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颂

——(唐代韩愈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崇敬的古人,第一个就是郑国的子产。(他开始执政的时候),用礼制治理国家,大家还不理他那一套。来到辩论的场所--乡校,众人议论纷纷。有人对子产说:“毁掉乡校议论就停止了。”子产说:“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以把它变成好事。哪能说是议论多了呢?也就是各抒己见嘛。对的,我们就采纳;不对的(或者可能把事情搞坏的),我们就防止;是好是坏,我们就观察一下嘛!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主上蒙蔽,国家就要衰败了!”
  乡校没有毁掉,而郑国得以治理好。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成功失败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子产啊,执政的方式(难得)。只因为难得,才治理一个郑国。真的都用子产执政的方式,帮助天下的君王,(天下就能)政通景明,达到无限。哎!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因为)只有君王没有贤臣啊。谁能继承子产之风?(谁又具有子产之才)?我思慕古人。

注释
1、伊,句首语气词。侨,子产的名。
2、礼,指治国的礼法纲纪。
3、嚣嚣(xiāo xiāo),喧哗的声音。侨,教,嚣,押韵。
4、这是“亦各言其志”的意思。《论语·先进》:“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5、维,语气词。否(pǐ),恶。
6、弭(mǐ),止。
7、理,治,指平治。止,美,志,避,视,弭,矣,理,押韵。
8、养老乞言,周朝兴盛的时候,曾奉养一些年老而有声望的人,让他们提意见,帮助把国家治理好。《诗经·大雅·行苇》序:“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gǒu,黄耇,老人之称),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9、谤者,指批评国政的人。《国语·周语》载: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派卫巫监视批评他的人。最后国人忍无可忍,把他放逐出国。
10、是,指示代词,这个。
11、式,法式,榜样。
12、维,通“惟”。这两句是说只因子产没有遇到圣君,他的教化就只限于一个郑国。化,教化。
13、於虖,同“呜呼”。
14、四海(天下)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只有君,没有臣(指称职的人臣)。
15、《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产从政三年,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赏析

  这篇文章的体式是颂。颂是古代文章的一种体裁,但就其四言体式来说,实处于诗文之间,它往往与赞体同称为“颂赞”。刘勰说:“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文心雕龙·颂赞》)刘勰指出颂的铺写如赋,但不华丽;敬慎如铭,但又不是纯然规戒。而词藻与义理,仍需具备,行文具有“巧致”,随所欲抒的情感而变。


  刘勰所说,是南北朝时代对颂的正体的认识。在一代文豪韩愈手中,也需要遵循这个文体的轨范。但此文对我们来说,重点所在,在其意而不在其形。


  韩愈此文所颂的人,是春秋时代郑国的子产。子产是历史上有名的贤臣,对郑国折冲于晋楚两大国之间却仍保持中等强国的地位,具有莫大的功勋。其政治行为中有一则“不毁乡校”,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初步的民主观念的经典范例。


  乡校是郑国人私议政事之所,郑国的然明觉得乡校非议国家大政,应予取缔。子产反对,说:“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白,子产作为一个明智的政治家,知道舆论疏导的道理,并有意识地将乡校议政作为改善行政的参考,这在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中,是非常难得的胸怀。难怪孔子听到此事后,会说:“有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这种说法。”


  而韩愈此颂的第一段,就是对子产事迹的概括,纯用四言体式,简单介绍了子产对乡校的看法及其不毁乡校的影响,“郑国以理”,即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的意思。这是符合颂体“敷写似赋”的基本要求的。


  下段则引证西周史事,来说明此理。西周之兴,国家将老人供养起来,请他们发表对国事的意见,求言于老者,也是借助于老成者的人生和政治经验的做法。可到了西周的衰世,周厉王为政暴虐,使巫为监者,监视国人的谤言,国人道路以目。而周厉王终于被国人流放,西周也走向了自己的灭亡。成败史迹,岂不昭然具在,令人心悖?可以说,“敬慎如铭”,于此亦可见到。


  末段则颂扬子产,完成文体的基本要求。大抵颂扬子产为执政者的模范,只是他没得到天子的赏识,而只能将教化施布于郑国一隅。如果以此道为天子之相,则国家的舆情上通下达,无所不至。天下所以不治,是因为只有好的君主而没有子产那样的臣子。谁是子产在当代的继承者呢?我只有悠悠地思念着古人!


  此颂三层意思,先为概述子产史事,继而引证古史,次而颂扬子产。然而,写子产,也是在写韩愈心目中的贤相。韩愈身处唐朝的中世,正处在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万户衣冠拜冕旒的黄金时代早已逝去,而西风凋碧树的晚唐时代即将来临,一个有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感的封建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十字路口,又该会有多么悲凉的沧桑之感。在韩愈理想的封建政治关系中,贤相应如子产一般,疏瀹天下的民情,使下情上达,使为政有利于民生,如此则天下可治。也许在对贤相的期许中,韩愈心目中还有元和时的宰相裴度的影子吧?然而,在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下,韩愈的理想注定了是空想而已。韩愈也只能“我思古人”,发抒其无限怅惘之意了。

鉴赏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韩愈】简介

困苦童年
  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其父韩仲卿时任秘书郎。韩愈三岁时,韩仲卿便逝世。他由兄长韩会抚养成人。


