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将五首

——(唐代杜甫

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
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
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
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
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军储不自供。
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

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
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
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
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圣朝。

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
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

创作背景

  《诸将五首》是一组政治抒情诗,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作于夔州。当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边患却没有根除,诗人痛感当时的朝廷武官们平庸无能,故作诗加以讽刺。

周啸天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569-570

赏析

  其一


  首联:“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陵墓”:皇帝的坟叫做陵,王侯以下叫做墓。“南山”,终南山。“汉朝陵墓对南山”:是说汉朝皇帝的陵及其大臣的墓与终南山相对。如高祖长陵在咸阳北原,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武帝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十五里;霍去病墓在茂陵东北二里。长安在终南山之南,是汉高祖建都之地,有险固可守,又在内地,是京都和陵墓所在之处,不容侵犯的意思。然而,在东汉覆亡之际,陵墓却被发掘。“胡虏千秋尚入关”;这句紧接上句,好像也是说的汉朝。但“千秋”是指汉朝陵墓被发掘的千年之后,则早已是唐朝了。胡虏,指吐蕃、回纥等。关,指萧关,唐时萧关在甘肃固原县北。“尚”,又。这句是说:不料在千年之后(实际不是千年,因七律每句限于七字,故以“千秋”指其概数),吐蕃纠合吐谷浑、党项等族侵入萧关,攻入长安(唐时京都也在长安),陵墓同样被发掘。


  次联:“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日金碗出人间。”


  这一联写陵墓被发掘的情况。昨日、早时,极写陵墓被发掘得快、景象之惨。玉鱼、金碗均皇家用以陪葬的宝物。《西京杂记》:汉楚王戊太子死,用玉鱼一对殉葬。“金碗”:戴叔伦《赠徐山人》诗:“汉陵帝子黄金碗。”“蒙葬地”,是说殉葬的珍宝蒙藏在葬地。这又是说的汉朝事,其实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吐蕃等攻入长安,烧毁房屋、残害百姓、发掘陵墓、无恶不作。只是有些事情,杜甫不好直说,不忍直说,所以写得含蓄曲折。


  三联:“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


  这一联,写杜蕃不断入侵。继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纠合红谷等族,号二十万人入侵长安,代宗逃往陕州(河南陕县)。次年,唐将仆固怀恩背叛,引回纥、吐蕃十万人入侵,京城戒严。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等族十万人入侵,深入到奉天,京城戒严。所以说:“愁见汗马西戎逼”。“汗马”,是说在作战中,马奔跑出汗,指抵敌危急、紧张。“西戎”,指吐蕃等。这句是说,见吐蕃等的入侵而发愁。敌人声势浩大,十分猖獗,他们朱旗闪动,照耀天空,好像北斗星也成为红色了(北斗星下对长安)。“殷”,红色。


  末联:“多少材官司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材官”:勇武有谋能征善战的将领。“泾渭”,指长安西北泾渭二水流经之地,乃吐蕃入侵之路。“多少材官守泾渭”:有多少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良将,扼守泾渭要道呢?据《资治通鉴》载:召郭子仪屯泾阳,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扬州。其中郭子仪当然是良将,其他的,恐怕很少能及郭子仪。但代宗信任的是太监程元振和鱼朝恩,他听了这两人的谗言,曾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国难频仍之时,宠信的太监手足无措,才起用郭子仪,守泾渭之时,郭的兵力也不够。当时独孤及上疏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可见不少武官已趋于腐化,怎么能拥兵获胜呢?“材官守泾渭”,是说守泾渭的将领也不算少,但良将少,加之寡不敌众,于是肃宗决定凭借郭子仪的威望,使之与回纥谈判,借回纥之助。这是失策的做法。但杜甫未明指皇帝昏庸无能,只以“将军且莫破愁颜”一句责诸将不能御敌,提醒他们不可忘忧失警。“且莫破愁颜”的“且”字,是暂且的意思,对诸将之腐化虽有讽刺之意,但笔锋是针对皇帝的。


