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铜仙人辞汉歌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译文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里埋葬的刘郎,好像秋风过客匆匆而逝。
夜里曾听到他的神马嘶鸣,天亮却杳无踪迹。
画栏旁边棵棵桂树,依然散发着深秋的香气。
长安城的三十六宫,如今却是一片苔藓碧绿。
魏国官员驱车载运铜人,直向千里外的异地。
刚刚走出长安东门,寒风直射铜人的眼珠里。
只有那朝夕相处的汉月,伴随铜人走出官邸。
怀念起往日的君主,铜人流下如铅水的泪滴。
枯衰的兰草为远客送别,在通向咸阳的古道。
上天如果有感情,也会因为悲伤而变得衰老。
独出长安的盘儿,在荒凉的月色下孤独影渺。
眼看着长安渐渐远去,渭水波声也越来越小。
注释
⑴魏明帝:名曹叡,曹操之孙。青龙元年:旧本又作九年,然魏青龙无九年,显误。元年亦与史不符,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公元237年(魏青龙五年)旧历三月改元为景初元年,徙长安铜人承露盘即在这一年。
⑵宫官:指宦官。牵车:一作“舝车”。舝,同“辖”,车轴头。这里是驾驶的意思。捧露盘仙人:王琦注引《三辅黄图》:“神明台,武帝造,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
⑶潸然泪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帝徙盘,盘拆,声闻数十里,金狄(铜人)或泣,因留于霸城。”
⑷唐诸王孙:李贺是唐宗室之后,故称“唐诸王孙”。
⑸茂陵:汉武帝刘彻的陵墓,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刘郎:指汉武帝。秋风客:犹言悲秋之人。汉武帝曾作《秋风辞》,有句云:“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⑹“夜闻”句:传说汉武帝的魂魄出入汉宫,有人曾在夜中听到他坐骑的嘶鸣。
⑺桂树悬秋香:八月景象。秋香:指桂花的芳香。
⑻三十六宫:张衡《西京赋》:“离宫别馆三十六所。”土花:苔藓。
⑼舝:一作“牵”。千里:言长安汉宫到洛阳魏宫路途之远。
⑽东关:车出长安东门,故云东关。酸风:令人心酸落泪之风。
⑾将:与,伴随。汉月:汉朝时的明月。
⑿君:指汉家君主,特指汉武帝刘彻。铅水:比喻铜人所落的眼泪,含有心情沉重的意思。
⒀衰兰送客:秋兰已老,故称衰兰。客指铜人。咸阳:秦都城名,汉改为渭城县,离长安不远。咸阳道:此指长安城外的道路。
⒁“天若”句:意谓面对如此兴亡盛衰的变化,天若有情,也会因常常伤感而衰老。
⒂独出:一说应作“独去”。
⒃渭城:秦都咸阳,汉改为渭城县,此代指长安。波声:指渭水的波涛声。渭城在渭水北岸。
冯浩非 徐传武 .李贺诗选译 .成都 :巴蜀书社 ,1991 :62-65 .