  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贬韶州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韩会早逝后,韩愈先是随寡嫂回河阳原籍安葬兄长,但却不得久住,只得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宣州,韩愈这一时期便是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的。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


科举之路
  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其间韩愈赴河中府(即蒲州,今山西永济)投奔族兄韩弇,以得到河中节度使浑瑊的推荐,却毫无收获。


  贞元三年(787年)秋,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后再往长安。是年,韩愈在长安落地,生活无所依靠,又传来从兄韩弇死于非命的噩耗。约在此年末,韩愈因偶然机会,得以拜见北平王马燧。此间,韩愈得到了马燧的帮助,后曾作《猫相乳》以感其德。


  贞元三年至五年(787年—789年)间,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贞元五年(789年),韩愈返回宣城。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登进士第。次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遭遇失败。同年,韩愈之嫂郑夫人逝世,他返回河阳,为其守丧五个月。


  贞元十年(794年),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


  贞元十一年(795年),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失败。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同年,离开长安,经潼关回到河阳县,于是前往东都洛阳。


两入幕府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因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间,在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董晋逝世,韩愈随董晋灵柩离境。韩愈刚离开四日,宣武军便发生兵变,留后陆长源等被杀,军中大乱,韩愈因先离开而得免祸。韩愈随董晋灵柩至洛阳,其后于二月末抵达徐州。同年秋,韩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同年冬,张建封派韩愈前往长安朝正。韩愈谈论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韩愈回到徐州,于夏季离开徐州,回到洛阳。同年冬,韩愈前往长安,第四次参吏部考试。


屡遭贬谪
  贞元十七年(801年),通过铨选。次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他曾告假回到洛阳,前往华山游玩。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怒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反遭李实等谗害,于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贞元二十年(804年)春,韩愈抵达阳山县就职。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韩愈获赦免,于夏秋之间离开阳山县。八月,获授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正式担任国子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六月十日,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


  元和五年(810年),降授河南县令。当时,魏、郓、幽、镇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暗中蓄养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韩愈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部署官吏,事先自断他们与百姓往来,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员十分害怕,被迫停手。


  元和六年(811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回到长安。


  元和七年(812年)二月,复任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韩愈认为自己才学高深,却屡次遭贬斥,便创作《进学解》来自喻。宰相看后,很同情韩愈,认为他有史学方面的才识,于是调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奉命修撰《顺宗实录》。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韩愈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同年十二月,任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晋升为中书舍人,此后获赐绯鱼袋。不久,厌恶韩愈的人称他先前任江陵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裴均之子裴锷是平庸浅陋之人,裴锷看望父亲时,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称呼裴锷的字。这一说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韩愈因此被改授为太子右庶子。


随征淮西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聘请韩愈任行军司马,赐紫服佩金鱼袋。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韩愈惋惜。韩愈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用兵。”他便找到柏耆。口授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承宗摄于兵威,就上表献上德、棣二州,表示服从朝廷。


  同年十二月,淮西平定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职刑部侍郎,宪宗便命他撰写《平淮西碑》,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事迹。当时,李愬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功劳最大,他对韩愈所写愤愤不平。李愬之妻入宫禁诉说碑辞与事实不符,宪宗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为碑。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尚书左仆射郑余庆因谙熟典章,被任命为详定使,对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加以修定。韩愈被引为副使,参与修定工作。


谏迎佛骨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到潮阳后,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对宰相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朕,朕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朕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此事,观察宰相的态度。但同平章事皇甫镈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适逢大赦,宪宗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韩愈抵达袁州。按照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韩愈到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于是禁止此种风俗,不许买人为奴。


  此年九月,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于冬季回到长安。


出使镇州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当时,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杀害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都知兵马使王廷凑自称留后,并向朝廷索求节钺。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朝廷赦免王庭凑及成德士兵,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


  韩愈即将出发时,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元稹说:“韩愈可惜。”唐穆宗也后悔,命韩愈到成德军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韩愈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只身前往。


  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韩愈到客房后,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韩愈严厉地说:“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


  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先太师(指王武俊)为国家击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这里。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因此,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安禄山、史思明到吴元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众人回答:“没有。”


  韩愈又说:“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刘悟、李祐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现在,都是节度使。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众人回答:“田弘正刻薄,所以我军不安。”


  韩愈说:“但是你们这些人也害死田公,又残害他家,又是什么道理?”众人都称善。王庭凑恐怕将士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然后,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便和韩愈一起饮宴,正逢牛元翼逃溃围出,王庭凑也不追。


晚年生活
  长庆二年(822年)九月,韩愈转任吏部侍郎。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神策军将士闻讯后,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说:“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犯法!”


  韩愈任职不久,便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二人你来我往,争辩不止。宰相李逢吉趁机奏称二人关系不合,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改职兵部侍郎。不久后,穆宗得知其中事由,再任韩愈为吏部侍郎。


病逝于家
  长庆四年(824年)八月,韩愈因病告假。同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次年三月,葬于河阳。


  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卞孝萱 张清华 阎琦.《韩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46&《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列传第一百一十》&卞孝萱 张清华 阎琦.《韩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52&吕大防等.《韩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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