并不是私生子。她遭受到这个打击之后,非常忧郁,不久便死在娘家,源氏只得由桐壶皇后收养。
源氏皇长子长得像他妈妈一样美丽,宫中女子们都很喜爱他,把他叫作“光华公子”和“光君”,这是当时人们对英俊标致男子的通称。源氏长到十三四岁时,就同比他大几岁的、容貌盖世无双的继母藤壶通奸。 久而久之,他俩生下一个私生子,不知情的桐壶天皇认为是他的孩子,后来当了冷泉天皇。
源氏十六岁举行“冠礼”后,同曾打击过他们母子的弘殿女御的堂寻葵姬结婚。葵姬出身名门,架子很大,并因源氏与藤壶皇后间的私情不断,所以夫妻间的感情不好。 后来,藤壶担心私情败露,影响儿子前途,便减少幽会次数,直至最终拒绝与源氏交往。
与藤壶断绝关系后,源氏内心又感到非常空虚,因而骗奸了尚未成年的养女、也就是藤壶的侄女紫姬。 紫姬是已故天皇的孙女,出身比葵姬高贵,同葵姬并列为源氏正妻。 她长得与藤壶一样,也很贤惠,全心全意地替源氏管理家务,而且把源氏所有原来守寡的情妇全都接到府中来居住。她对源氏非常忠实,多次拒绝了别的男性的追求以及源氏长子的诱惑。
源氏生性好色,从少年时候起,先后奸污了妇女成百人。 他的情妇中,有年近来60岁老太婆,也有小到12岁的少女;有很美丽的,也有很丑的;有平民妻女,也有尼姑;有同僚妻女,也有自己的养女、侄女;有地方贵族的正妻,也有亲王的妃子以及她们的女儿。 他甚至多次企图奸污自己的两个女儿。
源氏深受父皇的恩宠,又有天皇宠爱的藤壶的支持,因而权势很大。 然而由于他在朝作威作福,引起了后宫上下、皇族和外戚的嫉妒和仇视。 同源氏和藤壶敌对的弘徽殿女御,与父亲密谋策划,支使她的妹妹(已早定为皇太子妃,即未来的皇后)胧月夜给源氏以通奸机会。
源氏上钩后,尽管在胧月夜为了能继续同源氏往来,而不愿公布私情的情况下,弘徽殿的女御等却仍然放出流言搞得源氏声名狼藉,最后源氏被迫流放外地。 源氏在流放地时,当地官长明石道人为了增加家族光荣,也支使女儿同他通奸,做了他的小妻,他俩生下一女,后来当了朱雀天皇儿子“今上”皇后。
朱雀天皇(桐壶长子)登位后,管理不了朝政,不顾母亲弘徽殿太后(原女御)和外公的反对,召回源氏代管朝政。 源氏回朝后,朱雀天皇把女儿二公主嫁给源氏长子,把女儿三公主嫁给源氏本人。 三公主和源氏结婚时年仅14岁,而源氏已年过50。后来三公主与源氏正妻葵姬的侄儿有了私情,长期通奸,生下了儿子薰。
薰管理朝廷政事,权势之大,远远超过父亲源氏。因为冷泉皇名义上是他的叔父,实际上是他的二哥;他的亲姑妈是冷泉的尚侍,很受宠爱;他的妹妹是“今上”天皇的皇后,他也是“今上”天皇女儿的驸马,政治靠山既多且大,宫廷内外没有人敢同他争权夺利。
薰也与源氏和生父一样,非常好色,但是由于他知道自己是个私生子,思想上很苦闷,性格也远比源氏软弱。后来,他的生父受到源氏威胁,恐惧地死去,他的生母三公主又因情夫死去而出家之后,他更胆小。 由于他胆小怕事,许多妇女都看不起他,甚至他的两个堂妹(叔父八亲王的大小女儿)也拒绝他的求欢,其中一个还嫁给了他的侄儿。 当他把八亲王的私生女浮舟弄到手后,浮舟又同他的侄儿长期通奸,多方躲避他的求欢,直到逃亡。
这样,薰感到世事无常,权势很不可靠,后从佛教轮回说中得到了启示,认为是他的父亲和生身亲父所干下的荒淫勾当,完全报应到了他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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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七月
《金瓶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 事为引子,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 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及 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暴露了北宋中叶社会 的黑暗和腐败。
《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 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它以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 家庭日常生活为素材,使中国小说现实g义创 作方法日臻成熟。
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将《金瓶梅》连同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四大 奇书”。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作者之于 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 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 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 时说部,无以上之。 ”
《金瓶梅》含色情描写,这也是它被列为 禁书的原因。 清刘廷玑《在园杂志》云:“深切 人情事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 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
与《红楼梦》相比,二者或许只有“正”、 “奇”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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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源氏”是小说前半部男主人公的姓,“物语”意为“讲述”,是日本古典文学中的一种体裁,和中国唐代的“传奇”相似。 书中描写了平安京时期日本的风貌,揭露了人性和宫中的斗争,反映了当时妇女的无权地位和苦难生活,被称为日本的“国宝”。
可以说,《源氏物语》在日本开启了“物哀”的时代,在这之后,日本小说中明显带有一种淡淡的哀伤。而“物哀”也成为日本一种全国性的民族意识,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散文家、物语作者流传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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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以语言符号描写世界,作用于人的想象,是语言的艺术。绘画以线条、色彩等符号描绘世界,作用于人的视觉,是视觉艺术。由此构成二者的区别。
文学与绘画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彼此之间存在着形态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最清楚地表现在二者塑造艺术形象使用的媒介符号的不同。 德国学者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对诗(文学)与画的界限做过专门的论述:“既然绘画用来摹仿的媒介符号和诗所用的确实完全不同,这就是说,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既然符号无可争辩地应该和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互相协调;那么,在空间中并列的符号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而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符号也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 ” [①] 绘画用的是“自然符号”即形体和颜色,文学用的是“思想符号”即语言。莱辛认为,因为绘画用的是自然符号,所以它适合表现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即静态的事物;而文学用的是语言符号,因此适合于表现前后持续的事物,即动态的事物。 莱辛的观点揭示了文学与绘画之间的区别。 文学通过语词这种抽象的“思想符号”来充当艺术媒介,而“任何词(语言)都已经在概括” [②] ,所以,一般来说,文学缺乏绘画所具有的色彩、线条、形体等自然符号的具体性而带有一定的抽象性。
