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
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
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译文
二月二日这一天春游到江上,春风和畅阳光送暖乐曲悠扬。
花蕊如须柳芽如眼婀娜多姿,紫蝶黄蜂盘旋飞舞情意更长。
客居万里之外常思回归故里,柳伶郑处供职已有三年时光。
江上的新滩不理解我的心意,风吹雨打屋檐似的哗哗作响。
注释
⑴二月二日:蜀地风俗,二月二日为踏青节。
⑵东风:春风。笙:一种管乐器。它是用若干根装有簧的竹管和一根吹气管装在一个锅形的座子上制成的。
⑶花须:花蕊,因花蕊细长如须,所以称为花须。柳眼:柳叶的嫩芽,因嫩芽如人睡眼方展,所以称为柳眼。无赖:本指人多诈狡狯,这里形容花柳都在任意地生长,从而撩起游人的羁愁。
⑷元亮井:这里指故里。元亮,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字。
⑸亚夫营:这里借指柳仲郢的军幕。亚夫,即周亚夫,汉代的将军。他曾屯兵在细柳(在今陕西咸阳西南)防御匈奴,以军纪严明著称,后人称为‘亚夫营”、“细柳营”或“柳营”。
⑹游人:作者自指。
⑺风檐雨夜声:夜间檐前风吹雨打的声音。这里用来形容江边浪潮声的凄切。
尚作恩 等 .晚唐诗译释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76-78 .&刘学锴 李翰 .李商隐诗选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41-143 .
萧涤非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1155-1156 .&尚作恩 等 .晚唐诗译释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76-78 .
诗的首句“二月二日江上行 ”,点明踏青节江上春游。次句“东风日暖闻吹笙 ”,写江行游春的最初感觉和印象。和煦的东风,温暖的旭日,都散发着融和的春意,就是那笙声,也似乎带着春回大地的暖意。笙簧畏潮湿,天寒吹久则声涩不扬,须以微火香料暖笙。东风日暖,笙自然也簧暖而声清了。“闻吹笙”和“东风日暖”分别从听觉和感觉写出了踏青江行的感受——到处是暖洋洋的春意。
颔联“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写江上春色。如果说首联还是描写刚接触外界事物时一种自然的感受,这一联则是有意寻春、赏春了。花、柳、蜂、蝶,都是春天最常见的事物,是春天生命与活力的标志,红(花)、绿(柳)、黄、紫,更写出了春天绚烂色彩。但这一联不仅抒写诗人对美丽春色的流连陶醉,而且委婉透露出因美好春色而触动的伤感。“无赖”即“ 无心”,与“有情”相对。花、柳是没有人的感觉和感情的事物,它只按自然规律行事,春天来了,便吐蕊、长叶,在东风旭日中显示出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而不顾人的悲欢哀乐,故源“无赖 ”。蜂、蝶是有生命的动物,春到人间,穿花绕柳,翩翩飞舞,像是满怀喜悦宣告着春天的来临,故说“有情 ”。然而,不管是无心的花柳,还是有情的蜂蝶,它们作为春色的标志,生命活力的象征,又都和失去了生命春天的诗人形成鲜明对照。细味“各”字、“俱”字,不难发觉其中透露出的隐痛。诗人写江间春色,写物遂其情,正是为了要反衬出自己的沉沦身世与凄苦心境。何焯说:“前半逼出忆归,如此浓至,却使人不觉 ”。这“不觉”正是诗的蕴藉处。
颈联“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转写长期寄幕思归。元亮井,用陶渊明(字元亮 )《归园田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亚夫营,用周亚夫屯兵细柳营事,暗寓幕主的柳姓。虽用典,却像随手拈来,信口道出。他曾说自己“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可见诗人连归隐躬耕的起码物质条件也没有。“万里”、“三年”,表面上是写空间的悬隔,时间的漫长,实际上正是抒写欲归不能的苦闷和无奈。对照着“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写意》)、“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等诗句,不难感到“三年从事亚夫营”之中所蕴含的羁泊天涯的痛苦。
末联“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写新滩流水在作者耳中引起的特殊感受。春江水涨,新滩流水在一般游春者听来,自然是欢畅悦耳的春之歌;但在思归不得的天涯羁旅的作者耳中,却像是午夜檐间风雨的凄凉之声,不断撩动着自己的羁愁,所以发出“新滩莫悟游人意”的嗟叹。本是作者主观感情作怪,却说“新滩莫悟”,曲折有致。
李商隐许多抒写身世之悲的诗篇,往往以深沉凝重的笔调,绮丽精工的语言,着意渲染出一种迷蒙悲凄的环境气氛。这首诗却以乐境写哀思,以美丽的春色反衬自己凄苦的身世,以轻快流走的笔调抒发抑塞不舒的情怀,以清空如话的语言表现宛转曲折的情思,具有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艺术效果。
