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街鼓

——(唐代李贺

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
汉城黄柳映新帘,柏陵飞燕埋香骨。
磓碎千年日长白,孝武秦皇听不得。
从君翠发芦花色,独共南山守中国。
几回天上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绝。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拂晓,隆隆的鼓声催促着太阳的运行,傍晚,隆隆的鼓声催促月亮的上升。
京城里,嫩黄的春柳映照着刚更换的新帘,赵飞燕的香骨久已埋葬在皇陵。
鼓声锤碎了千百年的漫长时光,秦皇汉武也不能再听到这官街的鼓响。
任由您翠黑的头发变作芦花般模样,只有鼓声与终南山一起厮守京城,日久天长。
就是天上也几次三番埋葬过神仙,只有这鼓声与漏声此起彼落,永远回荡。


注释
1. 官街鼓:长安城大街上的鼓声,用以报时和戒夜。《旧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据《马周传》载:“先是京城诸街,每至晨暮,遣人传呼以警众。周遂奏诸街置鼓,每击以警众,令罢传呼,时人便之。”
2. 隆隆:指鼓声。转日:指太阳升起。
3. 月出:指月亮上升。
4. 汉城:西汉建都长安,故称长安为“汉城”。黄柳:刚发嫩芽的春柳。这句暗示改朝换代,新帝登基,什物更换。
5. 柏陵:指帝王陵墓。帝王陵地常植松柏,故称。飞燕:汉成帝皇后赵飞燕。香骨:指赵氏的尸骨。
6. 磓(duī):敲击,这里是消磨之意。日长白:指无尽的白昼。
7. 孝武:汉武帝刘彻。秦皇:秦始皇嬴政。二人都是著名的信神仙求长生的帝王。
8. 从:伴随。翠发:黑发,指年轻。芦花色:像芦花般的白发,指年老。
9. 中国:指京都长安。
10. 天上葬神仙:意指求仙者的虚妄。
11. 漏:漏壶,古代的计时器。相将:相与,相伴,相随。

冯浩非 徐传武.李贺诗歌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228-229&杨抱朴.诗鬼之诗.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258

创作背景

  唐元和五年(810),唐宪宗与宰相们谈到神仙时,问:“果真有神仙吗?”李藩回答说:“秦始皇、汉武帝学仙术、求长生,效果如何,你看看历史记载就知道了。”事见《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当时,李贺正任职长安,必有所闻,便借街头的鼓声,赋此诗来回答宪宗的问话。

吴企明.李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43-44

赏析

  这首诗题目是“官街鼓”,主旨却在惊痛时光的流逝。时间,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是诗人刻画了官街鼓的鼓声这一艺术形象,把无形变成了有形,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使读者感触到了时光这一无限存在的事物。官街鼓是时间的象征,那贯穿始终的鼓点,正像是时光永不留驻的脚步声。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离奇的画面:宏观宇宙,日月跳丸,循环不已;画外传来咚咚不绝的鼓声。这样的描述,既夸张,又富于奇特的想象。一、二句描述鼓声,展示了日月不停运转的惊人图景;三、四句转入人间图景的描绘:宫墙内,春天的柳枝刚由枯转荣,吐出鹅黄的嫩芽,宫中却传出美人死去的消息。这样,官街鼓给读者的印象就十分惊心动魄了。它正是“月寒日暖煎人寿”的“飞光”的形象的体现。第五、六句用对比手法再写鼓声:千年人事灰飞烟灭,就像是被鼓点“磓碎”,而“日长白”——宇宙却永恒存在。可秦皇汉武再也听不到鼓声了,与永恒的时光比较,他们的生命十分短促可悲。这里专提“孝武(即汉武帝)秦皇”,是因为这两位皇帝都曾追求长生,然而他们未遂心愿,不免在鼓声中消灭。值得玩味的是,官街鼓乃唐制,本不关秦汉,“孝武秦皇”当然“听不得”,而诗中却把鼓声写成自古已有,而且永不消逝,秦皇汉武一度听过,只是诗人不能再听。可见诗人的用心,并非在讴咏官街鼓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个艺术形象所象征的事物——那永恒的时光、不停的逝去。七、八两句分咏人生和官街鼓,再一次对比:尽管人“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日趋衰老;然而官街鼓永远不老,只有它“独共南山守中国”。这两句因省略较多,曾引起纷歧的解说。但仔细玩味,它们是分咏两个对立面。“君”字是泛指世人,可以包含“孝武秦皇”,却不一定是专指二帝。通过两次对比,进一步突出了人生有限与时间无限的矛盾的不可克服。诗写到这里,意思似乎已表达得淋漓尽致了。但诗人并没有就此搁笔,最后两句突发异想:天上的神仙也不免一死,不死的只有官街鼓。它的鼓声与漏声相继不断万古长存。这里仍用对比,却不再用人生与鼓声比,而以神仙与鼓声比:天上神仙已死去几回而隆隆鼓声却始终如一,连世人希羡的神仙寿命与鼓声比较也是这样短促可悲,那么人生的短促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样,一篇之中总共包含三层意思。最后神仙难逃一死的想象不但翻空出奇,而且闪烁着诗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深沉慨叹和真知灼见。


  《官街鼓》反复地、淋漓尽致地刻画和渲染生命有限、时光无限的矛盾,有人认为意在批判神仙之说。这种评价是很局限的。从诗人李贺生平及其全部诗歌看,他慨叹人生短促、时光易逝,其中应含有“志士惜日短”的成分。他怀才不遇,眼看生命虚掷,对此特别敏感,特别痛心。此诗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通过异常活跃的想象,对抽象的时间和报时的鼓点发生联想,巧妙地创造出“官街鼓”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赋无形以有形,化无声为有声,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的形象,让读者通过形象的画面,在强烈的审美活动中深深体味到诗人的思想感情。

