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符号学讨论的共时，不是指示符号文本的空间（非时间）展开方式，而是解释者看待这个系统的角度，对一个系统的研究，可以有共时与历时两种侧重。一部交响乐，一顿晚餐，哪怕不是严格的“共时发生”，也可以是共时系统，即可以当作一个系统给予解释。

叶尔慕斯列夫说得一清二楚：“共时性是语言成分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而不是经验上的共时性，而所谓历时性也只能看成一种关系转换系列”

福柯对这种自行创造意义的力量，颇感悲哀，在词与物一书中，他认为人类最初使用符号时，语言符号是物的完全确实并且透明的符号。但是文化让符号有可能超越与具体物的对应，而指向自身。词语--物关系的逆转，是现代社会知识型上的根本断裂。最终，符号作为传播媒介，就像货币作为流通媒介一样，只关心自己的增值潜能，而将其与物的关系通道全部切断，应当说，福柯的看法非常尖锐正确：当代文化中符号泛滥，是因为能指优势吞没了几乎全部文化

耶稣似乎很明白这个道理。在希腊语（《圣经·新约》写成的语言）中，sema符号，意为神迹。法利赛人要耶稣行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他们就会跟随主。①希律王把耶稣抓来受审判，叫耶稣出示符号以自辩：“你行一个神迹给我看吧！”②如果信仰缺失，符号不能创造信仰，只能更加暴露其无；无神迹，才是信仰确立的地方。耶稣与孔子，看来都很明白符号起作用的机制。列维纳斯说：上帝与一般“他者”之不同，在于它不仅是超越的，而且“超越到不在场”。也就 是说，没有符号能替代上帝，是上帝存在的前提。①

社会中项对跟随正项来排斥异项有一种愧疚

分级的真正目的是让大多数人“恶其名而避之”。……就是看到标出性可能的艺术吸引力。

社会中项即大多数人认同非标出性以维护正常秩序，但是内心的不安转化成对被排斥因素隐秘的欲望，中项对于边缘化的标出项被压制的欲望，促使他们通过艺术，与标出的异项“曲线认同”。……不是中项对标出项的认同，而是中项对自己参与边缘化异项的愧疚。

艺术描写异项，为“边缘群体”说话，其社会效用是让异项脱离边缘地位，还是让异项更“边缘”？

现代世界压迫自我分裂

资本主义的合一化匀质化压力

能指分节造成所指分节 以有序的能指对所指系列进行秩序化

在符号表意中，一个文本不仅受制于先出文本，也不得不受制于后出文本例如初审判决不得不考虑复审会不会被推翻;例如下属的献策，不得不考虑司是否能把它变成他自己的决策。因此本书把先文本/后文本作为一对概念。

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付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

由于使用符号，我们成为我们理解中的世界的一部分

符号学从结构主义推进到后结构主义。

[...]文字是載體，印刷是媒介(121)。

[...]連環畫是一種體裁，由圖畫與文字兩種媒介組合而成。

一个文本各组分的聚合轴不一样宽，大部分组分成为背景，衬托最聚合突然变宽的组分，成就文本的刺点；同样，一个文化的文本之间也是不平等的。如果把一种文化的多数文本视为展面，那么就有一部分文本很突出，它们的聚合 轴比较宽，形成“刺点文本”。如果这些文本得到这个文化比较长期的尊崇，就成为所谓经典。经典现象，与整个文化的双轴互动有关，

雅柯布森在此文中还作了一个有趣的观察，他认为：“‘诗性’与‘元语言性’恰好相反，元语言性是运用组合建立一种相当关系，而在诗中，则使用相当关系来建立一种组合。”(18)这个说法颇费猜详，我的理解是：元语言性帮助文本指向意义，重点是解释；而诗性让文本回向自身，重点停留在文本上，不求解释。李白的诗，一旦读成不为某种特定酒而写，就成了诗。

每一个思想是一个符号，而生命是思的系列，把这两个事实联系起来，人用的词或符号就是人自身。

早期符号学家关于“人的符号本质”看法，是极其大胆的思想。把我们的内心活动看成并非完全私人的、并非不可解的领域，实际上是让符号学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向现象学、向精神分析打开大门。

任何感知，只要能被当做意义的载体，就成了符号。符号之所以成为不就是因为有意义。这两个断言似乎同义反复，实际上却是人作为人的存在需要：我们不能容忍感知到的世界缺乏意义。因此符号学必然的前提是：任何符号必然有意义。没有这个前提，解释就失去最根本的动力。

“无法理解”恰恰是理解努力的结果，接收者是认为某感知携带着意义，才得出他不理解的结论，这也就是肯定了面对的符号应当有意义，这也是解释。

重建自然符号的发送意图，几乎是人类文明难以避免的冲动，目的是使自然符号的表意过程重新完整，使符号具有权威意义。

承认噪音，就是承认艺术作品不可能是有机整体，因为有机论的第一要义就会让人是“每个部分都为整体意义作出贡献”，不可或缺，删除一处整体意义就不再完 整。这种说法实际上把文本看做是意义的完美体现。一旦我们承认艺术是一 种符号，那么在某些解释中，必定有文本的某些部分变成没有对整体意义作出 贡献的冗余部分。这不一定会降低艺术价值。

在索绪尔看来，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既是社会所规定的（武断的）又无需理据的（任意的）。任意兼武断，就是说符号与其意义的结合方式不可能也无需论证。

应当承认，上述三级像似性之间，边界不一定很清晰近年的文化研究理论，把各种“关系像似”称为文化拓扑学（ cultural topology），也就是研究各种变易中的关系形式。最著名的例子是福柯关于历史与社会“圆形监视”（ panopticon）结构的研究：当圆形监狱式的监视变形成闭路电视式监视，形式已经大变，但是“构造像似性”依旧。再进一步扩大，圆形监视可以成为“概念比喻”，例如“道德法庭”、“舆论法庭”造成的全民监视。

收集爱好者，用部分的物，代替已经不可能够及的对象，例如收集汽车号牌、名人遗物、名人签字、名人书信、钱币、邮票、火花。零星的物件具有特殊意义其意义不在本身，在于它指示的整件（过去某个时代）。当ー个人把指示符号与对象的替代关系暂时忘却，欲望从对象移到替代符号，就出现了“恋物狂”（fetishism）。

因此庞德“借鉴中文”为现代西方诗学发明的“表意文字法”（ Ideogrammic Method），根据的是中文中其实不复存在的“像似性”。德里达认为中文是不同于西方的“非语音中心，亦即非逻各斯中心”的语言，也是没有考虑到中文中语音因素越来越多，实际上是在逐渐拼音化。

福柯对能指的这种自行创造意义的力量，颇感悲哀。……他认为人类最初使用符号时，语言符号是物的完全确实并且透明的符号。但是文化让符号有可能超越与具体物的对应，而指向自身。词语一物关系的逆转，是现代社会知识型上的根本断裂。最终，符号作为传播媒介，就像货币作为流通媒介一样，只关心自身的增值潜能，而将其与物的关系通道全部切断。福柯的这个看法非常尖锐正确：当代文化中符号泛滥，是因为能指优势几乎吞没了全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