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歌
鸦翎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衔芦鸿。
麻衣黑肥冲北风,带酒日晚歌田中。
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
寒风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濛濛。
鸦翎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衔芦鸿。
麻衣黑肥冲北风,带酒日晚歌田中。
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
寒风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濛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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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歌》在李贺的诗作中别具一格。“野歌”是在田野中放声高歌的意思。
整首诗扣题叙事,因事抒怀,叙事抒怀,紧密关联。叙事之中有援箭引弓、仰天射鸿、肥衣冲风、饮酒高歌的形象描写,有箭飞弦响、大雁哀鸣、北风呼啸、诗人高歌繁多声响的奏鸣渲染。抒怀之时有感叹不遇、不甘沉沦的内心表白,有寒风变春柳、枯柳笼轻烟的艺术遐思。叙事之中的形象描写、声响渲染已见豪放、洒脱之态,抒怀之时的内心表白、艺术遐思犹溢自信、憧憬之情。这样,全诗脉络清晰,音节浏亮,基调昂扬,充满了激情。
整首诗,前四句叙事,后四句抒怀。叙事之中以形象的描写、声响的渲染抒泄身受压抑、才志不得伸展的强烈愤激,抒怀之时以内心的独白、艺术的遐思表达出乐观、自勉之情。愤激之中呈现出狂放、豪迈、洒脱的形象,自勉之时犹见积极用世、奋发有为之志。这样,诗人受压抑但并不沉沦,虽愤激犹能自勉的情怀充溢在诗的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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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王孙
李贺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出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洛阳宜阳县三乡)一个破落贵族之家,远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属于唐宗室的远支,武则天执政时大量杀戮高祖子孙,到李贺父亲李晋肃时,早已世远名微,家道中落,隐沦昌谷。李贺对自己有李唐宗室高贵血统这一点十分自豪,在他的降里一再提起:“唐诸王孙李长吉”、“宗孙不调为谁怜”、“为谒皇孙请曹植”。但实际上,他这个“宗室王孙”恐怕连大郑王房的嫡脉也不是,至少是家道早就衰落了。
李贺自述家境时说:“我在山上舍,一亩嵩硗田。夜雨叫租吏,舂声暗交关。”(《送韦仁实兄弟入关》)父亲李晋肃,早年被雇为“边上从事”。大历三年(768)去蜀任职,曾与表兄杜甫相遇于公安,“漂泊”一生,到李贺出生的贞元年间,晋肃稍得升迁,任陕县令,但不久老死。母亲郑氏,生一女二子,长守昌谷。大女出嫁后,家境愈贫寒。李贺兄弟二人外出谋生,欲饱肌腹。“欲将千里别,特此易斗粟”(《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凄凉之状,于此可见。
李贺自幼体形细瘦,通眉长爪,长相极有特征。他才思聪颖,七岁能诗,又擅长“疾书”。相传贞元十二年(公元796)李贺正值七岁,韩愈、皇甫湜造访,李贺援笔辄就写就《高轩过》一诗,韩愈与皇甫湜大吃一惊,李贺从此名扬京洛[10-12] 。年纪稍长,李贺白日骑驴觅句,暮则探囊整理,焚膏继晷,十分刻苦。李商隐作《小传》云:“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见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五岁的李贺就已经誉满京华与李益齐名了。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李贺十六岁,当年顺宗带病继位(中风),任用王叔文、韦执谊等除弊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八月宦官俱文珍勾结贵族官僚改元永贞,逼顺宗称病退位,新政遂败。次年,顺宗病亡。唐人(刘禹锡、柳宗元等)在诗文中有影射,指称顺宗并非病故,而是遇害而死。李贺成年后,得知此事,做《汉唐姬饮酒歌》讽刺。
仕途失意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贺十八岁岁左右,即已诗名远播,元和三、四年间(公元808~809年),李贺写《雁门太守行》谒韩愈,又闻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与皇甫湜曾一同回访,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声,但“年未弱冠”,即遭父丧。当时,服丧“务必以三年全期为限,所以直到元和五年(810年)韩愈才与李贺书,劝其举进士。该年初冬,二十一岁的李贺参加房式主持,韩愈参与组织的河南府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并一举获隽,年底即赴长安应进士举。可是“阖扇未开逢猰犬”,妒才者放出流言,谓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尽管韩愈“质之于律”“稽之于典”为其辩解,终无可奈何,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春,十九岁的李贺离京返回昌谷,作《出城》,当年十月间,再次西入长安。经停洛阳,韩愈、皇甫湜到访慰藉落第之人,李贺作《高轩过》答谢。十月十四日,李贺在洛阳仁和里坊的宅院中,与前辈话别,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
元和五年(810年),这一年李贺二十一岁,韩愈调为河南令(河南府,治所洛阳),有诗《燕河南府秀才》,诗中有“惟求文章写,不敢妒与争”。可能是感怀此前李贺的不幸遭遇,诫勉本届考生。
未能参加进士考试,对李贺打击甚重,他曾写了不少抒愤之诗,当年回到昌谷。大约因其为李唐宗室的后裔,又有韩愈为之推奖,元和六年(811年)五月,李贺又返回长安,经宗人推荐,考核后,父荫得官,任奉礼郎,从九品。从此,“牢落长安”长达3年,为官3年间,李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当时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个人生活虽不如意,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鞭挞黑暗的诗篇。虽然此间心情“瞧悴如刍狗”,但增长了生活阅历,扩充了知识领域,在诗歌创作上大获丰收。所谓贺诗“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清姚文燮语),大多数作品就产生在这一时期。他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文坛的杰出地位,应该说主要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近60首作品奠定的。
晚年漂泊
由于迁调无望,功名无成,哀愤孤激之思日深。加之妻又病卒,李贺忧郁病笃,元和八年(813年)春告病回昌谷休养了一段时日。但他不甘沉沦,又举足南游,希望在南楚或吴越一展才华。离长安时,他的友人无可和尚(青龙寺高僧)也曾写过一首《送李长吉之任东井》的诗,预祝他南游成功,但结果大约也不妙。“九州人事皆如此”,他折回洛阳,告别长辈皇甫湜等亲友,同年十月十四日又西进长安。元和九年(814年),他决然辞去奉礼郎之职,重回昌谷“归卧”。然后取道宜阳、洛阳、经河阳,入太行,过长平、高平,于深秋到达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此后在潞州张彻的荐举下,做了3个年头的幕僚,为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军队服务,帮办公文。元和十一年(816年),因北方藩镇跋扈,分裂势力猖獗,郗士美讨叛无功,告病到洛阳休养,友人张彻也抽身回长安。李贺无路可走,只得强撑病躯,回到昌谷故居,整理所存诗作,不久病卒,时年二十七岁。
王祥.李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01月第1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