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重建

最初中国人还以为西方的长处只在船坚炮利，因此以为只要“师夷之长技”即可应付；稍后则发现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比不上西方，因此再进一步要求“变法”。清末民初之际，中国人更进一步了解到：西方的学术和思想也有比中国高明的地方，这就逼出了“五四”时代的思想革命。

现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主要还是出于功利的动机，而不是对科学知识本身有真正的兴趣，更没有注意到科学背后的文化凭借。

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这种精神主要来自高等教育，即是大学。在民主社会中大学是精神堡垒，可以发挥提高人的境界的重大功能。大学如果能够提供较成功的人文教育，则社会将源源不断地出现大批具有通识和判断力的人才。这样大批的人才散布在各个角落，便可以保证民主品质的逐步提升。……政府必须“从众”，大学则唯理性是依，有时不惜“违众”。

文化、思想能够开创政治，而不是政治力量可以宰制文化和思想。

胡适认为“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歧入政治的轨道，是一个不幸的发展。这是极有见地的看法，可惜今天很少人能懂得这一论断的意义了。

我们也希望大学能成为一个认真读古人书的所在，正如布鲁姆所指出的。但中国的大学自然不必唯希腊是尚，我们更要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古典传统，并消化这个伟大的系统，以期收推陈出新之效。中国没有民主的制度传统，但是中国的人文传统中不乏与现代民主精神相契合的因子。

在全面社会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是最早崩坏的一角，紧接着便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全面动摇。

近百余年来，中国的传统制度在一个个地崩溃，而每一个制度的崩溃即意味着儒学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一个立足点。等到传统社会全面解体，儒学和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便也完全隔绝了。

我们应该辨别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一是马列主义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一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后者采用民主的方式实行有限度的计划经济，但并不没收一切私人财产。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以暴力革命没收一切私有财产的结果是所有生产资料都控制在一个最具独占性政治组织的手上。于是形成了一种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局面。在西方而言，这是消灭了“公民社会”，在中国而言，也是消灭了“民间社会”。

私有财产是文明的基础。所有一切文明的社会，包括初民社会，都以不同的形式建立了私有财产的制度。

文明秩序只能局部改进，不能彻底摧毁之后重新设计重造。

不但如此，文化批判者的迁怒甚至从旧名教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化及其源头（如最近《河殇》所表现的心态），这符合现代人对只是必须“实事求是”的要求吗？

由于对现实不满，越是惊世骇俗的偏激言论便越容易得到一知半解的人的激赏。一旦激荡成为风气之后，便不是清澈的理性所能挽救的了。

王国维早就说过：现代知识分子怀疑一切，然而却从不怀疑自己立论的根据。

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斯诺评论“科学的文化”和“文学的文化”之间已经完全失去沟通，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这个基础便是各种边缘的社群，如妇女、黑人、同性恋者等要争取他们的政治权力、合法性、文化上的发言权之类的。这种抗争之所以最后以文化评论为主要展出，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文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自主的力量。许多问题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政治、社会问题，但分析到最后还是文化的力量在无形中起着主宰作用。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 因此有些思想家甚至把文化看成压迫人的负面东西。 弗洛伊德认为文化是压制性的，人的一切精神病态都是受文化过度压抑所致。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事实上，华侨带到海外各地的文化大致都是经过筛选的。 美国同时又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任何一个少数种族想要改善自己的地位，便必须经过竞争的方法。

中国革命的政治家大多是业余的，没有责任感，不顾政治后果。韦伯认为政治家有三大要素，即热情、责任感和判断。中国现代革命家只有热情而缺乏责任感和判断。 以为只要有科学精神，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中国人因此变得都是采取功利主义观点来看人生，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事都要立竿见影，一切事情都是以功利的观点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