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

除了少数的纯粹约定需要死记硬背以外，我们还需要培养语感。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语感理解为明白在何种配合中应该依何种道理。总括而言，普通语词虽包含道理，但它不是为了包含道理存在的。就像生活如此这般，包含着许多道理，然而，在一个基本意义上，我们不是为了合理而生活，我们倒是为了生活而合理。

我们分析之前、现在、将来、了等等很多语词，考察关于时间的种种说法，是为了弄清时间概念。而所谓澄清时间概念，就是澄清我们究竟是怎么理解时间的，或曰时间是怎么得到理解的。 把概念考察解说为对某些概念进行考察，很容易误导。我们需把“概念考察”理解为“概念层面上的考察”，例如，在概念层面上考察时间。 维特根斯坦的另一段话，“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则不含有这种误导。

艾耶尔在讨论感知的时候，采用了一系列古怪的说法，你明明光天化日之下看见一头猪，他却说：你没有直接看见猪，猪不在你的视野里，你看见的只是猪的符号、象征，你没有看到实在的猪，你永远不可能直接看到实实在在的猪，你看见的那是一头猪的证据，你推论那是一头猪。

大多数行为不仅要达到效果，而且也要求理解，更确切说，大多数行为只有在相互理解中才能展开，才能取得效果。手淫不要人懂，做爱则是在不断的互相理解中进展。行为若要让人懂，就必需合乎道理。这时，行为同时是一种语言。……

天人合一，消除主客观对立，的确已成了时髦的陈词滥调。...我并不是主张，物我不分是更正确的认识，然而，物我不分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理解的源头。我们需要探索的，是物我分离的过程。这个探索过程也将表明，主客分离的思路为什么终于大行其道。

抽象观念是不合观念之理的观念，为了让观念显得合理，即使空洞的观念，我们也希望能把它伪装成具有真情实感。像现在的宣传报告那样，开具出一排一排观念，空洞就让它空洞着，虚假就让它虚假着，毫不伪饰，这种真率并不多见。 一排一排的观念连到一起，ideas就连成ideology，就成为意识形态。

一分为二，物极必反，这些也许是万物万物的普遍规律，可惜的是，它们太普遍了，你要等分一角，你要决定何时抛出股票，它们帮不上什么忙。书面语言里称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平常就叫它“废话”。

抽象普遍性是一种肤浅的本质主义，机制普遍性是较为深刻的本质主义。本质主义从根本上是物理学式的；在我看来，它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它所欲理解的人类活动。

“道无形，因术以济人”。一味上行，以理证理，这样盘道，难免盘空

现今好哲学的年轻人，未经过事，且没有学过物理也没有学过历史，所习常多空言，白白耽误了青春。求道者，即使没有多少为事的经验，至少需要博知广闻。

强势理性主义者的论证理论把理当做摆好在那里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拿出来，它都具有让人不得不接受的力量。自己手握真理，一番论证之后，持相反看法的人们自会弃暗投明。我对这种态度充满警惕。他们的自大不仅来自对理的浓厚误解，也来自远为世俗的方面——他们所持之理，是理学一统天下时的理学之理，是科学主义一统天下时的科学真理，是学院理论尽收国家基金和国际奖项时的学院之理。孔子的儒学与称王称霸的儒学是两种儒学。面对强势者的一套套道理，我们要说：“你别跟我讲道理。”

有时候，我们抱怨日常叙事不够客观，有时候，我们反过来抱怨事实话语太客观了，干巴巴冷冰冰的。的确，事实话语是干巴巴冷冰冰的。我们从一种植物中提炼出某种药剂，那种植物原是有滋有味的，这种药却什么好滋味都没了，只剩下赤裸裸的苦味。我们本来生活在一个意义和价值的世界里面，但我们就像有时需要药物一样需要干巴巴的事实——不仅科学和法庭需要事实，生活本身需要硬梆梆的东西。

并没有两个世界，一个事实世界，一个价值世界，我们也不掌握把价值贴到事实上的魔法。我们原本并不生活在赤裸裸的事实当中，然后在这些事实上增添上价值或感情色彩。有价值的世界是我们的原生世界。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生活在一个有价值的世界之中，那么，凭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把价值附加到事实上去，而在于我们如何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不含价值的事实来——为了特定的目的，我们有时需要把一些事情从流变不息而又充满爱恨情仇的世界中切割出来，确立为事实，在这些情况下，在特定的意义上，事实与价值相分离。