文学与绘画之间既有差异性,同时又有共同性,是可以相通的。例如古希腊西蒙尼底斯(Simonides,556~496 B。 C。)就说过:“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 宋代苏轼也说过:“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们的意思都在强调文学与绘画是可以相通的。
首先,诗与画的相通集中体现在它们可以相互转化和配合。绘画的特点是善于描绘空间形象,作用于诗可以使其增强形象性;文学善于传达人的情意,影响到绘画可以使其获得画意的深刻表现。 诗可以转化为画,画也可以转化为诗。中国艺术历来讲究“诗情画意”,诗情可以转化为画意,画意也可以转化为诗情。诗情和画意之间的互动、转化和配合,可以塑造出更生动立体的艺术形象。 如宋代画院考试时就曾以“踏花归去马蹄香”的诗句为题,要求考生在绘画的二维空间画出时间,画出诗意。 一考生以夕阳和野花为背景,画一书生骑马缓缓走来,几只蝴蝶围着马蹄飞舞。这就把“归来”的动态,和富于诗意的“香”都通过画面体现了出来。 老舍也曾以“蛙声十里出山泉”为题请齐白石作画,白石老人在画中以奔流的泉水中嬉戏的蝌蚪生动地传达出了诗意。
其次,小说与绘画都属于“再现艺术”,它们的相通体现在小说可以表现绘画性。 波斯彼洛夫认为:“在各个时代的文学里都能看到作家与画家在风景画、室内装饰、静物写生、肖像画等方面的特殊竞争。 ” [③] 小说具有绘画性,在于小说自身的特点。小说可以把心理世界转化为物理世界,如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里说:“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这样的描写使“悲凉”这种内心情绪体验以一种物理对象的画意方式被读者所把握。 小说还可以将想象的世界转化为现实世界。在对人的内心幻想的展示上,小说比绘画更胜一筹,因为小说描写的“画”具有一种间接性,它是通过欣赏主体的审美想象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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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书》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唯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出自民间,固非一谁之所独造也,探其根本,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传说也。”这里鲁迅认为中国的古文学小说并不是来自民间的搜集,而是来自于神话传说。古时由于人们理解力的有限,对那些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往往给予自己的解释,赋以它们神格,所有的解释就是现在所说的神话。
然而我国的神话传说很不完整,并非像其他民族一样有着完整的神话体系。对这种现象鲁迅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其一是神话导致文学的产生,而文学又致使神话消亡。“唯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广大,以存留,然以因之而改易,而消歇也。”其二,中华民族是比较务实的民族,“先居于黄河流域,颇乏天慧,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则更不能集古传以成大文。”其三,子不曰怪力乱神。即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然而中国的古小说源头来自于神话的可能性较小。
从古小说的定义来看,我国古时候对小说的定义,和当今有很大的区别。“小说”一词最早来自于庄子的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这里的小说,是和含大道精微义理的言论文章相比,没有什么价值的琐言碎语。《淮南子》仍认为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道。可见仍从其使用价值,和教义的角度来定义小说。《汉书》把小说家在儒家道家等九家之外独立自成一家,然而小说被看作大杂烩,没什么大的价值。然而小说作为小道杂说,仍有一定的意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自所造也。孔子云,‘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志远恐泥’”这里仍是从小说的使用价值来考量,未必没有道理。所以我认为古时候所定义的小说来自于稗官很有可能。虽然小说一直地位较低,但强调小说的功能价值,一直是我国古代的传统,如明代的三言二拍等,都带有很大的道德教化功能。甚至到五四时期,小说革命,仍看重的是其开化民智的功用。所以古时候定义的小说来自于百官有意的搜集是有原因的,更何况古人离古时更近,其认识应比鲁迅有时代优势。
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来考量。则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在小说应起自于文学自觉以后,即至少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而我国最早的志人志怪小说也来自于这一时期。如晋时干宝的《搜神记》宋时刘义庆的《新语》等都是这类的代表。而志怪小说不可能来自于神话,而应来自于佛教的传入,佛教讲究三世轮回、因果报应,以及无常、色空等义理,给人以极大的想象和解释空间。因此面对奇怪之事,人们可以有更宽的理解。而唐以后的传奇虽和志怪小说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志怪把其当作真实,而传奇则故意虚构;志怪简单,而传奇内容比较丰富弯曲。可有一点唐传奇继承了的特征,就是对其特之事的注重。乃至以后的《聊斋志异》也带有深深的宗教的痕迹。志人类小说更不可能来自神话,中国历来注重的是人的品节,所以往往对那些高风亮节之士以更多的品评和记载。另外我国等等级观念比较森严,人们对较高地位且有不凡业绩的人以崇拜,因此帝王将相往往成为小说的题材。而中国人心中也有对英雄的崇拜情愫,则使英雄的事迹,往往民间借传说得以流传。如明代的《三国志演义》就是对历史英雄的传说,的不断丰富和加工而成。,《水浒》更是如此。而《西游记则是在记人的基础上加以传奇,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总之,志人类小说应来自于史传而不是神话。
从上我认为不论从古意上的小说,还是几天意义的小说,都不应来自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