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梅九首

——(明代高启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缟袂相逢半是仙,平生水竹有深缘。
将疏尚密微经雨,似暗还明远在烟。
薄瞑山家松树下,嫩寒江店杏花前。
秦人若解当时种,不引渔郎入洞天。

翠羽惊飞别树头,冷香狼籍倩谁收。
骑驴客醉风吹帽,放鹤人归雪满舟。
淡月微云皆似梦,空山流水独成愁。
几看孤影低徊处,只道花神夜出游。

淡淡霜华湿粉痕,谁施绡帐护春温。
诗随十里寻春路,愁在三更挂月村。
飞去只忧云作伴,销来肯信玉为魂。
一尊欲访罗浮客,落叶空山正掩门。

云雾为屏雪作宫,尘埃无路可能通。
春风未动枝先觉,夜月初来树欲空。
翠袖佳人依竹下,白衣宰相在山中。
寂寥此地君休怨,回首名园尽棘丛。

梦断扬州阁掩尘,幽期犹自属诗人。
立残孤影长过夜,看到余芳不是春。
云暖空山裁玉遍,月寒深浦泣珠频。
掀篷图里当时见,错爱横斜却未真。

独开无那只依依,肯为愁多减玉辉?
廉外钟来月初上,灯前角断忽霜飞。
行人水驿春全早,啼鸟山塘晚半稀。
愧我素衣今已化,相逢远自洛阳归。

最爱寒多最得阳,仙游长在白云乡。
春愁寂寞天应老,夜色朦胧月亦香。
楚客不吟江路寂,吴王已醉苑台荒。
枝头谁见花惊处?袅袅微风簌簌霜。

断魂只有月明知,无限春愁在一枝。
不共人言唯独笑,忽疑君到正相思。
歌残别院烧灯夜,妆罢深宫览镜时。
旧梦已随流水远,山窗聊复伴题诗。

其一赏析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琼姿,这是古诗词中的常用词了,谓瑰丽的姿容,通常只用于梅花。不过,诗的首联,却一点也不因这措辞的常见而显得平凡:神话中的昆仑山,上有瑶台十二座,皆以五色彩玉筑成;梅花既有瑰丽的风姿,那么就本该(合,应该)充任瑶台上的琼玉,至于它们为何不留居在飘渺的仙山,却被不知哪位仙家之手,栽向了江南的处处山林,这,可真是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疑问!这二句,给凡间的梅花,赋予了谪仙的身份,使它们纵然已降生到地上,却终究是超凡出尘、气质异于俗中众花。若不是诗人对梅的品行理解至深,安能作此奇想、出此奇语、发此奇问?至于为何只说栽于江南,而不说栽于天下,这,也可算得个疑问:大概,诗人一生足迹不出江南,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这片山川钟秀、人杰地灵的广土,才最适宜迎接梅的降临?


  “雪满山中高士卧”,梅花到底还是来到了人间,不过,它们既然是夙具仙骨,当然也不屑在尘埃之中生长;远离人迹的烦嚣,栖住到大雪铺满的深山,这,才是这位孤高拔俗的隐士的愿望。常人说到梅花,总不免提什么“傲霜斗雪”,其实,梅花又何尝逞勇好斗?雪满山中,它们却稳稳地酣卧,何尝把大雪放在心上?大雪又怎配做它们的对头?“月明林下美人来”,梅花到底是花的一种,是世人愿意亲近的美人,不过,这美人既然是仙子下凡,俗人当然不能轻易窥到,若去闹市中寻觅,无异于水中捞月。你须得摒弃一切俗念,退身到清风明月的林泉之下,那时,你才能见到她款款而来,神情是那么超朗闲雅,容貌是那么清秀动人,一如《世说新语》中的咏絮才女谢道蕴,“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请反复吟诵这千古名句,请反复体味其中的含义:独立而无惊、无憾的高士,秀雅而不艳、不俗的美人,梅花的高洁精神,不正化身于这二者而得到了最生动的显现了吗?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这二句是分承上二句,再作进一步的申说,其原来的含义,应该是如下:山间的苍苍秀竹,自不会放过与高士交结的机会,它们把自己萧萧竹声中的清寒,奉献给梅花的身影,好让那疏朗的梅影得了清寒的依附,更显得仪态高峻;山间最不起眼的漠漠青苔(漠漠,密布之貌),也知道爱怜美人,当她完成了报春的使命,零落的花瓣半蚀于春泥之时,它们也会把自己身携的微微春意,轻轻遮掩在她残留的清香之上,好让无意争春的美人,也多少领受点春的回报。这二句的正常顺序,本来也该是“萧萧寒竹依疏影,漠漠春苔掩残香”,殊不料,诗人却把“寒”与“春”提炼到醒目的句首,显得这二者才是依托于“疏影”、“残香”的梅之魂魄,而遗于句尾的“竹”、“苔”,倒成了这二者蜕下的躯壳。次序一变,诗的境界顿异,诗人的笔法,真是老到。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何郎,指南朝的诗人何逊,作有《扬州法曹梅花盛开》等诗,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咏梅者,但诗人大概认为梅花的“好咏”(佳作)自他而始。在何逊之后,诗坛上当然也不乏“好咏”,但诗人在这里说梅花自从何逊去了便不逢知己,使自己不禁要问它们在漫漫的岁月里,寂寞愁苦地在东风中开落了多少回,似乎近千年来只生出自己一个梅花的知音——这,说他目无古人、过于自负,也未尝不是;但若没这份空前的自信,又如何有胆量抛开古人的陈规所限,别创出这千古佳作?况且,佳作既已咏成,就算他真的笑傲古人,古人到底也指摘他不得!