说理的人，在一个意义上必定已经默会地知道了这个道理，但仍要付出说出的努力。我们会说汉语，在这个意义上懂得汉语语法，但让我们把汉语语法讲得明明白白，并不容易。 说出道理多多少少也是“发明道理”。这倒正是“发明”这个词的原意：发而使之明显，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

也没有一个命题那样的东西，给出某个道理的绝对标准的陈述。说理，把事物中、语言中、叙事中显示的道理明说出来。但若以为我们能洗净一切显示达到纯净的说出，那就错了。不仅说出摆不脱显示，而且，优秀的说理在明说之际充分携带显示的力量。

道理不是自然规律。...哲学总是联系与我们怎样看待世界来关注世界。“自然规律”这话是随着近代科学产生的，这类观念几乎不见于古代。...总是从事物的如何如何那里听取对我们的指引。道理贯通自然和人为，把事物和我们联系在一起，or better，惟当我们和事物尚未分开，才说得上道理。

我们从原因追到理由，从理由追到动机，从动机追到欲望，从欲望追到利益，复又可能从利益追回到原因和理由的区别。原因、理由、动机、欲望、利益，它们是些各司其职的概念，但追索下去，就发现它们互相交缠，互相联系。

“哲学”中的这个“哲”字，是动词性的，而非一门学问的意思。哲学旨在穷理，是一种活动，穷理活动。

人类理解有穷理倾向，有寻求连贯、融贯的倾向，但这种倾向不一定要向“建筑学”发展，它也可以向网络发展。网络式的体系的基本思想是，哲学固然追索原理，但并没有唯一一套固定原理，每一个道理与其他道理互相交织。

近代哲学曾十分关注“从哪里开始”、从何种原理开始的问题，然而，网络没有开端。我相信，穷理必定是循环式的，而非线性的发展，相应地，从哪里开始是教育的艺术，而非逻辑的必然。

西方文明近代以来事实上遍及全球，并在很多方面提供了典范，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会问为什么有的东西西方人有而我们没有。至于西方有绝对理念，这的确是西方的一个特点，但在我看，它是一样一个特点：西方思想围绕着绝对理念的观念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思想传统，一种特殊的“经验的人类学类型”。

总的来说，“哲学问题即是语言问题”这个提法是高度误导的。我认为，最好首先从道理和说理来界定哲学，而语言则由于道理之道和道说之道的内在联系被牵引进哲学的核心。

证据 - 结论模式是法庭上认识真想的方式，也是科学认识真理的方式。... 大致说来，这种认知方式把我们通常的认识，即通过感知来认识转变为通过外部的、公共的证据来认识。（你看见的是那是一头猪的证据，你推论那是一头猪。）

感知/感觉始终与感知者/感觉者相联系，可以称作有我之知，而非对象化的认识。对感知/感觉的哲学反思必需始终保持在有我之思的层面上，一旦把关于感知/感觉的探讨转变为对象化认识，感知/感觉就消失了。

一种回应是：我有一套语言，你学会这套语言，你就明白了。核物理学家可以这么回应。艾耶尔大概认为哲学家也可以这么回应。瓦诺克则倾向于认为：我们最终要找到一种办法能用你懂得的语言把这个道理说明白。

把看法等同于个人口味意义上的偏好，是危害极广的错误看法。最严重的危害在于导致否认在政治、伦理、文化、艺术领域的严肃论证。 ...固然，这些领域中很少有固定的论证程序，发现有效论证的方法更加困难，致使很多争论最后流于瞎争，但这与其说表明这里没有实质的争点，不如说表明这里要求更高的论证艺术，而争论者尚未找到适当论证的方法。

我们不了解一个看法的深度，就无法判断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伟大的哲学家没证明什么，他们为我们理解世界开辟了道理。

比起积极说理，神辩更彰显了说理的理解本性：神辩者天然站在生态多样性一边，说理不是为了求取一致，而是求取多样性之间的相互理解。

我甚至愿意一般地从相通而不是相同来理解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