萧涤非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1155-1156 .&尚作恩 等 .晚唐诗译释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76-78 .& 刘学锴 李翰 .李商隐诗选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41-143 .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的晚唐前期。社会病态纷呈,矛盾重重。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小官宦之家。少年丧父,他协助母亲千里迢迢带着父亲的灵柩归里。弱小孤男,撑持门面,佣书贩舂,备尝艰辛。家境困厄,不费学业,16岁即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先得白居易赏识,再得令狐楚知遇,对其培植奖掖。然科场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场污浊,十年不离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爱情笃,却给仕途带来厄运,致使终生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说不清,道不明,受尽夹板气。虽苦苦挣扎,也无法摆脱人际关系这张无形的罗网,致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李商隐就生活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中,本人又遭逢种种不幸。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一直在拼命抗争。他的精美绝伦的诗文便是抗争与控诉的记录。他是一个至情至性,重情重义,很有骨气的正人君子,绝非是势利轻浮不讲信义的轻薄小人。只要认真考察几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隐的政治品质和生活品质,而正是这两个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说政治品质。此方面之关节点则在于所谓的“去牛就李”的问题。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令狐父子对李商隐有恩,这是毫无疑问的。令狐楚终生都非常器重爱护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临死时还将写《遗表》的任务交给他,可谓知遇至深。然终商隐之世,观其所有诗文,对令狐楚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绝无半字微词。无论是从史传所载还是从商隐诗文内证来看,商隐平生未作一件有负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纯属个人婚姻选择问题,王茂元当时亦非朝廷要员,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又何能谈得上“去牛就李”?
当两党激烈斗争之时,每当发生大的人事关系变动,李商隐没有一次趋炎附势去攀附得势者。相反,他总是同情那些失势被整之人。牛党中的萧浣,杨嗣复被贬时,他曾前往贬所探望。会昌年间令狐綯失势时,李商隐与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贬之时,李商隐毫无顾忌地为其《会昌一品集》作序,对其政绩人品给予崇高的评价,为一个被当政者严密监视下的下台宰相大唱赞歌,这需要不凡的胆识和气魄。仅此一点,便可看出商隐具有坚持正义,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权贵的宝贵品格。晚唐社会,官宦窃柄,扰乱朝纲,牛李党争。勾心斗角,人事纷纭,互相倾轧。李商隐终生关心民生疾苦,在弘农县尉任上,为活狱而不怕得罪上司孙简,不怕丢官,足以显示出他的热血心肠和骨鲠气节,此亦是政治品质之大节。
再说生活品质。李商隐在就婚王氏之前确实有过恋爱经历。他与柳枝、宋华阳都相恋过,而且恋得非常痴情。但当他与王氏结婚之后,对爱情却颇为专一执着,未有窃玉偷香之事。他与妻子的感情很深笃。王氏死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府主同情他鳏居清苦,要把才貌双佳的年轻乐伎张懿仙赐配给他。当时商隐正值中年,丧妻逾岁,续弦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隐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谢绝,独居至死。妻亡之后尚能如此钟情自守,妻在之时更无可能轻佻放浪。商隐非轻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动读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热爱生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主流与本质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格调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