  具体的梅易写,抽象的梅难说;梅之形态易赋,梅之精魂难摄。何也?诗人若不先禀有梅的灵性,又安能窥到梅的灵魂深处?因此,由此意义上说,读者最该佩服的,倒不在诗人手笔的高妙,而应是诗人襟怀的高洁;读者在梅的“疏影”之上,也更该细看是否有诗人自己的身影在“依”着。


  临末还有一点说明。注家谓:“雪满山中”句,出自东汉袁安卧雪之典;“月明林下”句,出自隋朝赵师雄在月夜林中逢美人饮酒、醒来在大梅树下之典。(见清人金坛《高青丘诗集注》)其实,袁安卧雪在城中,而不在山上;赵师雄所遇的美人,与赵在酒肆中狎饮,岂可算梅花的化身?清人寻出的典故,多有胶柱鼓瑟之病,今悉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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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梅,据考证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植物,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常用的果品。但是上古的诗歌里却吟咏得不多,诗经里‘摽有梅’一诗曾提到梅实,也只是作为起兴的由头,没有把它作为吟咏的主体。南北朝时代陆凯折梅赠驿使所赋的诗,也仅仅是把梅花当作一种表达友情的道具。真正在诗歌中给梅花赋予人格化的形象,那还是唐以后的事。因为梅花是在天寒地冻的时节凌霜冒雪而开,不与众芳为伍,所以人们赋予了它清高、孤峭、顽强、坚贞的品格;又因为梅花开在冬末早春,相比于三春光景那种桃李芳菲,百花烂漫的盛季,它算是占得了春先,所以人们又赋予了它报春使者的声名,成了先知先觉的先驱者或酿时造势的的英雄豪杰的形象。歌剧《江姐》中的“红梅赞”这首歌,就是梅花品格的一幅恰如其分的写照。


  唐宋以后,诗歌中提到梅花的,何止千首,就是专以梅花作为吟咏对象的诗词也非常多。各个诗人吟咏的角度,各人的风格各有不同,韵味各异,这样也就有着不同的欣赏点。


  高启的这九首诗,大概是受到杜甫秋兴八首的启发专门为梅花而精心写就的组诗。对这组诗评析的文章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在此不做赘述。我觉得这组诗描写梅花,不仅状其影,更传其神!我特别欣赏其中状写出的那种清灵空澈有时又朦胧恍惚的意境,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美词佳句。比如‘将疏尚密微经雨,似暗还明远在烟。’‘ 淡月微云皆似梦,空山流水独成愁。’‘诗随十里寻春路,愁在三更挂月村。’‘春愁寂寞天应老,夜色朦胧月亦香。’‘ 断魂只有月明知,无限春愁在一枝。不共人言唯独笑,忽疑君到正相思。’等等,给人以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