据朱自清《李贺年谱》推测,这首诗大约是公元813年(唐元和八年),李贺因病辞去奉礼郎职务,由京赴洛,途中所作。其时,诗人“百感交并,故作非非想,寄其悲于金铜仙人耳”。
此诗写作时间距公元907年唐王朝的覆灭尚有九十余年,诗人产生兴亡之感的原因,要联系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诗人的境遇来理解、体味。自从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末年爆发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唐宪宗虽号称“中兴之主”,但实际上他在位期间,藩镇叛乱此伏彼起,西北边陲烽火屡惊,国土沦丧,疮痍满目,民不聊生。诗人那“唐诸王孙”的贵族之家也早已没落衰微。面对这严酷的现实,诗人的心情很不平静,急盼着建立功业,重振国威,同时光耀门楣,恢复宗室的地位。却不料进京以后,到处碰壁,仕进无望,报国无门,最后不得不含愤离去。此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金铜仙人辞汉歌》诗中的金铜仙人临去时“潸然泪下”表达的主要是亡国之恸。此诗所抒发的是一种交织着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的凝重感情。
诗共十二句,大体可分成三个部分。前四句慨叹韶华易逝,人生难久。汉武帝当日炼丹求仙,梦想长生不老。结果,还是像秋风中的落叶一般,倏然离去,留下的不过是茂陵荒冢而已。尽管他在世时威风无比,称得上是一代天骄,可是,“夜闻马嘶晓天迹”,在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里,他不过是偶然一现的泡影而已。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现了李贺傲兀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
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四句是第一个层次,借金铜仙人的“观感”慨叹韶华易逝,人生短暂。世事无常。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为“客”,表现了李贺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精神。中四句为第二个层次,用拟人化手法写金铜仙人初离汉宫的酸苦惨凄情态,亡国之痛和移徙之悲跃然纸上。特别是“酸”、“射”两字,把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完全揉和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末四句为第三个层次,写出城后途中的情景。“衰兰”一语,写形兼写情,而以写情为主(因愁苦而“衰”);“天若”一语,设想奇伟,意境辽远,感情深沉,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双”;末联进一步描述了金铜仙人恨别伤离,不忍离去,而又不能不离去的情怀,感人至深。
“夜闻”句承上启下,用夸张的手法显示生命短暂,世事无常。它是上句的补充,使“秋风客”的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也为下句展示悲凉幽冷的环境气氛作了必要的铺垫。汉武帝在世时,宫殿内外,车马喧阗。此时物是人非,画栏内高大的桂树依旧花繁叶茂,香气飘逸,三十六宫却早空空如也,惨绿色的苔藓布满各处,荒凉冷落的面貌令人目不忍睹。
以上所写是金铜仙人的“观感”。金铜仙人是汉武帝建造的,矗立在神明台上,“高二十丈,大十围”(《三辅故事》),异常雄伟。公元233年(魏明帝景初元年),它被拆离汉宫,运往洛阳,后因“重不可致”,而被留在霸城。习凿齿《汉晋春秋》说:“帝徙盘,盘拆,声闻数十里,金狄(即铜人)或泣,因留霸城。”李贺故意去掉史书上“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三国志》注引《魏略》)的情节,而将“金狄或泣”的神奇传说加以发挥,并在金铜仙人身上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物和人、历史和现实便融为一体,从而幻化出美丽动人的艺术境界来。
中间四句用拟人法写金铜仙人初离汉宫时的凄婉情态。金铜仙人是刘汉王朝由昌盛到衰亡的“见证人”,眼前发生的沧桑巨变早已使他感慨万端,神惨色凄。而自己又被魏官强行拆离汉宫,此时此刻,兴亡的感触和离别的情怀一齐涌上心头。“魏官”二句,从客观上烘托金铜人依依不忍离去的心情。“指千里”言道路遥远。从长安迁往洛阳,千里迢迢,远行之苦加上远离之悲,实在教人不堪忍受。“东关”句言气候恶劣。此时关东霜风凄紧,直射眸子,不仅眼为之“酸”,亦且心为之“酸”。它含有“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的意味,表现出对汉宫、对长安的深切依恋之情。句中“酸”、“射”二字,新奇巧妙而又浑厚凝重。特别是“酸”字,通过金铜仙人的主观感受,把彼时彼地风的尖利、寒冷、惨烈等情形,生动地显现出来。这里,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已完全揉合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
