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译文
一个人深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夹城,春天已去,夏季清朗。
小草饱受雨水的浸淹,终于得到上天的怜爱,雨过天晴了。
登上高阁,凭栏远眺,天高地迥,夕阳冉冉的余晖透过窗棂。
越鸟的窝巢已被晒干,它们的体态也恢复轻盈了。
注释
⑴夹城:城门外的曲城。
⑵幽草:幽暗地方的小草。
⑶并:更。高阁:指诗人居处的楼阁。迥:高远。
⑷微注:因是晚景斜晖,光线显得微弱和柔和,故说“微注”。
⑸越鸟:南方的鸟。
李商隐 著 周振甫 注.李商隐诗选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184-185&刘学锴 李翰.李商隐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3-85&李商隐 著 黄世中 选注.李商隐诗选:中华书局,2006:86-87
首联说自己居处幽僻,俯临夹城,时令正值清和的初夏。乍读似不涉题,上下两句也不相属,其实“俯夹城”的“深居”即是览眺晚晴的立足点,而清和的初夏又进而点明了晚晴的特定时令,不妨说是从时、地两方面把诗题一体化了——初夏凭高览眺所见的晚晴。
初夏多雨,岭南尤然。久雨转晴,傍晚云开日霁,万物顿觉增彩生辉,人的精神也为之一爽。这种景象与感受,本为一般人所习见、所共有。诗人的独特处,在于既不泛泛写晚晴景象,也不作琐细刻画,而是独取生长在幽暗处不被人注意的小草,虚处用笔,暗寓晚晴,并进而写出他对晚晴别有会心的感受。久遭雨潦之苦的幽草,忽遇晚晴,得以沾沐余辉而平添生意,诗人触景兴感,忽生“天意怜幽草”的奇想。这就使作为自然物的“幽草”无形中人格化了,给人以丰富的联想。诗人自己就有着类似的命运,故而很自然地从幽草身上发现自己。这里托寓着诗人的身世之感。他在为目前的幸遇欣慰的同时不期然地流露出对往昔厄运的伤感,或者说正由于有已往的厄运而倍感目前幸遇的可慰。这就自然引出“人间重晚晴”,而且赋予“晚晴”以特殊的人生含义。晚晴美丽,然而短暂,人们常在赞赏流连的同时对它的匆匆即逝感到惋惜与怅惘。然而诗人并不顾它的短暂,而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可以体味到一种分外珍重美好而短暂的事物的感情,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颔联写得浑融概括,深有托寓,颈联则转而对晚晴作工致的描画。这样虚实疏密相间,诗便显得弛张有致,不平板,不单调。雨后晚晴,云收雾散,凭高览眺,视线更为遥远,所以说“并添高阁迥”(这高阁即诗人居处的楼阁)。这一句从侧面写晚晴,写景角度由内及外,下句从正面写,角度由外及内。夕阳的余晖流注在小窗上,带来了一线光明。因为是晚景斜晖,光线显得微弱而柔和,故说“微注”。尽管如此,这一脉斜晖还是给人带来喜悦和安慰。这一联通过对晚景的具体描绘,写出了一片明朗欣喜的心境,把“重”字具体化了。
尾联写飞鸟归巢,体态轻捷,仍是登高览眺所见。“巢乾”、“体轻”切“晴”,“归飞”切“晚”。宿鸟归飞,通常是触动旅人羁愁的,这里却成为喜晴情绪的烘托。古诗有“越鸟巢南枝”之句,这里写越鸟归巢,带有自况意味。如果说“幽草”是诗人“沦贱艰虞”身世的象征,那么,“越鸟”似乎是眼前托身有所、精神振作的诗人的化身。
作为一首有寓托的诗,《晚晴》的写法更接近于“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兴”。诗人也许本无托物喻志的明确意图,只是在登高览眺之际,适与物接而触发联想,情与境谐,从而将一刹那间别有会心的感受融化在对晚晴景物的描写之中,所以显得特别自然浑成,不着痕迹。
刘学锴 李翰.李商隐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3-85&李商隐 著 黄世中 选注.李商隐诗选:中华书局,2006:86-87
刘学锴 李翰.李商隐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3-85&萧涤非.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的晚唐前期。社会病态纷呈,矛盾重重。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小官宦之家。少年丧父,他协助母亲千里迢迢带着父亲的灵柩归里。弱小孤男,撑持门面,佣书贩舂,备尝艰辛。家境困厄,不费学业,16岁即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先得白居易赏识,再得令狐楚知遇,对其培植奖掖。然科场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场污浊,十年不离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爱情笃,却给仕途带来厄运,致使终生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说不清,道不明,受尽夹板气。虽苦苦挣扎,也无法摆脱人际关系这张无形的罗网,致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李商隐就生活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中,本人又遭逢种种不幸。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一直在拼命抗争。他的精美绝伦的诗文便是抗争与控诉的记录。他是一个至情至性,重情重义,很有骨气的正人君子,绝非是势利轻浮不讲信义的轻薄小人。只要认真考察几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隐的政治品质和生活品质,而正是这两个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说政治品质。此方面之关节点则在于所谓的“去牛就李”的问题。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令狐父子对李商隐有恩,这是毫无疑问的。令狐楚终生都非常器重爱护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临死时还将写《遗表》的任务交给他,可谓知遇至深。然终商隐之世,观其所有诗文,对令狐楚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绝无半字微词。无论是从史传所载还是从商隐诗文内证来看,商隐平生未作一件有负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纯属个人婚姻选择问题,王茂元当时亦非朝廷要员,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又何能谈得上“去牛就李”?
当两党激烈斗争之时,每当发生大的人事关系变动,李商隐没有一次趋炎附势去攀附得势者。相反,他总是同情那些失势被整之人。牛党中的萧浣,杨嗣复被贬时,他曾前往贬所探望。会昌年间令狐綯失势时,李商隐与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贬之时,李商隐毫无顾忌地为其《会昌一品集》作序,对其政绩人品给予崇高的评价,为一个被当政者严密监视下的下台宰相大唱赞歌,这需要不凡的胆识和气魄。仅此一点,便可看出商隐具有坚持正义,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权贵的宝贵品格。晚唐社会,官宦窃柄,扰乱朝纲,牛李党争。勾心斗角,人事纷纭,互相倾轧。李商隐终生关心民生疾苦,在弘农县尉任上,为活狱而不怕得罪上司孙简,不怕丢官,足以显示出他的热血心肠和骨鲠气节,此亦是政治品质之大节。
再说生活品质。李商隐在就婚王氏之前确实有过恋爱经历。他与柳枝、宋华阳都相恋过,而且恋得非常痴情。但当他与王氏结婚之后,对爱情却颇为专一执着,未有窃玉偷香之事。他与妻子的感情很深笃。王氏死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府主同情他鳏居清苦,要把才貌双佳的年轻乐伎张懿仙赐配给他。当时商隐正值中年,丧妻逾岁,续弦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隐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谢绝,独居至死。妻亡之后尚能如此钟情自守,妻在之时更无可能轻佻放浪。商隐非轻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动读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热爱生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主流与本质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格调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