周啸天.隋唐五代诗词鉴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317-318

【李贺】简介

宗室王孙
  李贺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出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洛阳宜阳县三乡)一个破落贵族之家,远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属于唐宗室的远支,武则天执政时大量杀戮高祖子孙,到李贺父亲李晋肃时,早已世远名微,家道中落,隐沦昌谷。李贺对自己有李唐宗室高贵血统这一点十分自豪,在他的降里一再提起:“唐诸王孙李长吉”、“宗孙不调为谁怜”、“为谒皇孙请曹植”。但实际上,他这个“宗室王孙”恐怕连大郑王房的嫡脉也不是,至少是家道早就衰落了。


  李贺自述家境时说:“我在山上舍,一亩嵩硗田。夜雨叫租吏,舂声暗交关。”(《送韦仁实兄弟入关》)父亲李晋肃,早年被雇为“边上从事”。大历三年(768)去蜀任职,曾与表兄杜甫相遇于公安,“漂泊”一生,到李贺出生的贞元年间,晋肃稍得升迁,任陕县令,但不久老死。母亲郑氏,生一女二子,长守昌谷。大女出嫁后,家境愈贫寒。李贺兄弟二人外出谋生,欲饱肌腹。“欲将千里别,特此易斗粟”(《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凄凉之状,于此可见。


  李贺自幼体形细瘦,通眉长爪,长相极有特征。他才思聪颖,七岁能诗,又擅长“疾书”。相传贞元十二年(公元796)李贺正值七岁,韩愈、皇甫湜造访,李贺援笔辄就写就《高轩过》一诗,韩愈与皇甫湜大吃一惊,李贺从此名扬京洛[10-12] 。年纪稍长,李贺白日骑驴觅句,暮则探囊整理,焚膏继晷,十分刻苦。李商隐作《小传》云:“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见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五岁的李贺就已经誉满京华与李益齐名了。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李贺十六岁,当年顺宗带病继位(中风),任用王叔文、韦执谊等除弊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八月宦官俱文珍勾结贵族官僚改元永贞,逼顺宗称病退位,新政遂败。次年,顺宗病亡。唐人(刘禹锡、柳宗元等)在诗文中有影射,指称顺宗并非病故,而是遇害而死。李贺成年后,得知此事,做《汉唐姬饮酒歌》讽刺。


仕途失意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贺十八岁岁左右,即已诗名远播,元和三、四年间(公元808~809年),李贺写《雁门太守行》谒韩愈,又闻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与皇甫湜曾一同回访,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声,但“年未弱冠”,即遭父丧。当时,服丧“务必以三年全期为限,所以直到元和五年(810年)韩愈才与李贺书,劝其举进士。该年初冬,二十一岁的李贺参加房式主持,韩愈参与组织的河南府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并一举获隽,年底即赴长安应进士举。可是“阖扇未开逢猰犬”,妒才者放出流言,谓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尽管韩愈“质之于律”“稽之于典”为其辩解,终无可奈何,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春,十九岁的李贺离京返回昌谷,作《出城》,当年十月间,再次西入长安。经停洛阳,韩愈、皇甫湜到访慰藉落第之人,李贺作《高轩过》答谢。十月十四日,李贺在洛阳仁和里坊的宅院中,与前辈话别,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


  元和五年(810年),这一年李贺二十一岁,韩愈调为河南令(河南府,治所洛阳),有诗《燕河南府秀才》,诗中有“惟求文章写,不敢妒与争”。可能是感怀此前李贺的不幸遭遇,诫勉本届考生。


  未能参加进士考试,对李贺打击甚重,他曾写了不少抒愤之诗,当年回到昌谷。大约因其为李唐宗室的后裔,又有韩愈为之推奖,元和六年(811年)五月,李贺又返回长安,经宗人推荐,考核后,父荫得官,任奉礼郎,从九品。从此,“牢落长安”长达3年,为官3年间,李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当时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个人生活虽不如意,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鞭挞黑暗的诗篇。虽然此间心情“瞧悴如刍狗”,但增长了生活阅历,扩充了知识领域,在诗歌创作上大获丰收。所谓贺诗“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清姚文燮语),大多数作品就产生在这一时期。他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文坛的杰出地位,应该说主要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近60首作品奠定的。


晚年漂泊
  由于迁调无望,功名无成,哀愤孤激之思日深。加之妻又病卒,李贺忧郁病笃,元和八年(813年)春告病回昌谷休养了一段时日。但他不甘沉沦,又举足南游,希望在南楚或吴越一展才华。离长安时,他的友人无可和尚(青龙寺高僧)也曾写过一首《送李长吉之任东井》的诗,预祝他南游成功,但结果大约也不妙。“九州人事皆如此”,他折回洛阳,告别长辈皇甫湜等亲友,同年十月十四日又西进长安。元和九年(814年),他决然辞去奉礼郎之职,重回昌谷“归卧”。然后取道宜阳、洛阳、经河阳,入太行,过长平、高平,于深秋到达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此后在潞州张彻的荐举下,做了3个年头的幕僚,为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军队服务,帮办公文。元和十一年(816年),因北方藩镇跋扈,分裂势力猖獗,郗士美讨叛无功,告病到洛阳休养,友人张彻也抽身回长安。李贺无路可走,只得强撑病躯,回到昌谷故居,整理所存诗作,不久病卒,时年二十七岁。

王祥.李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01月第1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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