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到九月间、马吉翔、李国泰对永历帝诉说廷臣和随从人员生活困难，有的人已经没粮下锅、意思是要朱由榔拿出“内帑”（这对流亡他国，自然不可能有任何财政收入）来救济。朱由榔本来就没有多少家产，这时屡经劫难，已经捉襟见，一怒之下把黄金制造的国玺扔到地上，让他们凿碎分给群臣。典太监李国用头道：“臣万死不敢碎此宝！”马吉翔、李国泰却毫无顾忌，当即将国玺凿碎，分给各臣数钱至一二两不等。这件事充分说明随永历帝入的多数官员已如行厂走肉，毫无共赴国难之意。

南明第一个朝廷一一南京政权从酝酿建立开始，就发生立福、立潞的争议，所谓“立贤”、“立亲”不过是表面文章，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新政权垄断地位的一场争斗。

弘光立国仅仅一年时间，大臣联袂而去，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是马、阮当道，驱逐群贤。实际上是因为参与定策者多为大臣，在定策中持异议者自安其位。另一个原因是那些致仕回家的大臣并没有料到清兵南下，弘光政权正瓦解，他们原以为可以雍容有度地在家乡或借寓之地(如张慎言)过乡绅日子等待朝廷局面改观时东山再起。自然，他们又一次失算了。事实证明，弘光一朝的大臣当中没有一个安邦定国之材。

直至社稷倾覆，江山变色，东林一复社党人仍把责任全归之于弘光昏庸、马阮乱政，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制造倾轧的能手，对弘光朝廷的覆亡负有直接责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社会集团当权，都必须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违反了这一原则肯定发社会的大动荡。清初满洲贵族的倒行逆施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在江南各地望风披之时，阎应元、陈明遇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竟然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实在是南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学术界一些人为史可法大唱颂歌，本书作者却认为更值得歌颂的是阎应元、陈明遇为首的江阴百姓，在他们面前，史可法的官愈大、权愈重，就愈显示出其作为之渺小。

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

苍梧知县万思夔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大乌龟，命人拖着沿街大喊：“降敌者似此！”二十九日，李成栋兵接近梧州，明广西巡抚曹烨迎降道旁…… 清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梧州，万思夔在木龟上大书“曹烨”二字，自行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