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秋独游曲江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
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
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译文
荷叶初生时,春恨已生。
荷叶枯时,秋恨又成。
深深知道,只要身在人世,情意地久天长永存。
多少惆怅,只有那流不尽的江水声。
注释
⑴曲江:即曲江池。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唐高适《同薛司直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作》诗:“南山郁初霁,曲江湛不流。”
⑵春恨:犹春愁,春怨。唐杨炯《梅花落》诗:“行人断消息,春恨几徘徊。”生:一作“起”。
⑶深知:十分了解。汉扬雄《法言·问道》:“深知器械舟车宫室之为,则礼由己。”
⑷怅望:惆怅地看望或想望。唐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陈永正 .李商隐诗选译 .成都 :巴蜀书社 ,1991 :222-223 .
刘熙载《艺概·诗概》独推李商隐诗“深情绵邈”,这首悼念所爱者的小诗便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佳作。
这首七绝虽都是律句,但句与句之间不尽符合粘对规则。作者故意让一二句之间不对,二三句之间不粘,并采用其独擅的字句重用的手法来叙事抒情。冯浩赞此“调古情深”,正说出了这首以律句所写的古绝,声调感怆悲凉,情思缠绵哀痛的特点。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诗一开头就用缓慢沉重的语气喃喃诉说起作者内心的憾恨。上、下句七字中有四字重复,类似的字句重用令人想起其七绝名篇《夜雨寄北》中关于“巴山夜雨”的吟咏,读来自有回环往复、似直而纡的情韵。这两句赋中寓比,把无情的曲江荷叶化为有情之物,仿佛荷叶的春生、秋枯都与诗人的哀思有关。句中春生、秋枯,恨生、恨成映衬对比,更丰富了诗的内涵。这样,诗的前半从语气、字句、修辞、写法诸方面无不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悼亡的沉痛感情。类斯情事在义山的悼亡诗中颇有可印证者,取以参读有助于对此诗内容旨意的理解。《房中曲》云:“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大中三年(849)春,王氏已患病。时义山因府主郑亚被贬,罢桂管幕职落魄返京。夫妻久别重逢,无语凝噎。了解义山长年飘泊,依人作游的经历,自会对其诗中“春恨生”的含意有较具体切实的理解。第二年,诗人为生计所迫,又不得不奔波千里,到徐州卢弘止幕府。《房中曲》又云:“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大中五年(851)春,义山徐幕罢归,补太学博士,在京与爱妻一起度过最后几个月的光阴。不幸王氏于秋天病殁。“柿叶翻时独悼亡”、“秋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这些悼亡诗名句,正可说明其“秋恨成”所指为何。“人世死前惟有别”,义山伉俪情深,却为着仕途生计夫妻常常在分离中,王氏遽尔病逝,这给诗人留下多大的憾恨。只有知人论世,才能比较确切地把握其中叙事抒情的内容。
“深知身在情长在”一句无限凄惋,将前两句所蕴含的绵绵深情推向无以复加的诗境。如此一往情深的悼亡语,正如其作于东川的《属疾》诗所云:“多情真命薄,容易即回肠。”他也只不过暂存人世,最为伤心的是常常触绪成悲,哀思难禁。不过,这一句显得更为沉痛哀绝,唯《无题》诗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至情之语可以仿佛。诗情亦由此臻于极至的境界。
前三句是至情语,结句则新境再展,转用婉曲语作收。又值幕秋之时,衰病垂幕的李商隐独游曲江,闻声起哀,触景伤情。“怅望江头江水声”,他似乎在怅望水声,而不是在听水声。表面的视、听错乱,深刻地反映了他内心的怅恨茫然。通感所谓声入心通,这里正说明其听觉、视觉、感觉的交融沟通。诗人所视、所听并不真切,唯是思潮翻腾,哀痛难忍。曲江流水引起他前尘如梦的回忆,往事难追的怅恨,逝者如斯的叹息。诗戛然而止,却如曲江流水有悠悠不尽之势。
陈永正 .李商隐诗选译 .成都 :巴蜀书社 ,1991 :222-223 .
