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从雍正颁的谕旨来看，他总是惕励自己，祖先乃是满洲铁骑。满人在八十年前入主中原，雍正是统治神州的第三位满洲皇帝。他虽然不曾御驾亲征，但也时时关切拓疆辟土的政务，想办法安抚边境或纳入大清版图的部族。雍正让底下的满、汉宠臣大权在握，却又时时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并在大臣的衙署内广布耳目，随时将臣下言行举止上禀。一旦雍正怀疑他们有贰心，那么下手也是毫不留情

雍正从不信任异邦人士，不管是日本商人或欧洲传教士都一样，甚至包括与他们打交道的汉人，并监控他们的去留。

雍正认为，人多半私心自用，所以必须时常考课。

他感觉世风堕落，必须兼采儒家义理和法家手段予以纠正。雍正讲究天人感应之理，喜与佛教高僧大德辩论宗教教义。雍正又常感精神不济、身体违和，也把游方大夫召到宫中，广求道士炼丹制药，让他恢复体力。雍正甚至还要宫廷画师画了十几幅他的肖像，雍正在画中作道士、战士、中亚邦主、学者和隐士等各式装扮。

雍正最后写道，若是这几种方法都不管用，岳钟琪可用第四计──百般阿谀奉承。盛赞投书之人如此不世豪杰，则其师又不知是何超越之人物，竟可六省一呼即应。各省参与计划之士必多！岳将军可以这么说：“何不回去将伊等劝化归正为国家臣子，不但不徒老死于匪类，抑且垂名竹帛矣。

雍正批覆岳钟琪奏折花了些时间，但他并未长篇批示硕色的奏折以资嘉勉，仅写了一个“览”字。岳钟琪才是全案的关键人物，皇上显然对硕色的感想兴趣缺缺。

雍正读奏折之所以会有如此情绪反应，实源自最近的经验，他对于岳钟琪目前所任之川陕总督在政治上、战略上的重要性有深切领略。就是这块地方让雍正践祚之初的第一大汉人宠臣年羹尧滋生狼虎野心。

年羹尧被捕后抄家，查到一本名为《西征随笔》的异书。这是浙江人汪景祺所著，此人出身书香世家，1724年跋涉西行，到长安投效年羹尧帐下，希望能谋个一官半职。这份手稿即是汪景祺呈送年羹尧的。这本书虽题了一个看似无关痛痒的书名，文字雕琢，语多典故，用的文体也是惯见的旅游日志和日常札记，但观其内容则满纸讽喻议论。汪景祺把这趟旅程写成暴力与惨状的见闻录，他每日从当地人士的言语，还有客栈里的客旅漫谈闻悉种种触目惊心的消息。

如何拿捏分寸则是一门学问。朝廷的动向常刊印在京报上，这是由内阁选辑的时事通讯，在北京刊印，仅供京官或各省县令以上的官员阅读。但非法披露消息的现象司空见惯，都邑的胥吏往往把列为保密的消息卖给地方上刊印时事的人，省级的胥吏也会把刚送来的京报卖给四处兜售的商贩。透过这两种管道，各地本来无权阅览的人也能取得刊印粗陋的京报。为了降低走漏消息的危险，朝廷曾延后发布官方消息的时间，但是此法成效不彰。

雍正对浙江人的厌恶已深，认为他们总是心怀不轨、盛气凌人。对雍正诋毁最甚的就是浙江人，他虽然已经将生事造谣者株除，但是雍正心中隐痛犹在。为了整顿浙江一带的民风，雍正最近下旨设置了“浙江观风整俗使”以专职稽查奸伪，此职乃其他各省所无。

今天，我们不妨说雍正、乾隆皇帝父子都下了一着错棋。一个皇帝以为，只要将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就能澄清事实，谣言自灭，而子孙后代亦将因其坦荡诚实而尊崇他的英名。可惜，他的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而早已将这皇帝的恳切自辩忘得干干净净。另一个皇帝相信，只要将《大义觉迷录》荡涤殆尽销毁，就能让父皇英灵以此安息。然而，天下芸芸众生就是怀疑毁书的惟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想。

当年满洲铁骑于1644年逐退明军，缔建大清，此后号令神州，但满人还是朝夕惕励，战战兢兢，以维系江山于不坠。

十三名嫌疑犯里头有三人——车姓两兄弟和姓孙的人——住在江苏。浙江既受范时绎所管辖，那么逮捕这三人的差使便落在范时绎的身上了。

或许可以说，这两位皇帝都错了。一个皇帝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传言，便可让流言不攻自破，因为眼睛雪亮的后代会尊敬他。但是他的子民却记得了谣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却以为把书毁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以为他之所以想毁去此书，就是因为书中内容乃真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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