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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称之为“人生”的,便已归属到“自然人生”与“精神人生”之两方面,决不再是纯自然、纯物质的。即就环绕我们的自然界而言,如山川、田野、草木、禽兽、风景气象,试问洪荒时代的自然界,何尝便如此?这里面已经有几十万年代的人类精神之不断贯注、不断经营、不断改造、不断要求而始形成。此刻环绕我们之所谓自然,早已是人文化了的自然,而非未经人文洗炼以前之原始自然。一切的“物世界”里,早已有人类的“心世界”之融入。
人生必须面对三个世界。第一阶层里的人生,面对的是“物世界”;第二阶层里的人生,面对的是“人世界”;须到第三阶层里的人生,才始面对着“心世界”。面对物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物质人生”;面对人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社会人生”;面对心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精神人生”。我们把人类全部生活,划分为此三大类,而又恰恰配合上人文演进的三段落、三时期,因此我们说人类文化有上述的三阶层。
孔子的栖栖皇皇,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一番传道救世精神,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番牺牲博爱精神,他们所面对的,已不尽于当前的那一个社会与人群,而已面对着从有人类上下千古,一种人心内在更深更大的共同要求。他们亦感得非如此则我心终不安不乐。然而他们所求,实已更高出于普通心情之安乐之上,然亦决不是不安不乐。
总括前述,人生有递进的三阶层。第一阶层是“小我人生”,只求把外面物质来保全自己生命之存在与延续。第二阶层是“大群人生”,这一阶段的目的,已在各得保全自我生命之上,要求相互间的安乐,来过一种集体的人生。第三阶层是“历史人生”,此一阶层之目的,在求把握人类内心更深更大的共同要求,使你心我心,千万年前的心,与千万年后的心,心心相印,融成一片。不仅有集体的广大性,而且有历史的悠久性,这是一种更崇高的内心安乐,无与伦比的。
科学真理可以为我们创造一个环境,告诉我们一套方法。至于决定如此做的则是人,非科学。科学家运用理智来发明真理,真理属于人的智识,智识则是人生之副产品,附属物。从人生活动中产生智识,发明真理。智识譬如夏夜飞萤尾上的光,萤向前飞,尾上光一闪一烁。萤飞在前,光照在后。
我常好把人类文化譬喻作七巧板。虽则板片只有七块,那七块板片各各不同,经过各种拼凑配搭,却可形成诸种的异态。 此文化七要素: 一、经济。 二、政治。 三、科学。 四、宗教。 五、道德。 六、文学。 七、艺术。
若论最高的科学精神,就其真理之发见与创造而言,则这一种精神之经历,也依然是艺术的。必待你的心性,理智而纯净地趣味化了,才始有科学上伟大之发明。因此一切科学家,当其朝向发明的那一段精神过程言,全可说是艺术的。但于科学家之发明而应用到物质经济人生方面来,在具体的实用上,则总与人生的最高境界隔膜,总是在人生圈子之外围,总不如艺术人生,它径捷地把“物、己”“内、外”融凝了。
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外倾的宗教精神”。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外倾精神之发展,一方面是科学,又一方面是宗教;内倾精神之发展,一方面是政治,又一方面是道德。向外看,又向高处远处看,在西方是上帝,是耶稣。若改向低处近处看,则成为马克思之唯物史观,成为生产工具与生产方法。其侧重点总在外。中国道德精神之侧重点则总在内,此是中西双方文化不同之主要分歧。
只要文化生命持续,民族生命亦可相随持续。人类文化发展到第三阶层,已进入心世界,心世界纵然不能脱离物世界,但心世界实已超越物世界而表现。一个生物界的人,寿命甚短;一个文化理念界的人,寿命可甚长。孔子、耶稣的自然生命,早已不存在,孔子、耶稣在人类理念中的文化生命,至今仍存在。将来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有文化存在,此种理念人格亦仍必存在。
中国文化之最弱点,则在宗教与科学。中国亦有宗教,然宗教地位仍受道德精神之支配。如祭祖宗、祭圣贤、祭各地有功德之人物,乃至祭天地诸神,亦一切以颂德报功之道德意义为骨干。中国是以道德精神来洗炼了宗教信仰,并非由宗教信仰来建立道德根据。
人生终极向往,是一个生命之“永生”,生命之“不朽”。但自然生命断无永生不朽之理。上帝天国,灵魂出世,早经科学否认了。只有历史生命、道德生命,真可永生不朽。建筑师之肉体生命,断无不朽,而其所建筑,在文化生命艺术生命中,却可有不朽。 中国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是在历史文化生命中之一种道德精神之不朽。
今若论究人类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者,即就生物学讲,不仅在它有了两只“手”,而且也因它有了一张“嘴”。手能制造工具,嘴则能说话。由有能制造器具的两只手,而一切外面的自然物可转为我用;因有能讲话的一张嘴,而人类彼我间的一切情感、思想、记忆,可以畅快交换,互相传达。又因有口与手之合作,而产生“文字”,由文字而产生自己心上的新观念,保留旧记忆,在人类内心方面,从此起着绝大的变化。这是人类文化演进所由与其他动物不同的一个最大凭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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