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俱灭而共亡，无馀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已。(唐之末路是已 一作：矣)
译文
洛阳地处全国的中部，拥有崤山、渑池的险阻，算是秦川、陇地的咽喉，又是赵、魏争着向往的地方，是四方诸侯必争之地。天下如果经常太平无事也就罢了，一旦有战事，那么洛阳总是首先遭受战争。为此我曾说过：“洛阳的兴盛和衰败，是天下太平或者动乱的征兆啊。”
正当唐太宗贞观、唐玄宗开元盛世时，公卿贵族、皇亲国戚在东都洛阳营建公馆府第的，号称有一千多家。等到后期遭受动乱而流离失所，接着是五代的惨痛破坏，那些池塘、竹林、树木，被兵车践踏，变成一片废墟。高高的亭阁、宽大的楼台，被战火焚烧，化成灰烬，跟唐朝一起灰飞烟灭，没有留下一处。我因此曾说：“馆第园林的繁盛或毁灭，就是洛阳兴旺或衰败的征兆啊。”
况且天下的太平或动乱，从洛阳的兴衰就可以看到征兆；洛阳的兴衰，又可以从馆第园林的兴废看到征兆，那么《洛阳名园记》这作品，我难道是徒劳无益、白费笔墨的吗？
唉！公卿大夫们现在正被朝廷提拔任用，放纵一己的私欲，为所欲为，却忘掉了国家的太平或动乱的大事，想以后退隐了再享受这种园林之乐，能办得到吗？唐朝最后覆灭的情形就是前车之鉴啊！
注释
（1）挟（xié）：拥有。
（2）崤（xiáo）：崤山，在河南洛宁县西北。
（3）渑（miǎn）：渑池，古城名，在今河南渑池县西。崤山、渑池都在洛阳西边。
（4）受兵：遭战争之苦。
（5）开馆列第：营建公馆府邸。
（6）五季：五代（指五代十国时期）。
（7）候：征兆。
（8）徒然：白白地。
（9）进于朝：被朝廷提拔任用。
（10）治忽：治世和乱世。
这是《洛阳名园记》一书的后记。
后记一般交代写作缘由和经过，很难有振聋发聩之语。而本文论证从洛阳的盛衰可以看出国家的治乱，洛阳园林的兴废可以看出洛阳的盛衰。一句话，洛阳园林是国家治乱兴衰的晴雨表，指出《洛阳名园记》不是白白写的，对朝廷的腐败提出了强烈的忠告，表现了作者对衰微的国势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忧虑，简直是在敲警钟！作者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清楚。“唐之末路是矣”不就是一种警示吗？“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宋朝统治者当然不会理会一个进士的批评和忠告，衰微的国势已难以逆转。过了不久，北宋覆灭，洛阳沦陷，繁丽多姿的众多洛阳名园顿然变成废墟。
元丰八年（1085年）九月十三日，李格非为已故同里人、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齐鲁著名隐士廉复撰写《廉先生序》一文，述其平生，证其为人，传其不朽。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官太学录。他专心著述，文名渐显，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同在馆职，俱有文名，称为苏门“后四学士”。同年十月，哲宗幸太学，李格非奉命撰《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元祐四年（1089年），官大学正。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立局编类元佑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拒不就职，因而得罪，遂被外放为广信军（今河北徐水遂城西）通判。任职期间“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氓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好，杖而出诸境”。表现出厌恶邪术、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思想。绍圣二年（1095年），李格非召为校书郎，著作佐郎。是年撰成他的传世名文《洛阳名园记》。《宋史·李格非传》云：“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洛阳名园记》10卷，记洛阳名园，自富郑公（富弼）以下凡19处。北宋朝廷达官贵人日益腐化，到处营造园圃台谢供自己享乐，李格非在对这些名园盛况的详尽描绘中，寄托了自己对国家安危的忧思。绍圣四年（1097年），李格非升任礼部员外郎。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内排挤元祐旧臣。李格非因名列“元祐党”，被罢官。《宋史·李格非传》：“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党籍罢。”根据元祐党人“不得与在京差遣”的规定，李格非只得携眷返归明水原籍。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毁元祐党人碑，大赦天下，除一切党人之禁，叙复元祐党人（见《宋史·徽宗纪》）。李格非与吕希哲、晁补之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但禁止到京师及近钱州县。“监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职衔，故此后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八日，李格非曾陪同当时的齐州知州梁彦深游于历山东侧佛慧山下的甘露泉，并镌文于“秋棠池旁之石壁上，题名曰：“朝请郎李格非文叔”（乾《历城县志》）李格非卒年不详，《宋史·李格非传》仅载：“卒，年六十一。”
李格非刻意于词章，诗文俱工致，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刘克庄评论其“文高雅条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然亦多佳篇（《后村诗话》续集卷三）。《洛阳名园记》为其散文代表作，南宋楼昉谓其文“不过二百字，而其中该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读之令人感叹”（《崇古文诀》卷三二）。也能诗，《过临淄》、《试院》等篇清朗雅洁，为人所诵（《后村诗话》续集卷三）。著有诗文四十五卷，今已佚（同上书）。其《洛阳名园记》自宋时即有单刻本行世，今存《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一○三一录其诗九首。《全宋文》卷二七九二收其文一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李格非著作颇丰。《宋史·艺文志》载，李格非有《礼记精义》十六卷、《史传辨志》五卷、《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又，《遂书堂书目》及《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载《李格非集》四十五卷、《涧泉日记》卷上载有《济北集》、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有《历下水记》。只可惜各书皆佚，现仅有《洛阳名园记》一卷传世。
李格非现存遗文、断篇及书目可知者尚有《廉先生序》（《章丘县志》）、《书战国策后》（南宋绍兴丙寅姚宏《重校战国策·叙录》）、《人元柏六年十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枫窗小犊》）、《傅尧俞疏》（毕沅《中州金石志》）、《破墨癖说》（张邦基《墨庄漫录》）、《杂书》二篇（《墨庄漫录》、《人冷斋夜话》）、《李格非论文章》（彭乘《墨客挥犀》）、《祭李清臣文》（《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
齐鲁书社出版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家石头上的文献——曲阜碑文录》，第169页可见现存于曲阜孔林思堂之东斋的北墙南起第一方石碣刻，上面写有：“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1102年)正月二十八日率褐、过、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
上海商务印书馆 ．宋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