  其二


  这首承上首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兵入侵的事和借助回纥的史实。而借用回纥兵是出于肃宗的短见。当时李泌(李泌字长源,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以图谋划策见重,位至宰相,封邺县侯,世称李邺侯)给肃宗制定的正确战略是:使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从冯翊入河东,分两路牵制叛军。朝廷驻军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使叛军疲于奔命。唐军以逸待劳,避实击虚。再命建宁王李倓率兵配合李军攻占范阳,覆其巢穴、说可破贼。肃宗不用,他急欲收复两京,不惜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坚城,一切违反李泌的战略。这就使唐军陷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求助于回纥,这就是肃宗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这首诗,表面上在批评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实际是说肃宗无能。


  首联:“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韩公”,即唐张仁愿,封韩国公。“筑三城”: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张仁愿到了朔方军,治所在灵州(甘肃灵武),筑三受降城(城墙),以防止突厥南侵。“天骄”:胡人自称为天之骄子,转指少数民族首领。“拔汉旌”:拔去汉人的旗帜,即侵犯。这一联是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的本意,是要断绝突厥的南侵。


  次联: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岂谓”,哪里料到。“尽烦”,太烦劳。“回纥马”,回纥的骑兵。“翻然”,反而。“朔方兵”: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所以称他统帅的部队为朔方兵。这一联是说,如果按李佖的战略,完全可以破贼,却弄得反而要求助于远处的回纥,真是太烦劳别人了。语含讽刺。也说明这种作法和张仁愿筑三城的本意相反,是引狼入室。


  杜甫一贯主张依靠朝廷的力量平叛,反对借助回纥兵平叛。他在乾元二年(759年)秋写的《留花门》一诗中鲜明地反对借兵回纥(花门即回纥),其诗曰:“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铺,百里见积雪……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宝。花门即须留,原野转萧瑟。”


  三联:“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胡来不觉潼关隘”:这句是承首联,说筑三城以防胡也要靠将士起作用,否则即使是潼关的险要,安史叛军来时,不觉得它的险要,被攻破了。从而显出人才的重要。


  “龙水犹闻晋水清”:听说唐高祖在晋阳起兵时,晋水清了;又听说至德二年(757年)夏历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三十里,九月广平王(代宗)收西京。“犹闻”,是说过去听说,现在又听说。但情况有所不同:高祖起兵晋水,以有天下,建立了唐朝,也曾请兵突厥,其后突厥恃功侵犯,却能制伏他。这既是太宗的能耐,也是他善用人才,如当时大将李靖、李勣等都是能征善战的勇武之士;广平王(代宗)收西京,也曾河清三十里,他借兵回纥却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这说明为国家的能力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人谓“圣人出则黄河清”,原是对皇帝的恭维话,不足为据。这就自然地归结到末联:“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至尊”,指代宗。末句责诸将只知坐享太平,不图报国。明是批评诸将,暗是指责代宗。透露出作者对国难关切的心情和对借兵回纥是失策的感叹,显示出作者的远见和深心。


  这首诗指责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错误地借助外力,实则指责朝廷大政方针的失策。


  其三


  这首是承上首“胡来不觉潼关隘”,接写安史乱平后,其余党并未真正归顺朝廷。


  首联:“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洛阳宫殿化为烽”,这是指洛阳两次被兵火所毁。一次是天宝十四载(755年)毁于安禄山,一次是乾元二年(759年)再毁于史思明。“秦关”,指潼关。“百二重”:“百二”,是说潼关二万兵足以当敌百万。“重”,险固。“洛阳”二句是说,宫殿都保不住,不要夸口说秦关兵二万足以当敌百万。


  次联:“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沧海”,即现在的河北、山东东部。“蓟门”,即今河北北部。“禹贡”、“尧封”:这里是指国家版图。这两句是说,沧海、蓟门一带,仍被归降的安史余党李忠臣、田承嗣、薛嵩、李怀仙、李正己等所盘据,他们拥兵割据,自设将吏,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实际并未归顺朝廷,所据地区未归入国家版图。


