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

——(唐代李商隐

日日春光斗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
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天天的春光和时光争晖飞快流逝,奔向山城的山路早春的杏花发出芳香。
什么时候心绪能全然没有什么事,能得到如春天的百尺游丝一样的春思呢?


注释
⑴日日:意为一天天。唐王昌龄《万岁楼》诗:“年年喜见山长在,日日悲看水独流。
⑵春光:泛指春天明媚妍丽、富于生命力的景象。南朝宋吴孜《春闺怨》诗:“春光太无意,窥窗来见参。”日光:既指艳阳春日,又兼有时光之意。汉陆贾《新语·道基》:“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
⑶山城:依山而筑的城市。北周庾信《奉和泛江》:“岸社多乔木,山城足回楼。”
⑷心绪:心思,心情。隋孙万寿《远戍江南寄京邑亲友》诗:“心绪乱如麻,空怀畴昔时。”浑无事:即全无事。浑:犹全。
⑸游丝:指春天时虫类吐在空中而四处飞扬的细丝。南朝梁沈约《三月三日率尔成篇》:“游丝映空转,高杨拂地垂。”

彭定求 等.全唐诗(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371&刘学锴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1206-1207

赏析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题或作“春光”,或作“春日”,皆非,应是截取开头一句的前两字而成。在李商隐诗集里有很多诗是属于这种虽曰有题实为无题的,如《流莺》(其首句云“流莺漂荡复参差”)、《相思》(首句云“相思树上合欢枝”)、《人欲》(首句云“人欲天从竟不疑”)等皆其例也。


  全诗可分两层:前二句写的是春景,后二句是写由此景而感发的心情、意绪,并以“游丝”绾合前景后意,显得十分自然、缜密。诗中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家国大事,也看不出什么博大的胸襟和深邃的思想。但是却从这普普通通的景色抒写中传达了诗人某种幽微而复杂的体验或感受,而这才是此诗感人之所在。


  首句“日日春光斗日光”写诗人眼中的春色。一句之中连用三个“日”字,妙在使人不觉其重。原因何在?这须从“斗”字说起,“斗”乃“争强竞胜”之意,是此句之“眼”,有了它才使“春光”、“日光”充满了勃勃生机。在这里,“春光”和“日光”都具有双重含义。从字面看,“春光”泛指春天明媚艳丽的风物景致。“日光”则指时色天象。前者为物色,后者是时间,随着时间(“日光”)的推移,物色(“春光”)也在不断变化,而这推移与变化又是瞬息迥异,所以诗人用“日日”状其景况,以“斗”字提挈于时色物象之间,竟成此一热闹繁华的场面。因此不妨说这句诗是以开朗、畅快、愉悦作底色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古典诗文里“春”、“日”还有另一重喻意,另一个传统,即人们常将春、秋同人的青春年少和年迈衰老联系在一起,或者竟是二者的代名词,将时日光阴同人的生命时光相比拟。自从屈原发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离骚》)的叹息之后,这种对生命本体的强烈意识和深沉感喟便无时无刻不倾注于诗人的笔端。了解了这一层,再来看李商隐的这句诗时,便会有不同的感受。“斗”字虽突现了春色的繁盛迷人,但是,在这愉心悦目中又蕴含着诗人莫名其妙的忧惧和哀伤,而这种不易觉察到的潜在情绪又终于发展成了后二句感情的直接坦露。


  如果说首句还是笼统地描摹,那么次句“山城斜路杏花香”则是比较具体地状写了。“山城斜路”指示了诗人所处的位置——其实在看到“日日春光斗日光”之前诗人就已经走在这弯弯曲曲的路上了,这是诗家用笔狡狯之处。——“杏花”大约是“山城斜路”边最突出、最具特色的景物,所以单独拈出,又以“香”字来渲染,使春色具体化、立体化了。这两句虽同是写春色,但一较抽象,一较具体;一是望中之感受(视觉的),一是从嗅觉中得来,略有不同,因而富于变化。