  曹雪芹《红楼梦》里有几组诗,多从高启这组诗借鉴或脱胎。以前读《红楼梦》,大观园姐妹起诗社,先是咏白海棠,接着咏菊,后来又在芦雪亭聚会咏红梅花,特别欣赏薛宝琴‘闲庭曲槛无余雪,流水空山有落霞’之句,后来方知脱胎于‘淡月微云皆似梦,空山流水独成愁’。其它一些丽句,如‘窗隔疏灯描远近,篱筛破月锁玲珑’,也似乎有着这组梅花诗的影子。


  后来清代张问陶复作梅花八首,足可以与高启这梅花九首并称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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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简介

  把高启送上刑场的是一篇《郡治上梁文》,古代平常人家盖房子上大梁时,都要摆上猪头祭神,点上炮竹驱鬼,作为苏州治所的官方办公大楼建造,更要有一篇像样的上梁文才是那么一回事。时任苏州知府的魏观,便把高启这位隐居在此地的资深文人请出来挥墨献宝。这本是一件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却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其一,魏观修建的知府治所选在了张士诚宫殿遗址,而张士诚正是朱元璋当年的死对头;其二,高启写得那篇《上梁文》上,有“龙蟠虎踞”的字眼,犯了朱元璋大忌。


  按照朱元璋的逻辑,“龙蟠虎踞”之地当为帝王所居,你高启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岂不是另“有异图”?用现在话说,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企图”。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抓住高启的“小辫子”,迫不及待、冠冕堂皇的非要置其于死地呢?据《明史·高启本传》透露:“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之未发也。”就是说,《上梁文》中的敏感字眼,只是高启被杀的导火线,而真正的祸根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朱元璋以此为由磨刀杀人,很明显的是在“秋后算帐”。


  朱元璋从一开始就不太喜欢高启,这除了高启不肯接受户部右侍郎一职,不给皇帝面子,不愿顺从,不肯合作外,还在于他写得诗多次有意无意的触动和冒犯了朱元璋。高启曾写过一首《题宫女图》的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这本是一首针对元顺帝宫闱隐私的闲散之作,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可朱元璋偏偏要对号入座,认为高启是在借古讽今挖苦自己,所以记恨在心。再者,高启在《青丘子歌》有“不闻龙虎苦战斗”的诗句,又遭到了朱元璋的强烈厌恶。因为高启写这首诗之时,正是朱元璋率军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强敌在“苦战、苦斗”之际,在朱元璋看来,你高启作为诗人不来呐喊助威倒也罢了,竟然表示不闻不问,你的政治、思想、行动与明政府是怎么保持高度一致的?另外,高启在诗中还有“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的句子,表示对做官毫无兴趣,这也正是朱元璋所忌恨的。


  朱元璋嗜杀成瘾,这除了对那些帮他打天下的功臣下狠手以外,他也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远的不说,单说“明初四杰”,就都无一幸免的遭到他的黑手。杨基被莫名其妙的罚作苦工,最后死在工所;张羽被糊里糊涂的绑起来扔到长江喂了鱼,尸骨无存;徐贲因犒劳军队不及时,被下狱迫害致死;高启则被活活的腰斩成八段,死得最惨。


  一个被皇帝忌恨和惦记了好久的诗人,迟早是会走上生命绝路的。尤其是像高启这样一个性格高昂自傲的诗人,生不逢时的遇到了像朱元璋这样一位号称“中国第一屠夫”的残忍皇帝,那也只有挨刀的份了。


  高启学生吕勉回忆高启和王彝被执送南京时,“众汹惧丧魄,先生独不乱。临行在途吟哦不绝。有‘枫桥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还’,‘自知清彻原无愧,盍请长江鉴此心’之句。”


  据有关史料记载,高启被行刑时,是朱元璋亲自去监斩的,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朱元璋大概是要亲眼看着这位不合作、不给面子,多次用诗文来讽刺自己的文人是怎样一点一点死去的。历代“屠夫皇帝”的凶残程度,莫过于此。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高启事件是明初文人不依附朝廷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朱元璋杀鸡儆猴的牺牲品。


  高启,这位当时年仅三十九岁、最有声望的诗人被腰斩处死,绝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刑事案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这是朱元璋向那些不愿顺从的士人发出的明确、冰冷的高压警告。正是高启被腰斩这一惨剧,才切实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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