  三联:“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兵储不自供。”“衮职”,朝中大臣。“预”:参与。当时朝中大臣多兼地方节度使重任,将相不分。“兵储”,指军需供给。“朝廷”二句是说,虽然朝中大臣兼任地方节度使的重任,但他们不屯田积粮,而加重赋敛和扣留朝廷粮饷。所说“天下兵储不自供”。这实际是指出朝廷用人不当所致。


  末联:“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王相国”,即王缙,作过相国,迁河南副元帅。“事春农”:指让军队屯田以自给。“稍喜”二句,说稍微可喜的是王相国还能注意让边军屯田,以减轻一点朝廷的负担。


  这首表面上是责诸将不知屯田积粮以解决军食,实际上也是指责朝廷无能。


  其四


  这首承上一首的朝廷用人不当,进而写宦官专权。


  首联:“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 未全销。”


  “回首”:杨伦注:前三首皆北望发叹,此首方及南望,故曰“回首”。“扶桑”:泛指南海一带。唐时岭南道有扶桑县,属禺州。“铜柱”:东汉马援所立,以为汉之极界;玄宗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曾复立马援铜柱。氛:妖气,指战乱叛离之气。时南诏背唐,与吐蕃连结。广德元年(763年)夏历十二月,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兵大掠(见《旧唐书·代宗记》)“回首”二句是说,回首看到铜柱标志的南方疆界,战乱之气未歇。“越裳”:南方国名,地接交趾,《后汉书·贾琮传》载: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王毒瑁、异香、美木之属。南海明珠:《太平御览·珍宝部》二,引《邹子》:“珠生于南海。”“越裳”二句,说南方各地,因战乱离贰,贡赋皆绝。


  三联:“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殊锡”:特殊的宠赐,犹异宠。“大司马”即太尉。“总戎”,总兵,即元帅。这里指一般将帅及节度使而有“侍中”之衔的,没有例外,所以说“皆”。其冠以貂尾为饰,所以说“总戎皆插侍中貂”。但最受异宠的是宦官。如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代宗之功,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军,又拜兵部尚书;宦官鱼朝恩,因吐蕃攻占长安,代宗幸陕,卫队逃散,有奉迎代宗之功,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掌神策军;宦官程元振,因与李辅国一起拥立代宗有功,而任骠骑大将军,“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新唐书·官专》)。后来鱼朝恩不仅控制了军政大权,而且兼判国子监,控制了文教大权。朝中公卿无人敢谏。事实证明,从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代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他让“主子”们吃自己酿成的苦酒。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


  末联:“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


  “炎风”,指南边疆土;“朔雪”,指北边疆土。“天王地”:春秋时称周天子为天王,以借指当代君主,即《诗经》所谓:“普天之下,奠非王土”。这又联系到上一首中的“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即祖国领土不容分裂、不容他人盘据任何一方。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在忠良翊圣朝”,只有靠忠良的诸将来辅佐圣朝了。这两句,是勉励诸将为国效命,恢复国家旧有版图。


  这一首,主要是指责朝廷失控,军政大权为宦官所左右,诗人正为此心忧。


  其五


  这一首赞严武,责镇蜀诸将平庸。


  “锦江春色逐人来”,诗人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夏历五月离开成都草堂,虽然已入夏令,而“锦江春色”仿佛就在眼前。“逐人来”指紧紧跟随人后不肯离去。“锦江春色”因这三字而收到人格化的艺术效果。诗人用他对成都风物的美好回忆作为最佳赞辞,以此开端,也使人立即忆起了他写于成都的《登楼》中的名句:“锦江春色来天地。”