  三、四句“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应作一气读。这大概是套用了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百丈游丝争绕树”的诗句。诗人缓步行进在山城斜路上,看见在空中自由自在浮动着的游丝,想到自己整日为尘世俗事所萦绕不得安宁,竟觉得自己反不及这无声无息的“游丝”,于是才生出了这一奇想: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像这百尺游丝一样浑然无知无觉、自由自在呢?但诗人毕竟不是“游丝”,庄周化蝶那是梦中才有的事,所以企羡也就只能归于企羡,“心绪”既不能似“游丝”一样“浑无事”,而诗人的烦恼、忧郁也就只能依然故我。如此思来想去,竟觉得此时“心绪”之多“事”比直说更增百倍令人难堪。这种将有感情的人同无情的物相比的构思在古典诗词中是非常常见的,有时是正接,有时是反衬,如杜甫《秋兴八首》诗“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以有巢可归的燕子反衬人的无家可归;又如岑参《寄左省杜拾遗》“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以鸟儿高飞喻写自己的抱负和眼下的不得志等等。但在这些诗里还多是可以寻绎的外在类比联想,而在李商隐这两句诗中则是以双关的“绪”将无形无影的心理情绪(“心绪”)同空中的“游丝”联系起来。这可以看出李商隐诗设喻的巧妙。

刘学锴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1206-1207

创作背景

  李商隐擅长抒写日常生活中某种微妙的诗意感受,这首诗即写于某年春天,作者因春光引发一种微妙感受而作此诗。具体创作年份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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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简介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的晚唐前期。社会病态纷呈,矛盾重重。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小官宦之家。少年丧父,他协助母亲千里迢迢带着父亲的灵柩归里。弱小孤男,撑持门面,佣书贩舂,备尝艰辛。家境困厄,不费学业,16岁即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先得白居易赏识,再得令狐楚知遇,对其培植奖掖。然科场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场污浊,十年不离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爱情笃,却给仕途带来厄运,致使终生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说不清,道不明,受尽夹板气。虽苦苦挣扎,也无法摆脱人际关系这张无形的罗网,致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李商隐就生活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中,本人又遭逢种种不幸。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一直在拼命抗争。他的精美绝伦的诗文便是抗争与控诉的记录。他是一个至情至性,重情重义,很有骨气的正人君子,绝非是势利轻浮不讲信义的轻薄小人。只要认真考察几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隐的政治品质和生活品质,而正是这两个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说政治品质。此方面之关节点则在于所谓的“去牛就李”的问题。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令狐父子对李商隐有恩,这是毫无疑问的。令狐楚终生都非常器重爱护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临死时还将写《遗表》的任务交给他,可谓知遇至深。然终商隐之世,观其所有诗文,对令狐楚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绝无半字微词。无论是从史传所载还是从商隐诗文内证来看,商隐平生未作一件有负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纯属个人婚姻选择问题,王茂元当时亦非朝廷要员,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又何能谈得上“去牛就李”?


  当两党激烈斗争之时,每当发生大的人事关系变动,李商隐没有一次趋炎附势去攀附得势者。相反,他总是同情那些失势被整之人。牛党中的萧浣,杨嗣复被贬时,他曾前往贬所探望。会昌年间令狐綯失势时,李商隐与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贬之时,李商隐毫无顾忌地为其《会昌一品集》作序,对其政绩人品给予崇高的评价,为一个被当政者严密监视下的下台宰相大唱赞歌,这需要不凡的胆识和气魄。仅此一点,便可看出商隐具有坚持正义,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权贵的宝贵品格。晚唐社会,官宦窃柄,扰乱朝纲,牛李党争。勾心斗角,人事纷纭,互相倾轧。李商隐终生关心民生疾苦,在弘农县尉任上,为活狱而不怕得罪上司孙简,不怕丢官,足以显示出他的热血心肠和骨鲠气节,此亦是政治品质之大节。


  再说生活品质。李商隐在就婚王氏之前确实有过恋爱经历。他与柳枝、宋华阳都相恋过,而且恋得非常痴情。但当他与王氏结婚之后,对爱情却颇为专一执着,未有窃玉偷香之事。他与妻子的感情很深笃。王氏死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府主同情他鳏居清苦,要把才貌双佳的年轻乐伎张懿仙赐配给他。当时商隐正值中年,丧妻逾岁,续弦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隐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谢绝,独居至死。妻亡之后尚能如此钟情自守,妻在之时更无可能轻佻放浪。商隐非轻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动读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热爱生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主流与本质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格调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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