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卫星情人

“两人要一瓶波尔多不太浪费了？一半都喝不掉。”一次堇对敏说。 “不怕的，那。”敏笑道，“葡萄酒这东西，剩得越多，店里能品尝到的人越多：从斟酒、领班道最下面倒水的人。这样，大家都可以记住葡萄酒的味道。所以，点高级葡萄酒剩下算不得浪费。”

说起来，我和堇两人倒是意气相投。两人都如呼吸空气一般自然而然地热衷于阅读，有时间就在安静的地方一个人没完没了地翻动书本。日本小说也好外国小说也好新的也好旧的也好前卫也好畅销也好——只要是多少能使心智兴奋的，什么书都拿在手里读。进图书馆就泡在里面不出来，去神田旧书街可以耗掉一整天时间。除了我本身，我还没碰上如此深入广泛而执着地看小说的人，而堇也是一样。

堇深信：自己还是恋上了这个人，毫无疑问（冰永远冷，玫瑰永远红）。并且这恋情即将把自己带往什么地方，可自己早已无法从那强大的水流中爬上岸来，因为自己毫无选择余地。自己被带去的地方，也许是从未见过的特殊天地，或是危险场所也未可知 。也可能那里潜伏的东西将给自己以深深的致命的伤害。说不定现在已然到手的东西都将损失一尽。但自己已别无退路。只能委身于眼前的激流——纵使自己这个人在那里灰飞烟灭。

问题是，在准备谈自己的时候，我每每陷入轻度的困惑之中，每每被“自己是什么”这一命题所附带的古典式悖论拖住后腿。亦即，就纯粹的信息量而言，能比我更多地谈我的人这个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在谈自己自身的时候，被谈的自己势必被作为谈者的我——被我的价值观、感觉的尺度、作为观察者的能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现实厉害关系——所取舍所筛选所限定所分割。果真如此，被谈的“我”的形象又能有多少客观真实性呢？对此我非常放心不下，向来放心不下。

或许由此之故，从思春期中期某个节点开始，我便在自己同他人之间画了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对任何人都保持一定距离，在既不接近亦不远离的过程中观察对手的动向。众口一词之事自己夜不囫囵吞枣。我对于世界毫无保留的激情，仅仅倾注在书本上和音乐中。这样——也许在所难免——我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在同一屋顶下生活的父母和姐姐是怎样的人，其人生追求是什么，对此我几乎不能理解。他们想必也同样，对我是怎样一个人，以及我的人生追求是什么也几乎不能理解。说起来，连我自己都不大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么。看小说倒是喜欢得非常人可比，但并不认为自己的人具有足以成为小说家的写作才能。而若当编辑和批评家，自己的倾向性又过于偏激。对我来说，小说纯属满足个人愉悦的东西，应与学习和工作区分开来，悄悄放去别处。

来法国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我发觉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功底显然不如我而又没有我勤奋的人，却比我更能深深打动听众的心。参加音乐比赛也次次都在最后阶段败在那些人手下。最初我以为哪里除了错，但同样情况一再出现。这弄得我焦躁不安，甚至气恼起来，认为这不公正。后来我慢慢看出来了：我身上缺少什么，缺少某种宝贵东西。怎么说好呢，大约是演奏感人音乐所必不可少的作为人的深度吧。

我再次认识到堇对于我是何等的宝贵和无可替代。堇以唯独她能做到的方式将我同这个世界维系在一起。同堇见面交谈时，或阅读她写的文章时，我的意识静静地扩展，得以目睹此前未曾见过的风景。我和她可以将两颗心重合起来，两人恰如一对年轻恋人脱光衣服互相暴露身体那样打开各自的心给对方看，而在这别的场所、别的对象上是无从体验的，我们——尽管没有道出口——小心翼翼、如获至宝地呵护这种心境，以免其受损受伤。

从小我就是独自一人生活过来的，好像。家里有父母有姐姐，但谁都喜欢不来，跟家里哪个人都沟通不了。所以猜想自己是不是领来的，是不是因为什么从哪个远亲那里领来的孩子，活着从孤儿院领养的。如今想来，哪怕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怎么看父母都不是领养举目无亲的孤儿那一类型的人。总而言之，就是很难认为自己同家人有血缘关系。相比之下，认为他们全是不相干的外人心里倒好受一些。

狗死了以后，我开始一个人闷在房间里一个劲儿看书。觉得书中的世界比周围世界生动有趣得多。书里有我从没看到过的风景。书和音乐成了我最宝贵的朋友。学校里也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但没碰上能说知心话的。每天见面只是适当聊几句，一起踢足球罢了。遇到困难也不跟任何人商量，独自思考，得出结论独自行动。不过也不怎么觉得寂寞，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人这东西归根结蒂只能一个人活下去。

“那时我懂得了：我们尽管是再合适不过的旅伴，但归根结蒂仍不过是描绘各自轨迹的两个孤独的金属块儿。远看如流星一般美丽，而实际上我们不外乎是被幽禁在里面的、哪里也去不了的囚徒。当两颗卫星的轨道偶尔交叉时，我们便这样相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