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

——(唐代李商隐

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
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
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
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暗淡的紫色,鲜艳的黄色。
它们既有陶渊明篱边菊花的色彩,又有罗含宅中的香味。
菊花不怕露水的沾湿,可是害怕夕阳的来临。
愿意留在水边畅饮的人的鹦鹉杯中,希望来到富贵人家丰盛的酒席上。


注释
①融融:光润的样子。
②冶冶:艳丽的样子。
③陶令:指陶渊明,因其主彭泽县做过县令,故称陶令。
④罗含:(公元293年一公元369年)字君长,号富和,东晋桂阳郡耒阳(今湖南未阳市)人。博学能文,不慕荣利,编苇作席,布衣蔬食,安然自得。被江夏太守谢尚赞为“湘中之琳琅”。桓温称之为“江左之秀”。官至散骑廷尉。年老辞官归里,比及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时人以为德行之感。
⑤禁:禁受,承当。
⑥重露:指寒凉的秋露。
⑦怯:胆怯、担心。
⑧残:一作“斜”。
⑨金鹦鹉:金制的状如鹦鹉螺的酒杯。泛:指以菊花浸酒。
⑩白玉堂:指豪华的厅堂,喻朝廷。升:摆进。

曾炽海,张新涛,顾圣皓 .大地的微笑 中国花诗品鉴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10 :第102页 .&毋永利 .古诗观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09 :第277页 .

赏析

  〈菊花〉诗的末联“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与本诗末联所抒发的感概,可以说同中有异。在〈菊花〉诗中,笔者曾经说到,李商隐对于升君白玉堂一事,已觉无望,却想到自我毁灭,成为菊花酒,这样便可以浮在用黄金铸成的鹦鹉杯,升上用白玉砌的殿堂。这种感情,虽嫌激烈,却毕竟带有升上殿堂的愿望。到本诗,那些激烈的感情淡化了,苦竹、椒坞、微香、涓涓泪、寒雁、暮蝉、细路独来、清尊相伴,一片叹老嗟卑的味道,甚麼火气也没有了。其殆晚年的自叹之作欤!


  除了末联,前四句形容菊的色、香,与〈野菊〉的笔法相类,只是后者的描述更为抽象,以作者的观感为主。五、六写凋零迟暮,亦与「已悲节物同寒雁」的情感相类。末联则可见上述的分析,笔者对於此文有二点看法:首先,说李商隐「自我毁灭」实是见仁见智,我们也可以解读为一种升华,成为菊花酒是需要酿造的,留下的反而是精华,所以〈菊花〉诗的情感的确比〈野菊〉来得积极一点。再者,李商隐尽管叹老嗟卑,但基本性格是不会变的,前文曾分析〈野菊〉诗中的苦竹、椒坞、微香,与〈菊花〉诗的陶令、罗含同样有贤才的涵意,都是诗人对自己的才能品格的肯定。我们从〈菊花〉、〈野菊〉、〈临发崇让宅紫微〉三首诗中,可以看到李商隐处在不同时空之下的感叹,但是也可以见到李商隐始终如一的态度,诗人的自尊心不曾稍减。最后,笔者以为选用〈菊花〉诗对照〈野菊〉,较另二首诗作更适合,既可以摆脱附会史事的牵强,亦可於写作技巧、用词遣字、情感强度作同中有异的比较。


  屈复曰:「通首不出题,亦是大病。」则是正好说明了〈野菊〉为何较〈锦瑟〉的诗旨来得明确,〈野菊〉一诗虽未有任何「菊」字,对於菊的形容也是十分抽象,但是纵观全诗句意,则句句不离菊,首联写菊的生长环境和形态,颔联写诗人爱菊、怜菊之心,颈联写诗人忆起当年赏菊之乐,末联写菊未被种植在宫中的遗憾。同样,前文所提及的〈菊〉也是通首不出题,因此都显得诗意十分单纯,也令人有思想范围狭窄的感觉。就写作技巧而言,野菊、苦竹、椒坞,多层次意象组合的完美搭配,忍字与省字的简明精确,李商隐用字遣词可谓匠心独运。然而诗旨却完全围绕在怀才不遇的自怜情绪中打转,看多了李商隐这类为数不少的作品,真会让人怀念起李白的豪迈潇洒、杜甫的忧国忧民。(邓中龙分析)

创作背景

  唐文宗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李商隐通过吏部考试,释褐授官,做秘书省校书郎,但他在秘书省仅仅几月就被调到地方,担任宏农县尉(今河南省灵宝县)。到任不久,又遭受一次打击,因为他把狱中死囚改判活罪,触犯了观察使孙简,被罢官,正碰上姚合代孙简任观察使,又要他还任。李商隐和姚合关系不错,但他内心深处对自己屈居县尉一事,始终不快,不甘久居,一心想入朝任职。开成五年,他的岳父王茂元入朝为官,他便告假携眷到长安居住,以求汲引。此年九月四日,为谋求新的出路.他又辞去宏农县尉。到会昌四年。在杨弁之乱过后,他又移家永乐(今山西芮城县)。他自述此时自己“遁迹丘园”,“前耕后饷”,“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重祭外舅司徒公文》)。这首诗即作于此时。

靖宇主 .唐诗多功能多用途词典 上 :辽海出版社 ,2001.09 :76-78 .

