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译文
竹丛里船坞深静无尘,临水的亭榭分外幽清。相思之情啊飞向远方,可却隔着重重的高城。
秋空上阴云连日不散,霜飞的时节也来迟了。留得满地枯残的荷叶,好听深夜萧瑟的雨声。
注释
⑴崔雍、崔衮:崔戎的儿子,李商隐的从表兄弟。
⑵竹坞(wù):丛竹掩映的池边高地。水槛(jiàn):指临水有栏杆的亭榭。此指骆氏亭。
⑶迢递:遥远的样子。重城:一道道城关。
⑷秋阴不散霜飞晚:秋日阴云连日不散,霜期来得晚。
⑸枯荷听雨声:雨滴枯荷,大约只有彻夜辗转难眠的人才能听到。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389&陈永正.李商隐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13-14
唐文宗大和七年(834年),李商隐应试不中,投奔时任华州刺史的表叔崔戎。第二年,崔戎调任兖州观察使,没想刚到兖州就病故了。崔戎对李商隐不仅有亲戚之情,还有知遇之恩。崔戎的两个儿子崔雍、崔衮和李商隐也是情深义重。
这首诗当作于唐文宗大和八年(835年)。当时李商隐离开崔家,旅宿在骆姓人家的园亭里,寂寥中怀念起崔雍、崔衮两位从表兄弟,写下了这首很有情韵的小诗。
陈永正.李商隐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13-14
此诗首句写骆氏亭,翠竹、清水把这座亭轩映衬得格外清幽雅洁,诗人置身其间,颇有远离尘嚣之感。
接着写诗人对友人的思念,诗人眼下所宿的骆氏亭和崔氏兄弟所在的长安,中间隔着重重的城池,路途迢迢,诗人的思念之情宛如随风飘荡的游丝,悠悠然飘向友人所在的长安。诗人因境界的清幽而倍感孤寂,因无好友共赏幽胜而微感惆怅。
“秋阴不散霜飞晚”,又回到眼前景物,渲染气氛,烘托情绪。时令已届深秋,但连日天气阴霾,孕育着雨意,所以霜也下得晚了。天色一片迷蒙,本来就因相思而耿耿不寐的诗人,心情不免更加黯淡,而这种心情又反过来更增加了相思的程度。
诗人是在旅途中暂宿骆氏亭,此地近一段时期的天气,包括霜期之晚,自然是出之揣测,这揣测的根据就是“秋阴不散”与“留得枯荷”。这句一方面是为末句作铺垫(由于“秋阴不散”故有“雨”;由于“霜飞晚”故“留得残荷”),另一方面又兼有渲染气氛、烘托情绪的作用。
末句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写诗人聆听雨打枯荷的声音和诗人的心情变化过程。诗人原来是一直在那里思念着远隔重城的朋友的,由于神驰天外竟没有留意天气的变化。不知不觉间,下起了淅沥的小雨,雨点点点滴滴地洒落在枯荷上,发出一阵错落有致的声响。诗人这才意外地发现,这萧瑟的秋雨敲打残荷的声韵竟别有一种美的情趣。枯荷给人一种残败衰飒之感,本无可“留”的价值;但自己这样一个旅宿思友整夜不眠的人,却因聆听枯荷秋雨的清韵而略慰相思,稍解寂寞,所以反而深幸枯荷之“留”了。“留”蕴涵有一种不期而遇的喜悦。而诗人“听”到的,也不止是那凄楚的雨声。枯荷秋雨的清韵,常人难解其中滋味。这单调而凄清的声音却又更增加了环境的寂寥,从而更加深了对朋友的思念。
沈义父《乐府指迷》云:“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此诗之结语:“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正是以景结情,不仅景中含情,且有声有情、声情并茂,声、景、情谐和合一而收余音缭绕之致,使诗歌境象迷茫,旨义含隐深曲。
这首诗虽然写了秋亭夜雨的景色,写得历历如画,但它并不是一首写景诗,而是一首抒情诗。“宿骆氏亭”所见所闻是“寄怀”的凭借,“相思”二字微露端倪,后两句暗藏彻夜不眠之意,诗人的思友之情暗寓其中,可以说是以景寄情、寓情于景的。诗的意境清秀疏朗,而蕴涵其中的心境又是极为深远的。
萧涤非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1143-1144&黄世中.论李商隐诗的隐秀特征.文学评议,2003(05):75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的晚唐前期。社会病态纷呈,矛盾重重。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小官宦之家。少年丧父,他协助母亲千里迢迢带着父亲的灵柩归里。弱小孤男,撑持门面,佣书贩舂,备尝艰辛。家境困厄,不费学业,16岁即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先得白居易赏识,再得令狐楚知遇,对其培植奖掖。然科场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场污浊,十年不离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爱情笃,却给仕途带来厄运,致使终生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说不清,道不明,受尽夹板气。虽苦苦挣扎,也无法摆脱人际关系这张无形的罗网,致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李商隐就生活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中,本人又遭逢种种不幸。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一直在拼命抗争。他的精美绝伦的诗文便是抗争与控诉的记录。他是一个至情至性,重情重义,很有骨气的正人君子,绝非是势利轻浮不讲信义的轻薄小人。只要认真考察几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隐的政治品质和生活品质,而正是这两个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说政治品质。此方面之关节点则在于所谓的“去牛就李”的问题。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令狐父子对李商隐有恩,这是毫无疑问的。令狐楚终生都非常器重爱护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临死时还将写《遗表》的任务交给他,可谓知遇至深。然终商隐之世,观其所有诗文,对令狐楚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绝无半字微词。无论是从史传所载还是从商隐诗文内证来看,商隐平生未作一件有负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纯属个人婚姻选择问题,王茂元当时亦非朝廷要员,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又何能谈得上“去牛就李”?
当两党激烈斗争之时,每当发生大的人事关系变动,李商隐没有一次趋炎附势去攀附得势者。相反,他总是同情那些失势被整之人。牛党中的萧浣,杨嗣复被贬时,他曾前往贬所探望。会昌年间令狐綯失势时,李商隐与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贬之时,李商隐毫无顾忌地为其《会昌一品集》作序,对其政绩人品给予崇高的评价,为一个被当政者严密监视下的下台宰相大唱赞歌,这需要不凡的胆识和气魄。仅此一点,便可看出商隐具有坚持正义,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权贵的宝贵品格。晚唐社会,官宦窃柄,扰乱朝纲,牛李党争。勾心斗角,人事纷纭,互相倾轧。李商隐终生关心民生疾苦,在弘农县尉任上,为活狱而不怕得罪上司孙简,不怕丢官,足以显示出他的热血心肠和骨鲠气节,此亦是政治品质之大节。
再说生活品质。李商隐在就婚王氏之前确实有过恋爱经历。他与柳枝、宋华阳都相恋过,而且恋得非常痴情。但当他与王氏结婚之后,对爱情却颇为专一执着,未有窃玉偷香之事。他与妻子的感情很深笃。王氏死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府主同情他鳏居清苦,要把才貌双佳的年轻乐伎张懿仙赐配给他。当时商隐正值中年,丧妻逾岁,续弦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隐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谢绝,独居至死。妻亡之后尚能如此钟情自守,妻在之时更无可能轻佻放浪。商隐非轻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动读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热爱生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主流与本质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格调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