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圣俞诗集序

——(宋代欧阳修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译文

  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庐陵欧阳修序。

写作背景

  北宋诗人梅尧臣(字圣俞)一生颇不得意。诗作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风格平淡朴实,有矫正宋初靡丽倾向之意,对宋代诗风的转变有倡导和力行之功,甚受陆游等人的推重。在理论上,他注重诗的政治内容,并认为写诗须“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这一审美创造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他为梅尧臣的诗集作序,一方面是肯定梅尧臣在矫正宋初浮艳诗风方面的功绩,另一方面也是借以宣扬自己“穷而后工”的文学主张。

层次结构

  全文四段,第一段是从理论上阐发“穷而后工”的文学创作理论。先从辨析“诗人少达而多穷”的世俗观点人手;接着阐明:凡“传世”之诗,皆仕途穷困者长期积优感愤、然后兴于怨刺的产物;最后顺势得出结论;穷而后工。


  第二段写梅尧臣其人、其诗。分三层:首层述其生平,突出一个“穷”字;第二层评其诗文,突出一个“工”字;第三层感叹其怀才而不得用于世,将老,可悲,这悲的底蕴还是“穷”和“工”。可以说,这第二段是以梅尧臣为例,用事实证明了“穷而后工”的道理。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尧臣诗集的搜集、整理、编次、作序过程。这是‘“序”应有的内容。从中亦可看出欧阳修对梅尧臣其人、其诗的爱重,从侧面烘托梅诗之工。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本文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穷而后工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艺术特色

  1.以“穷而后工”旨意统领全文。文章一开头就从理论上阐发“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从而形成一个高屋建瓴的主旨,并始终扣住“穷”、“工”二字,将序中应有的其他内容都贯穿起来,这是颇具匠心的。第二段写梅圣俞的生平和创作,写生平着眼“穷”,写创作着眼“工”,因穷而后工,可谓首段说理的实例演绎。第三、四段虽然是写诗集的成书过程,但其间处处流露着作者对梅圣俞其人其诗的爱重,可以看作是对梅诗之工的侧面衬托。其中有赞美,有喟叹:赞美的指向还是其诗之“工”,喟叹的指向还是其人之“穷”。而且作者行文的好处在于:虽欲紧扣“穷工”,却并不急切、黏滞;虽是写成书过程,却又总是不忘记“穷工”。这就是不即不离、从容不迫的大家手笔。


  2.行文起伏跌宕,长于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说理先设对立面。作者本可一上来就正面展开对“穷而后工”的论说,但那样就会过于平板。于是作者第一句就揭出“诗人少达而多穷”的世俗流行观点,然后通过辨析这一观点的不确切,顺势展开论说,从而很自然地得出“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结论。二是多角度多手法地证明论点。为了突出梅诗之“工”,作者先说他自幼出语惊人,这是铺垫手法;次说他的文章“简古纯粹”,但人们却只知其诗,这是以文之美来衬托诗之工;再说“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这是借公众的推崇来赞扬梅诗之工;接着又写到王文康公对梅诗的赞叹,这是借名人名言来旁证;最后还通过作者自己对梅诗的热爱来侧面烘托梅诗之工。三是虚实并举,大起大落写感慨。文章在写完梅诗之工后,有感而发,顺势而带出感慨。为了充分表达这感慨,作者先通过虚设,写其若能“幸得用于朝廷”,则必将功德宏伟,这是大起大扬;后文突转,通过实写,叹其终不得志,久而将老,令人悲从中来,这是大抑大落。一虚一实,一起一落,不仅正反对举,事理昭彰,而且情致跌宕,感人备至。

【欧阳修】简介

早年经历
  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1日)寅时,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父亲任绵州军事推官,已经56岁了。3年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父亲去世。欧阳修是家里的独子,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子不必担忧家贫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仅可以创业光宗耀祖,他日必然闻名天下。”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科举之路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天圣元年(1023年)和天圣四年(1026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天圣七年(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欧阳修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殿试中,自己肯定也能夺得状元,于是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准备到时候穿。欧阳修在广文馆有个同学,叫王拱辰,才19岁,也获得了殿试资格。一天晚上,王拱辰调皮地穿上欧阳修的新衣服,得意地说:“我穿状元袍子啦!”没想到,殿试那天,真的是王拱辰中了状元。 天圣八年(1030年),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殿试放榜后,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步入官场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洞房花烛。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被恩师胥偃定为自己的女婿。