赏析二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诗。虽然诗中写到陶渊明,但根本点则不是甘于田园。而是借菊寄托自己渴望入朝的热望。这里的的菊花,淡淡的紫色,鲜艳的黄色,他们既有陶公篱旁的雅色,又有罗含院里的淡香。它不畏霜露,却担心夕阳。它可以傲然凌霜盛开,却面对时光流逝无奈。即使它枯萎了,也可以制成美酒,盛在精巧的鹦鹉杯中,来到高贵的宴席之上。这里诗人热情讴歌了菊花的雅色和清香,高度赞扬了菊花不怕霜露的傲骨以及可贵的奉献精神。诗人咏菊,以自己的观感为主,描述很是抽象。菊中有我,我中有菊。纵然凋谢,留下的也是白玉高堂里的精华。李商隐晚年落泊,但毕竟是帝室远亲,他自己也以此为荣。诗人用“金鹦鹉”“白玉堂”婉转地表白了自己的身世。可是,他的身份并没有有给他带来实质上的好处,纵然才俊,亦不见用。通观全诗,诗人状物新奇引典自然,锐意中有伤时,哀婉里有进取,大有孤芳自赏之意,绝无叹老嗟卑之嫌。


  诗一开头,先描绘菊花那可爱的姿色:“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首句写的是紫菊:“暗暗”真实地写出词人对紫菊的观感,表明色彩并不明丽。“淡淡”又写明其色浅浅也不浓艳。“暗”“淡”二字的重叠使用,便生动逼真地刻画出紫色菊花那淡雅的风姿。次句描写黄菊:“商融”即和暖之意。这两个字用得极为精妙。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井说。这是“通感”或曰“感觉挪移”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视觉、听觉、角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与交融,眼、耳、鼻、舌、身各个官截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因此颜色如乎会有温度,诗人在视觉里获得了触觉的感受。看到那金黄色的菊花便有了一种温暖的感受。由此可南诗人体物实在太精微了。“冶冶”圳其明艳柔美之态。那黄菊金色的花蕊,经过露洗霜染,清新鲜美,月“冶冶”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诗人着墨不多,只“融融冶冶”四个与便极尽黄菊之态,不愧为大手笔。


  第三句诗则把菊花颜色的描写引申了一步,称之为“陶令篱边色”,把眼前菊花的地位抬高了。“陶令”指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他曾做过彭泽(今江西省彭泽县)县的县令,所以后人常常这样称呼他。陶渊明于百花之中最爱菊花,正是他首先把菊花的地位抬高了,他在《饮酒》一诗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而李商隐在此处称他所见之菊有“陶令篱边色”,意即同陶渊明东篱下的菊花一样美,足见他对菊花的爱赏程度。后句描写菊花之香,也以典故出之,称之为“罗含宅里香”。罗含,字君章,晋代来阳(今湖南省东南)人,擅文章。由州主簿累官至廷尉、长沙相。桓温极重其才,称为江左之秀,可他致仕还家,在荆州城西小洲上立茅屋而居。《晋书·罗含传》记载他“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诗人此处说他所见之菊有罗含宅中菊花一样的芳香,这便更加抬高了它的地位。李商隐此处引出陶令菊和罗含宅里菊主旨不在菊花本身,有以这两个人自况的一面: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于乡里小儿,遂辞官归隐,闲雅悠然地“采菊东篱下”,罗含致仕却还归本乡,甘居茅屋,托身有所。而李商隐此时辞去了弘农县尉,居于家中,流连山水,形式上与那两个是有些相似。不过李商隐此时这点“隐”气来得很勉强,他骨子里渴望的不是充满菊香的篱下或宅里,而是朝廷,梦寐以求的是入朝为官,这从后面四句诗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五、六两句:“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明里继续写菊,暗里则有所寄托。“禁”此处是避忌之意。“重露”即浓重的霜露。前句写出私菊傲霜的品格:秋菊开在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黄巢《菊花》),不过正是这风霜高洁之时,才显示出它的独特品格。后一句诗人借菊写出自己内心的隐忧,“怯残阳”即害怕夕阳西下,黑天到来,此处别有寄托。李商隐虽屡遭挫折,仕途失意,但这并不能侠诗人彻底失望。但是他实在担心时不我与,光阴迅速。多少有些迟暮之感。同屈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几句诗所表达音的惜时思想十分近似,同样是担心自芒的抱负不能施展,虚度了年华。