李商隐妻子王氏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秋病故。是年秋冬之际,李商隐赴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府,前后凡五年。大中十年(856)冬,柳仲郢被命入朝,李商隐随柳氏返京。第二年春上抵达长安。《冯谱》谓其“似十一年春初方还京”,是也。大中十二年(858)春,李商隐已病殁于郑州。由此推之,此篇当为李商隐大中十一年(857)秋暮独游曲江之作。
关于此诗所悼念的对象,论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以此为艳情,不入编年。其曰:“前有《荷花》、《赠荷花》二诗,盖意中人也,此则伤其已逝矣。”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系此诗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其曰:“此亦追悼之作,与《赠荷花》等篇不同,作艳情者误。”细味《荷花》、《赠荷花》二诗知其人为歌者,诗有怜香惜玉之意,而此篇语浅情深,庄重沉痛,情味自别。集中唯悼念亡妻王氏诸什与之最为切近,诗当为王氏所赋。
关于此诗还有一段美丽感伤的爱情故事。相传李商隐与王氏相恋结合以前,曾有一恋人,小名叫“荷花”。荷花天生丽质,清秀可人,心地善良淳朴。李商隐年青有为,相貌出众,才华横溢。两人情投意合非常恩爱。在“荷花”的陪读下,李商隐的才学进步很快,两人一起度过了一段幸福甜蜜的时光。就在李商隐快要进京赶考的前一个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回天无术,只能日夜在病榻前陪伴“荷花”。随着病情的加重,一朵娇艳的“荷花”不幸早早地凋零了。“荷花”的早逝,给诗人带来了无比沉重的打击。后来诗人每见到湖塘里的荷花,心中便泛起阵阵忧伤。他自始至终也不能忘记那清秀美丽的“荷花”姑娘。不论这个传说真实与否,多情文士李商隐的爱情诗,多与荷花结缘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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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的晚唐前期。社会病态纷呈,矛盾重重。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小官宦之家。少年丧父,他协助母亲千里迢迢带着父亲的灵柩归里。弱小孤男,撑持门面,佣书贩舂,备尝艰辛。家境困厄,不费学业,16岁即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先得白居易赏识,再得令狐楚知遇,对其培植奖掖。然科场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场污浊,十年不离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爱情笃,却给仕途带来厄运,致使终生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说不清,道不明,受尽夹板气。虽苦苦挣扎,也无法摆脱人际关系这张无形的罗网,致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李商隐就生活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中,本人又遭逢种种不幸。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一直在拼命抗争。他的精美绝伦的诗文便是抗争与控诉的记录。他是一个至情至性,重情重义,很有骨气的正人君子,绝非是势利轻浮不讲信义的轻薄小人。只要认真考察几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隐的政治品质和生活品质,而正是这两个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说政治品质。此方面之关节点则在于所谓的“去牛就李”的问题。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令狐父子对李商隐有恩,这是毫无疑问的。令狐楚终生都非常器重爱护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临死时还将写《遗表》的任务交给他,可谓知遇至深。然终商隐之世,观其所有诗文,对令狐楚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绝无半字微词。无论是从史传所载还是从商隐诗文内证来看,商隐平生未作一件有负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纯属个人婚姻选择问题,王茂元当时亦非朝廷要员,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又何能谈得上“去牛就李”?
当两党激烈斗争之时,每当发生大的人事关系变动,李商隐没有一次趋炎附势去攀附得势者。相反,他总是同情那些失势被整之人。牛党中的萧浣,杨嗣复被贬时,他曾前往贬所探望。会昌年间令狐綯失势时,李商隐与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贬之时,李商隐毫无顾忌地为其《会昌一品集》作序,对其政绩人品给予崇高的评价,为一个被当政者严密监视下的下台宰相大唱赞歌,这需要不凡的胆识和气魄。仅此一点,便可看出商隐具有坚持正义,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权贵的宝贵品格。晚唐社会,官宦窃柄,扰乱朝纲,牛李党争。勾心斗角,人事纷纭,互相倾轧。李商隐终生关心民生疾苦,在弘农县尉任上,为活狱而不怕得罪上司孙简,不怕丢官,足以显示出他的热血心肠和骨鲠气节,此亦是政治品质之大节。
再说生活品质。李商隐在就婚王氏之前确实有过恋爱经历。他与柳枝、宋华阳都相恋过,而且恋得非常痴情。但当他与王氏结婚之后,对爱情却颇为专一执着,未有窃玉偷香之事。他与妻子的感情很深笃。王氏死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府主同情他鳏居清苦,要把才貌双佳的年轻乐伎张懿仙赐配给他。当时商隐正值中年,丧妻逾岁,续弦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隐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谢绝,独居至死。妻亡之后尚能如此钟情自守,妻在之时更无可能轻佻放浪。商隐非轻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动读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热爱生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主流与本质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格调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