诗人时而正面摹写铜人的神态,时而又从侧面落笔,描绘铜人四周的景物,给它们涂上一层忧伤的色调。两种手法交互运用,使诗意开阖动荡,变幻多姿,而又始终围绕着一个“愁”字,于参差中见整饬,色调统一,题旨鲜明。“魏官”二句,侧重描写客体,“空将”二句则改写主体,用第一人称,直接抒发金铜仙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在魏官的驱使下离别汉宫,作千里之行。伴随着“我”的唯有天上旧时的明月而已。事情发生在三国时期而称月为“汉月”,它抒发的是一种怀旧的感情,正如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所诠释的:“因革之间,万象为之一变,而月体始终不变,仍似旧时,故称‘汉月’。”金铜仙人亲身感受过武帝的爱抚,亲眼看到过当日繁荣昌盛的景象。对于故主,他十分怀念,对于故宫,也有着深厚的感情。而此刻坐在魏官牵引的车子上,渐行渐远,眼前熟悉而又荒凉的宫殿即将隐匿不见,抚今忆昔,不禁潸然泪下。“忆君”句中“泪如铅水”,比喻奇妙非凡,绘声绘色地写出了金铜仙人当时悲痛的形容——泪水涔涔,落地有声。这种感怀旧事、恨别伤离的神情与人无异,是“人性”的表现,而“铅水”一词又与铜人的身份相适应,婉曲地显示了他的“物性”。这些巧妙的表现手法,成功地塑造出金铜仙人这样一个物而人、物而神,独一无二,奇特而又生动的艺术形象来。
末四句写出城后途中的情景。此番离去,正值月冷风凄,城外的“咸阳道”和城内的“三十六宫”一样,呈现出一派萧瑟悲凉的景象。这时送客的唯有路边的“衰兰”,而同行的旧时相识也只有手中的承露盘而已。“衰兰”一语写形兼写情,而以写情为主。兰花之所以衰枯,不只因为秋风肃杀,对它无情摧残,更是愁苦的情怀直接造成。这里用衰兰的愁映衬金铜仙人的愁,亦即作者本人的愁,它比《开愁歌》中的“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更加婉曲,也更为新奇。
兰花的衰枯是情使之然。凡是有情之物都会衰老枯谢。别看苍天日出月没,光景常新,终古不变。假若它有情的话,也照样会衰老。“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一句设想奇伟,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对”。它有力地烘托了金铜仙人(实即作者自己)艰难的处境和凄苦的情怀,意境辽阔高远,感情执着深沉,真是千古名句。
尾联进一步描述金铜仙人恨别伤离的情绪。他不忍离去,却又不得不离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开故都越来越远。这时,望着天空中荒凉的月色,听着那越来越小的渭水流淌声,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渭城”句从对面落笔,用“波声小”反衬出铜人渐渐远去的身影。一方面波声渺远,另一方面,道阻且长。它借助于事物的声音和形态,委婉而深沉地表现出金铜仙人“思悠悠,恨悠悠”的离别情怀,而这正是当日诗人在仕进无望、被迫离开长安时的心境。
这首诗是李贺的代表作品之一。它设想奇创,而又深沉感人;形象鲜明而又变幻多姿。怨愤之情溢于言外,却并无怒目圆睁、气峻难平的表现。遣词造句奇峭而又妥帖,刚柔相济,恨爱互生,参差错落而又整饬绵密。这确是一首既有独特风格,而又诸美同臻的诗作,在李贺的集子里,也找不出几首类似的作品来。
朱世英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1013-1016 .
宗室王孙
李贺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出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洛阳宜阳县三乡)一个破落贵族之家,远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属于唐宗室的远支,武则天执政时大量杀戮高祖子孙,到李贺父亲李晋肃时,早已世远名微,家道中落,隐沦昌谷。李贺对自己有李唐宗室高贵血统这一点十分自豪,在他的降里一再提起:“唐诸王孙李长吉”、“宗孙不调为谁怜”、“为谒皇孙请曹植”。但实际上,他这个“宗室王孙”恐怕连大郑王房的嫡脉也不是,至少是家道早就衰落了。
李贺自述家境时说:“我在山上舍,一亩嵩硗田。夜雨叫租吏,舂声暗交关。”(《送韦仁实兄弟入关》)父亲李晋肃,早年被雇为“边上从事”。大历三年(768)去蜀任职,曾与表兄杜甫相遇于公安,“漂泊”一生,到李贺出生的贞元年间,晋肃稍得升迁,任陕县令,但不久老死。母亲郑氏,生一女二子,长守昌谷。大女出嫁后,家境愈贫寒。李贺兄弟二人外出谋生,欲饱肌腹。“欲将千里别,特此易斗粟”(《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凄凉之状,于此可见。