  末尾两句,诗人借菊花委婉地表达出来了:“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泛,指以菊花浸酒。“金鹦鹉”指以黄金仿鹦鹉螺形铸造的酒杯。《岭表录异》一书中写道:“鹦鹉螺,旋尖处屈而味如鹦鹉嘴,故以此名。放上青绿班,大者可受二升,放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白玉堂”一语出自《古乐府·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两句中的后一句。此处暗指朝廷。这两句诗字面上把菊花人格化,表明它希望被浸在金杯之中,被送到白玉堂上为贵人所用,而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期望入朝做官的心绪。


  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物我交融。除开头两句外,其余句句写菊,又甸句是写自己,是托物言志的杰作。写物而不离人。物与己交融在一起。物又不粘在物上,处处关己。写己又不脱于物,处处以物出之。如三、匹两句写菊花之色与香,关涉自己翻官之事。五、六句写菊不畏霜露而震日暮,关涉自己的迟暮之感。七、小句写菊花的愿望关涉自己期望入彰之情。其次,本诗在用典上也有独莹之处:自然而然,毫无切削之迹,囊无晦涩之感。如三、四两句用陶渊明与罗含的典故,如同己出,与自己的诗境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实在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

靖宇主 .唐诗多功能多用途词典 上 :辽海出版社 ,2001.09 :76-78 .

【李商隐】简介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的晚唐前期。社会病态纷呈,矛盾重重。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小官宦之家。少年丧父,他协助母亲千里迢迢带着父亲的灵柩归里。弱小孤男,撑持门面,佣书贩舂,备尝艰辛。家境困厄,不费学业,16岁即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先得白居易赏识,再得令狐楚知遇,对其培植奖掖。然科场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场污浊,十年不离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爱情笃,却给仕途带来厄运,致使终生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说不清,道不明,受尽夹板气。虽苦苦挣扎,也无法摆脱人际关系这张无形的罗网,致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李商隐就生活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中,本人又遭逢种种不幸。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一直在拼命抗争。他的精美绝伦的诗文便是抗争与控诉的记录。他是一个至情至性,重情重义,很有骨气的正人君子,绝非是势利轻浮不讲信义的轻薄小人。只要认真考察几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隐的政治品质和生活品质,而正是这两个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说政治品质。此方面之关节点则在于所谓的“去牛就李”的问题。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令狐父子对李商隐有恩,这是毫无疑问的。令狐楚终生都非常器重爱护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临死时还将写《遗表》的任务交给他,可谓知遇至深。然终商隐之世,观其所有诗文,对令狐楚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绝无半字微词。无论是从史传所载还是从商隐诗文内证来看,商隐平生未作一件有负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纯属个人婚姻选择问题,王茂元当时亦非朝廷要员,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又何能谈得上“去牛就李”?


  当两党激烈斗争之时,每当发生大的人事关系变动,李商隐没有一次趋炎附势去攀附得势者。相反,他总是同情那些失势被整之人。牛党中的萧浣,杨嗣复被贬时,他曾前往贬所探望。会昌年间令狐綯失势时,李商隐与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贬之时,李商隐毫无顾忌地为其《会昌一品集》作序,对其政绩人品给予崇高的评价,为一个被当政者严密监视下的下台宰相大唱赞歌,这需要不凡的胆识和气魄。仅此一点,便可看出商隐具有坚持正义,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权贵的宝贵品格。晚唐社会,官宦窃柄,扰乱朝纲,牛李党争。勾心斗角,人事纷纭,互相倾轧。李商隐终生关心民生疾苦,在弘农县尉任上,为活狱而不怕得罪上司孙简,不怕丢官,足以显示出他的热血心肠和骨鲠气节,此亦是政治品质之大节。


  再说生活品质。李商隐在就婚王氏之前确实有过恋爱经历。他与柳枝、宋华阳都相恋过,而且恋得非常痴情。但当他与王氏结婚之后,对爱情却颇为专一执着,未有窃玉偷香之事。他与妻子的感情很深笃。王氏死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府主同情他鳏居清苦,要把才貌双佳的年轻乐伎张懿仙赐配给他。当时商隐正值中年,丧妻逾岁,续弦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隐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谢绝,独居至死。妻亡之后尚能如此钟情自守,妻在之时更无可能轻佻放浪。商隐非轻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动读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热爱生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主流与本质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格调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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