  天圣九年(1031年)三月,欧阳修抵达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同年,在东武县迎娶新娘胥氏。当时他的上司为吴越忠懿王钱俶之子、西京留守钱惟演。


  钱惟演对欧阳修这样的青年才俊非常好,简直是把他们“贡”起来。不但很少让欧阳修等年轻文人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还公然支持他吃喝玩乐。有一次,欧阳修和年轻的同僚到嵩山游玩,傍晚下起了雪。忽然,钱惟演的使者赶到了,带来优秀的厨子和歌妓,并传钱惟演的话说:“府里没什么事,你们不用急着回来,好好地在嵩山赏雪吧。”


  当然,这些青年才俊们,在吃喝玩乐之余,也会吟诗作赋。当时文坛上流行骈文,文风华丽,但是免不了说大话、套话,欧阳修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文章去参加科举考试的。终于可以毫无压力地创作了,他们当然不满足于那样死板的文风,而是凭借自己丰富的学识,以效法先秦两汉的古人为手段,力图打破当时陈腐的文风,推行“古文”。在钱惟演的支持下,欧阳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后来古文的创作在宋代繁盛一时,留下了无数千古名篇。钱惟演“富养”这几个小文人,真可谓是功在千秋。


  后来,钱惟演政治失意,被迫离开了洛阳。欧阳修等人为钱惟演送行,双方都流下了惜别的泪水。


  钱惟演的继任者王曙是位年逾古稀的“老干部”,管束属下向来十分严格。到任后,他看到钱惟演留下的这些年轻人整天游山玩水,十分不满。有一天,王曙把欧阳修等人集中起来,严厉地教导他们说:“你们看寇莱公(寇准)这样的人,尚且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官,何况你们这些人在才能上比不了寇莱公,怎么还敢这样呢?”大家都被训得不敢做声。只有欧阳修年轻气盛,反应敏捷,回嘴说:“寇莱公后来之所以倒霉,不是因为耽于享乐,而是因为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退隐。”一下把王老爷子噎得说不出话来。


  在洛阳的奢华生活,不仅奠定了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基础,更成为了欧阳修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后来他被贬官的时候,还深情地写道:“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虽然我现在被贬到穷乡僻壤,在春天都看不见花,但我曾经在洛阳享受过那样绚烂的青春,这一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呢?)”


  景祐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28岁的欧阳修回京做了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他在京中继续把“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当成座右铭。不过,此时的欧阳修,毕竟不再是那个享受青春的少年,他开始担负起社会责任。


仕途崎岖
  当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景祐三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欧阳修高中进士时所娶的胥氏夫人,新婚不久便去世了。被贬后不久,欧阳修娶了已故宰相薛奎的二女儿。值得一提的是,薛奎的大女婿不是别人,就是跟欧阳修一起参加殿试而获得了状元的王拱辰。后来,王拱辰的夫人去世了,他又娶了薛奎的三女儿,继续做薛家的女婿、欧阳修的连襟。欧阳修写诗调侃他说:“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


  他依旧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为政“宽简”,让自己和百姓都过得轻松。但就是在这样的执政方针下,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欧阳修喜好酒,他的诗文中亦有不少关于酒的描写。一首《渔家傲》中采莲姑娘用荷叶当杯,划船饮酒,写尽了酒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美好。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每年夏天,都携客到平山堂中,派人采来荷花,插到盆中,叫歌妓取荷花相传,传到谁,谁就摘掉一片花瓣,摘到最后一片时,就饮酒一杯。晚年的欧阳修,自称有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陶醉其间,怡然自乐。可见欧阳修很爱饮酒。


  做太守时,欧阳修对饮酒游山的爱好不减当年,经常带着吏民出去游玩,在山中野餐,然后喝醉了,迷迷糊糊地看着大家玩乐。据说,《醉翁亭记》的开头原本花了好多笔墨,描绘滁州四周的山。最后这些描写被欧阳修改成了“环滁皆山也”5个字,简练中见隽永,成为散文史上的名句。醉时能与民同乐,醒后能用当世一流的文笔把游玩的过程记录下来。守旧派的压制,并没影响“醉翁”的好心情。


  后来,欧阳修又做了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在颍州,他照样寄情诗酒,自认为过得比在洛阳丝毫不差。后来要告别颍州时,他怕送别的吏民伤心过度,写诗安慰他们说:“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仍是不改诗人酒徒的乐天本性。