李贺自幼体形细瘦,通眉长爪,长相极有特征。他才思聪颖,七岁能诗,又擅长“疾书”。相传贞元十二年(公元796)李贺正值七岁,韩愈、皇甫湜造访,李贺援笔辄就写就《高轩过》一诗,韩愈与皇甫湜大吃一惊,李贺从此名扬京洛[10-12] 。年纪稍长,李贺白日骑驴觅句,暮则探囊整理,焚膏继晷,十分刻苦。李商隐作《小传》云:“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见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五岁的李贺就已经誉满京华与李益齐名了。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李贺十六岁,当年顺宗带病继位(中风),任用王叔文、韦执谊等除弊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八月宦官俱文珍勾结贵族官僚改元永贞,逼顺宗称病退位,新政遂败。次年,顺宗病亡。唐人(刘禹锡、柳宗元等)在诗文中有影射,指称顺宗并非病故,而是遇害而死。李贺成年后,得知此事,做《汉唐姬饮酒歌》讽刺。
仕途失意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贺十八岁岁左右,即已诗名远播,元和三、四年间(公元808~809年),李贺写《雁门太守行》谒韩愈,又闻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与皇甫湜曾一同回访,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声,但“年未弱冠”,即遭父丧。当时,服丧“务必以三年全期为限,所以直到元和五年(810年)韩愈才与李贺书,劝其举进士。该年初冬,二十一岁的李贺参加房式主持,韩愈参与组织的河南府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并一举获隽,年底即赴长安应进士举。可是“阖扇未开逢猰犬”,妒才者放出流言,谓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尽管韩愈“质之于律”“稽之于典”为其辩解,终无可奈何,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春,十九岁的李贺离京返回昌谷,作《出城》,当年十月间,再次西入长安。经停洛阳,韩愈、皇甫湜到访慰藉落第之人,李贺作《高轩过》答谢。十月十四日,李贺在洛阳仁和里坊的宅院中,与前辈话别,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
元和五年(810年),这一年李贺二十一岁,韩愈调为河南令(河南府,治所洛阳),有诗《燕河南府秀才》,诗中有“惟求文章写,不敢妒与争”。可能是感怀此前李贺的不幸遭遇,诫勉本届考生。
未能参加进士考试,对李贺打击甚重,他曾写了不少抒愤之诗,当年回到昌谷。大约因其为李唐宗室的后裔,又有韩愈为之推奖,元和六年(811年)五月,李贺又返回长安,经宗人推荐,考核后,父荫得官,任奉礼郎,从九品。从此,“牢落长安”长达3年,为官3年间,李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当时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个人生活虽不如意,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鞭挞黑暗的诗篇。虽然此间心情“瞧悴如刍狗”,但增长了生活阅历,扩充了知识领域,在诗歌创作上大获丰收。所谓贺诗“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清姚文燮语),大多数作品就产生在这一时期。他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文坛的杰出地位,应该说主要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近60首作品奠定的。
晚年漂泊
由于迁调无望,功名无成,哀愤孤激之思日深。加之妻又病卒,李贺忧郁病笃,元和八年(813年)春告病回昌谷休养了一段时日。但他不甘沉沦,又举足南游,希望在南楚或吴越一展才华。离长安时,他的友人无可和尚(青龙寺高僧)也曾写过一首《送李长吉之任东井》的诗,预祝他南游成功,但结果大约也不妙。“九州人事皆如此”,他折回洛阳,告别长辈皇甫湜等亲友,同年十月十四日又西进长安。元和九年(814年),他决然辞去奉礼郎之职,重回昌谷“归卧”。然后取道宜阳、洛阳、经河阳,入太行,过长平、高平,于深秋到达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此后在潞州张彻的荐举下,做了3个年头的幕僚,为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军队服务,帮办公文。元和十一年(816年),因北方藩镇跋扈,分裂势力猖獗,郗士美讨叛无功,告病到洛阳休养,友人张彻也抽身回长安。李贺无路可走,只得强撑病躯,回到昌谷故居,整理所存诗作,不久病卒,时年二十七岁。
王祥.李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01月第1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