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学的诞生

由个人知觉、家庭救助和居家治疗组成的医疗只能以一种集体控制结构为基础，或者说以一种完全被整合进社会空间的结构为基础。

死亡离开了古老的悲剧天堂，变成了人类抒情的核心：他的不可见的真理，他的可见的秘密。

医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临床科学出现，是由于有一些条件以及历史可能性规定了医学经验的领域及其理性结构。它们构成了具体的前提。它们今天有可能被揭示出来，或许是因为有一种新的疾病经验正在形成，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历史地、批判地理解旧的经验。

临床医学经常受到赞扬，因为它注重经验，主张朴实的观察，强调让事物自己显露给观察的目光，而不要用话语来于扰它们。 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政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对临床医学话语的限制（拒绝理论，抛弃体系，不要哲理；否定所有这些被医生引以为荣的东西）所体现的无语言状况正是使它能够说话的基础：这种共同的结构切割出并接合了所见与所说。

某种可见的原因，某种被逐渐发现的症状，某种可以被译解的原理，从根源上来说都不属于“哲学”知识体系，而是属于一种“非常简单的”知识。这种知识“应该先于其他一切（知识）”，并且确定医疗经验最初形式的位置。问题在于如何界定这样的基本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远近的视野变成平面，高低的差距被削平对齐。于是，结果与其原因具有同样的地位，前项与后项互相重叠。在这种同质的空间里，系列被打破，时间被废除：一个局部的炎症仅仅是其“历史”因素（红，肿，热，疼）在理念上的并置，毫不涉及它们的互相决定网络或它们的互相交错。

人们基本上是在一个没有深度的投影空间、一个只有重合而设有发展的空间中感知疾病。这里只有一个平面，一个瞬间。

医生必须对病人进行抽象：“为了描述一种疾病，他必须小心地区分这种疾病特有的、必然伴随出现的症状和完全偶然意外的症状，例如因病人的气质或年龄而引起的症状” 显得很奇怪的是，相对于致使病人痛苦的根源，病人不过是一个外在事实；医学读解必须把他放在括号里才能考虑到他。处于反自然状态的，不是与生命相对的病态现象，而是与疾病本身相对的病人

一个特定社会圈定一种疾病，对其进行医学干涉，将其封闭起来，并划分出封闭的、特殊的区域，或者按照最有利的方式将其毫无遗漏地分配给各个治疗中心。我们可以把这些做法称做第三次空间化。称之为第三次，并不意味着它是由前面两种空间化所派生的、相对不重要的结构；相反，它引入了一种选择系统，从而揭示了一个群体为了保护自身而如何实行排斥措施、建立救助方式以及对贫困和死亡恐惧做出反应等等的方式

除了生理上健康的反应外，这种在人群中的孤独感，这种绝望，会干扰疾病的自然过程……实际上，医院里的疾病没有一种是单纯的 疾病的自然场合就是生命的自然场合——家庭：温馨而自发的照料，亲情的表露以及对康复的共同愿望，有助于自然对疾病的斗争，并能使疾病展露其真相。医院医生看到的只是暧昧不明、被改变的疾病，各种畸形的病态

但是，由此而推论，问题就颠倒过来了。如果说一种医学经验被稀释在一个由单一的家庭图像组织起来的社会的自由空间里，那么它没有整个社会的支持吗？如果说它特别关注个人，那么它就不会通过延伸而包含一种针对整个群体的普遍性警觉吗？如果一种医学能够与国家同心协力地实行一种强制性的普遍的、而又区别对待的救助政策，那么人们必然会认为它是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医疗也就变成了国家任务。

流行病绝不止是某种疾病的特殊形式。在十八世纪，它是一种独立、前后一致和充分地观察疾病的方式“人们把所有那些在同一时间侵袭一大批人而又带有不变的特征的疾病称做流行病”。因此，在个别疾病与流行病现象之间，没有性质或种类的差别；一种偶尔出现的疾病如果反复出现多次，就足以构成一种流行病。这纯粹是一个临界值的数学问题：零星出现的疾病不过是一种低于临界值的流行病。知觉不再像分类医学里那样关注质和序数，而是关注数量和基数。

对于分类学者来说，医学认识的基本活动就是建立“坐标”：把一种症状安置在一种疾病中，把一种疾病安置在一种类型的集合体中，把这种集合体安置在疾病世界的总体图案中。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战争，没有激烈的情欲，也没有游惰现象，它就不会出现这些疾病；尤其是，如果没有富人对穷人的暴虐，富人自己也生活得有节制，一个民族也不会有这些疾病。 …… 因此，医生的首要任务具有政治性：与疾病做斗争必须首先与坏政府做斗争。人必须先获得解放，才能得到全面彻底的治疗

第一个问题：医生能否成为一个没有同业公会法、行医限制、资格限制等等保护的自由职业？国家的医学意识是否与其公民意识或道德意识一样是自发的？医生捍卫他们同业公会权利的理由是，这种权利不是特权，而是合作的权利。医学团体应该有别于政治团体，因为它无意限制他人的自由，无意把法律和义务强加给公民；它的规定只适用于自身；它的“管辖权只限于自身内部”；但是，它也有别于其他的行业团体，因为它不是为了维护某些权利和模糊的传统，而是为了核对与交流知识

十八世纪末，教育学作为一种由教育（formation）准则组成的体系，直接与再现（representation）理论和思想连贯的理论接合起来。物与人的幼年与青年期被赋予了一种曖昧的力量：既能透露真理的诞生，但也能将迟到的关于人的真理付诸检验，能够校正它，使之更接近于赤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