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历程

中国官僚政府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来源于社会习俗和社会价值观。鼓励个人附属于各类初级团体；然而，如果一种教导式的道德规范强调个人对他的同胞的义务，它也就会抑制他所有的对于自然权利的诉求。过去2000年里，这些情况没有什么改变。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商业主义；然而，一个社会如果产生不了富格尔或格雷欣这样的金融家，那么它也就产生不了伽利略或哈维这样的科学家

大凡管理人类的方法，基本上只有三个：一是精神上的激动，以神父牧师和政治指导员为主。二是以武力和警察权强之就范，以军队、法庭为执行的工具。三是策动个人的私利观。当个人都趋利务实时，就不期而然的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虽说没有一个国家只执着以上的一种方案而置其他两种不顾，但是很显然的，以第三种方案为主，即促进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最有实效。

中国制度的结构缺陷，反映在这样的事实之中，即：在顶端的帝王权威与中层以下的大量纳税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管理真空地带。

这一模式的法学，想当然地认为皇帝旨意就是宇宙精神在人间的人格化。儒家道德的法律化因此便得到自然法的批准。当转换成现实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复杂，但不言自明地可以总结为：受教育的精英领导不识字的人，男尊女卑，长幼有序。宗族的亲疏按照服丧程度进一步分类，这是一种自公元纪年以来就得到国家支持的社会制度。更宽泛地说，法典的功能是对与这些规训主体不相适应的行为进行惩戒。理想的状态是法律从来不需要使用，或普通百姓的善行是由社会阶层和宗族阶层中半公半私的办事机构促成的。这样的氛围阻挠人们有任何发展民事法的兴趣。

我们不能认为周程朱张应对宋朝的覆亡负责；他们的思想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统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今日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

因为中国的历来的问题，不尽在人民失业，而是就业的程度不够。

如果一种教导式的道德规范强调个人对他的同胞的义务，它也就会抑制他所有的对于自然权利的诉求。

鸦片战争以前，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中国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和其他国家放在同一个竞争平台上。周边的国家太微不足道，不足以认真地当作对手。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持一支高水平军队的意义不大。强大的常备军不但是一种浪费，还可能削弱内部的安全。然而，北部边疆的游牧民族所构成的潜在威胁，总是难以预料，也不会让中国人放松警惕。处理这种特殊情况的最理想的途径，就是能拥有现代的动员技术，可以在情况紧急时将骨干部队迅速扩充为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这样的动员技术显然超出了帝制王朝的组织能力。

传统的意识形态与现实关注纠缠不清，很难彼此区分。所以，尽管我们的目的只是要叙述明代，然而在历数这些复杂性之时，我们却难以抑止地想以下面一段提醒的话来结束本文：今天，所有的这些复杂性在中国依然大量存在，依然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眼前。

在中国，一个已经建立的王朝，总是会在危急时期展现出惊人的持久力。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坚定的忠诚，会提供一种独特的力量之源，从而使王朝克服迫在眉睫的危险。然而，在 17世纪上半段时间，明朝的中央领导阶层如此彻底地败坏自身的名誉，使得这种忠诚也开始失效。

我也花了上十年的时间，不顾意识形态，单从技术角度钻研先进国家完成现代化的程序，则发现其重点无非从以农业作基础的管制方式进而采取以商业为主体的管制方式。其先决条件在对外能自主，对内铲除社会上各种障碍，使全部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中国并非先组成一个现代国家才对日作战，而是借着对外战争开始组织一个现代国家。

我们根据全部事迹去赞扬中国文物的伟大，岂不要比掩错饰过、颠倒是非的赞扬要来得真切而畅快？写历史的人实应采取这种观点。

自神庙中江陵相以健败，后之轨政者阴擅其柄而阳避其名，于是乎以瞶眊为老成，以顽钝为谨慎，以阴柔为和平，以肉食素餐为镇定，一切疆事、朝事置之度外，而日与传灯护法之流弥缝补苴，以固其富贵。

帝制中国的权威之获得，是传承自两种资源：官僚制之前的诸侯国的体制结构、在这些诸侯国发展成熟的政治思想家们尤其是儒家的相关思想。

这些数据会让我们想到，那几百年中的赋税和财政政策将国家当作一个村社集合体对待，逼着经济只能线性地膨胀而无丝毫质变，同时小块土地的所有权在交替轮换，从而使这一系统能够永久持续下去。

一个以家长式权威来统治的社会，与一个建立在源自市政当局特许的财产权基础上的社会，其间有太大的差距。把某种经济上的冲动当成另外某种性格、目的与其完全不同的事物的萌芽，非常容易产生误导。

从延续几百年的事件中，他必须看到，如果有什么根本错误的话，那就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错误：中国只能以缺乏质量控制的数量来应对紧急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