  欧阳修的官位越来越高,他写过的歌词也在社会上越来越流行。传说,颍州有一位歌妓会唱欧阳修所有的词。后来欧阳修出使辽国,接待官员请来当地一位歌妓助兴,嘱咐她好好款待欧阳大人。歌妓只是答应,并不多说话,大家还以为她毕竟是边远地方的歌妓,什么都不懂。谁知席间歌妓一开口,唱的竟全是欧阳修的词。由此也可见欧阳修的词在当时影响之大。 据传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有染,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以后又和家中的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后,此案在开封府审理。在公堂之上张氏供出和欧阳修有私情。欧阳修百般辩解,最后虽以“查无实据”了事,但在名声上却大受影响。他的政敌钱勰也借此攻击他,最后被朝廷贬到滁州。


  皇祐元年(1049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作为一位史官,欧阳修把通达的文笔用于修史,格外得心应手。他主持了《新唐书》的修撰,而实际参与写作的还有很多人。为了防止体例不一,欧阳修负责统筹全稿。当时北宋文坛古文发展得有点过火。大家都愿意写古文吸引眼球,可没有足够的天赋,文章往往会被写得生僻难懂,看着唬人,其实没什么实际内容,更谈不上艺术价值。其中负责写列传的宋祁,就总喜欢用些生僻的字眼。


  从年龄、资历上说,宋祁都是欧阳修的前辈,欧阳修有点不便说他,只好委婉地讽劝。一天早上,欧阳修在唐书局的门上写下8个字:“宵寐非祯,札闼洪休。”宋祁来了,端详了半天,终于悟出了是什么意思,笑说:“这不就是一句俗话‘夜梦不详,题门大吉’嘛,至于写成这样吗?”欧阳修笑道:“我是在模仿您修《唐书》的笔法呢。您写的列传,把‘迅雷不及掩耳’这句大白话,都写成‘震霆无暇掩聪’了。”宋祁听了,明白欧阳修的意思,不禁莞尔,以后写文章也平易起来了。


主考礼部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当时有个文学派别“太学体”,领袖刘几是一名太学生,最大的特长就是常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欧阳修的古文向来是通达平易的,最反对“太学体”的文风。批阅试卷时,欧阳修看到一份试卷,开头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用字看似古奥,其实很别扭,意思无非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来了。欧阳修便就着他的韵脚,风趣而又犀利地续道:“秀才剌(音同“辣”,意为乖张),试官刷!”意思是这秀才学问不行,试官不会录取!


  在这次考试中,欧阳修也看到一份较好的答卷,文章语言流畅,说理透彻。欧阳修估计是自己学生曾巩的,这种文风需要鼓励,但毕竟是“自己人”,不好取第一,就把这份卷子取成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这份卷子的作者是苏轼。与苏轼一同被欧阳修录取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以及北宋文坛上的一批重要人物。欧阳修以其卓越的识人之明,为北宋朝廷及整个文学史做了一份突出的贡献。


  苏轼考中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他对苏轼奖掖有加,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许,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化巨人。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心疼地规劝道:“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吗?”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这种文学史意识和认真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放榜的时候,那些写“太学体”而自高自大的考生发现自己居然没有被取中,纷纷闹事,甚至有人说要到街上截住欧阳修痛打。但皇帝充分相信欧阳修的人品和判断力,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历史也最终证明了欧阳修的正确,北宋文风自此一振。就连“太学体”的领袖刘几,也改过自新,更名刘辉,重新参加考试,并获取了功名。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嘉祐五年(1060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晚年生活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年),除任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安徽阜阳)。


  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八月,获赠太子太师。


  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获赐谥号“文忠”。


  熙宁八年(1075年)九月,安葬于开封府新郑县旌贤乡。


  元丰三年(1080年)十二月,特赠太尉。


  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加赠太师,追封康国公。


  绍圣三年(1096年)五月,再追封兖国公。


  崇宁三年(1104年),改封秦国公。


  政和三年(1114年),改封楚国公。

《欧阳修年谱》

更多欧阳修作品
关键词
相关诗文
微信公众号 微信客服号 APP下载 返回顶部
顾文姬微信公众号

微信扫描关注

顾文姬微信客服号

微信扫描加好友

顾文姬app下载

扫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