  “巫峡清秋万壑哀,”杜甫客寓成都时,曾入严武幕府。严死不久,他出蜀东下,流寓夔州。此时距严武之死,才过一年。夔州地接巫峡,又值秋季,诗人回忆成都旧游,不禁百感交集,顿觉“万壑”生“哀”,很自然地就触动了对去世未久的严武的深切悼念。通过描写锦江巫峡两地不同时令特征,为后面展示诗人对严武的回忆制造了适宜的气氛。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二句追“忆”在严武幕时,曾陪严武于望乡台“共迎中使”的“往”事。情景依然,谁知严已成古人。严武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因而称为“仆射”。“中使”,宦官,皇帝所派宫中特使。“望乡台”,在成都县北。“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怀。”接前两句写了严武镇蜀业绩。上句写唐“主恩”宠之隆,严武剖符“持节”一任东川节度使,两任剑南节度使。“三持节”是对严这一经历的最好概括。下句写严武的儒将风度。严武治军甚严,赏罚分明,但又好整以暇,多次与杜甫“举杯”饮酒,开怀赋诗,不愧兼擅文经武略。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西蜀北有剑门,东有夔巫,“地形”号“天下”“险”阻。严武坐镇其间,堪称李唐王朝最“须”倚“仗”的“出群”之“材”。末二句是对严武镇蜀整个历史过程的艺术概括,也是对他文武全才的充分肯定。


  公元761年(上元二年)严武再次镇蜀,后为高适取代,不久就有徐知道的叛乱及松、维、保三州的陷落。公元764年(广德二年)三次镇蜀,曾大破吐蕃兵。后“以疾终”,郭英乂代之,不数月而有崔旰之乱,英乂被杀。“安危”指转危为安。它是全诗的高潮和总结。诗人的激情在这里再次得到艺术体现。它深刻指出:如果西蜀付托非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峻形势。


  这是一首“议论时事”,可当“纪传”读的七律诗。开头、结尾都以激情取胜。中间两联将严武治蜀业绩与自己有关活动,用追“忆”形式娓娓道出,与一般“吟风弄月,登眺游览”的“任兴漫作”,迥然有别。没有杜甫“忧时之真心”和“识学笔力”(《杜诗本义》),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诚如黄生评说:“他人诗皆从纸上写出,惟公诗从胸中流出,口中道出”,且“神情面目,俨然可想,所以千秋犹有生气”。


  《诸将五首》的内容主要是以安史之乱以来的军政大事为中心展开议论,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安危,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他极度希望君主明智有为,文臣武将用得其人,语言慷慨蕴藉,诲人良多。因每首都与诸将有关,故以“诸将”为题,实则笔锋指向当时皇帝,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危须仗出群材”,这即是第五首的结语,也是《诸将五首》的中心论点,也是诗人对安史之乱以来军政大事的感愤。


  《诸将五首》是政论诗,在议论中深含诗人自己强烈的爱国感情,不仅使读者明其理,而且激动着读者的心灵。

周啸天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569-570&周啸天 等.唐诗鉴赏辞典补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288-289

【杜甫】简介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审言。杜甫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杜甫出自杜预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预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年少优游
  开元十九年十九岁时,杜甫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杜甫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一职,杜甫于是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年(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天宝七年(748年)秋,杜甫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则表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间许多作品 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动乱、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贫困失望的境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


  天宝六年(747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751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的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


  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为官时期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疏救房琯这件事,杜甫经宰相张镐力救而得释放。但“帝自是不甚省录”,从此之后,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这一年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广德二年(764年)春,严武再镇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将近两年。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辞了职。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他用一些生活细节来表现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说他的孩子那种还没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对父亲很尊重,不知夫子礼,饿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礼,饿了就吵着要饭吃,在东门外号哭,到了秋风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他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广德三年(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离开了成都。经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了一些劳动。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江舟长逝
  大历三年(768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阳,这一段时间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往南行。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阳),复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而得救。后来杜甫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这时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旧唐书·杜甫传》&杜甫.《全唐诗·壮游》&杜甫.《全唐诗·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一·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文艺上·杜审言·孙甫》:《中华书局》,1997&《新唐书·杜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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