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

一月二日夜（就是我在天津讲演前一晚），杜威博士在天津青年会讲演“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他说：个人主义有两种： 一、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 二、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ll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 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东方人见人 富贵，说他是“前世修来的”；自己贫，也说是“前世不曾修”，说是“命该如此”。 西方人便不然，他说，“贫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的结果，制 度是可以改良的。”他们不是争权夺利，他们是争自由，争平等，争公道，他们争 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利，他们奋斗的结果是人类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多数人的 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号可以得来的，是必须奋斗力争的。

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凡是爱自由的，凡是承认自由是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的，凡是承认自由难得而易失故必须随时随地勤谨护视培养的，都是自由主义者。

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 多数人的统治应以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为原则。

答案是：正因为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是和平的基本权利，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唯一基础。反对党的成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的革新的大路。

我个人也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

至於那個反自由、反民主、不容忍的專制集團，它自己至今還不敢自信它站得住。關於這一點，證據似乎不少。第一，這個專制集團至今還不敢相信它自家的人民，還得用很冷酷的暴力壓制大多數的人民。第二，這個集團至今還不敢和世界上别的國家自由交通，還不敢容許外國人到它國裡去自由視察遊歷，也還不敢容許它自己的人民自由出國或和外國人往來。

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凡不肯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机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与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很感慨的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是历史上最可惋惜的一件大不幸。 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

无论是在科学上的小困难，或者是人生上的大问题，都得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 自觉就是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自己修正自己。 '勤、谨、和、缓'这四个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诀，也是良好的治学习惯。 做学问要能养成'勤谨和缓'的好习惯；有了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

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单把绣成的鸳鸯给人看，而不肯把金针教人，那时不大度的行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学绣鸳鸯的，多数人只是爱看鸳鸯，而不想自己动手去学绣。

但是我的年纪越大，越感到人生最神圣的意见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我认为说这一句话是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大的惩罚都跟这这个神圣的举动而来。 假如我在实验室做解剖、做生理学实验的时候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我必须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我的工作才可以成功。那么我对于人生的归宿问题，灵魂的不朽问题难道可以放弃我平常的立场和方法吗？

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生在这个新时代的人们，应该学一点新时代的新伦理。新伦理的最小限度有这几点： 第一，自己要能独立生活，生不靠朋友，死不累子孙。 ......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言！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莱布尼茨说得好： 这个世界乃是一片大充实，其中一切物质都是接连着的。一个大充实里面有一点变，全部的物质都要受影响，影响的程度与物体距离的远近成正比例。世界也是如此。每一个人不但直接受他身边亲近的人的影响，并且间接又间接地受距离很远的人的影响。所以世间的交互影响，无论距离远近，都受得着的。所以世界上的人，每人受着全世界一切动作的影响。如果他有周知万物的智慧，他可以在每人的身上看出世间一切施为，无论过去未来都可看得出，在这一个现在里面便有无穷时间空间的影子。

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说得好：“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 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 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世间的大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现今许多朋友却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拿一个“赤”字抹杀新运动，那是张作霖吴佩孚的把戏。然而拿来一个“资本主义”来抹杀一切现代国家，这种眼光究竟比张作霖吴佩孚高明多少？

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是「时间不值钱」。

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所以学校只管多，教育只管兴，社会上的工人、伙计、账房、警察、兵士、农夫……还只是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