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 Much Happiness

没有人为你长久悲伤， 为你祈祷，想念你， 你的位置空空如也， 你已不在。

数学是大自然的礼物，正如北极光。它独立于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而存在。它不会和论文混在一起，不会和奖赏混在一起，也不会和同僚混在一起，更不会和毕业证书混在一起。

这里发生过事情。在你的一生中，有几个地方，甚至只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只是这里。

“永远要记得，男人走出房间，他就把一切都留在房间里了。”她的朋友玛莉门德尔松曾经告诉过她，“而女人出门时，她就把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随身带走了。”

真是可怕。索菲娅想。这么多女人的处境如此地可怕。如果索非娅告诉这个女人，告诉她新兴的斗争，女人要争取投票权，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女人会说什么？她也许会说，这可不是上帝的意思。要是索非娅说，消灭这个上帝，让你自己的心变得更锋利。她会不会不再看她一眼——不再看索非娅，带着某种难以消除的怜悯，以及筋疲力尽的神情，说：没有上帝，我们怎么度过这样的一生呢？

坠入。这意味着有时间的跨度，渐渐下滑。不过，也可以是迅速的，瞬间的，也许只花了一秒钟，就掉进去了。现在，乔恩爱的并不是伊迪。滴答。好了，他爱上了伊迪。反正也不会看见，看不清楚的，除非你以为眼睛与眼睛之间会刮起风暴，突然之间灾难降临。命运瞬间会让一个健康的人腿瘸掉，一个缺德的玩笑能让明亮的眼睛变成盲目的石头。

Joyce has never understood this business of lining up to get a glimpse of the author and then going away with a stranger's name written in your book.

“永远要记得，男人走出房间，他就把一切都留在房间里了。” “而女人出门时，她就把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随身带走了。”

“对。”他说，“对，对。”他每每讲话，都要经过冗长的思考，尽量掩饰他的震惊，特别是，那些和他不一样的别出心裁的漂亮解法。

爱。她感到了快乐。在这个世界上，感情部分的内部协调，一定是有某些偶然性的，当然不可能公平，一个人巨大的快乐，会来自于另一个人巨大的悲伤，尽管，巨大的快乐都是短暂的，脆弱的。

我敢说，他喜欢她什么也不知道。他喜欢她无知。她的无知唤起他的某种愉悦，这种愉悦感融化在他的舌尖，像太妃糖一样。

男孩頭底下近耳際處，流出些許粉紅色的泡沫，完全不像血，倒像做草莓果醬時要刮去的表面雜誌。

《我们如何活着》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不是长篇小说，这就够令人失望的了。短篇小说集，似乎光是这种形式就削弱了书的权威性，让人感觉这个作者不过是在文学的大门口徘徊，而不是已经安稳地坐在文学的殿堂之中。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分得清。我知道，他们还存在。我说他们存在，不是说他们活着。因为活着的意思是，在我们这个维度里。我说的不是他们在这个维度。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不在。但是，他们存在，这世界上一定存在另一个维度，甚至有无数个不同的维度。我知道，我一定跨越了某个维度，碰到了他们。也许是因为我那么孤零零地执着于此，无休止地想这些我不得不想的事情。看我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和孤独，有一种神恩感觉应该赐我这种奖赏。我是唯一有此资格的人，这和世界的想法大相径庭。

我没有真的忘记我这是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我是怎么坐在这里的。但是我有一种更加细微、更富有哲学意味的感受。我突然觉得，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赤身裸体的。普维斯先生穿了衣服，但他是赤裸的。我们全都是忧伤的、赤裸裸的、矛盾重重的生物。

她也不是那种只读一遍的读者。《卡拉马佐夫兄弟》，《弗罗斯河上的磨坊》，《鸽之翼》，《魔山》，她都是一遍遍地反复看。她会挑出一段来，觉得自己只看这部分就可以了，然后就发现停不下来了，一直到再感受一遍全文。她也看现代小说，不过看的永远都是小说。她讨厌大家一提小说就会说什么“逃避”。也许她会辩解说，真实的生活才是逃避。这并不是个玩笑，但是，这种话题太重大了，根本没法争辩。

我似乎打算说的是，我猜想自己可能只是个借口，甚至有可能是天赐良机；我成了他们之间现成的争端，成了他们不可解决的问题，把他们扔回天然的分歧之中，实际上这样的状态下他们反倒舒服点。我在小镇生活的所有年头，都没见谁离过婚，所以也许是想当然地认为，还有别的夫妻在一幢房子里各过各的日子，还有别的男人女人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他们之间的差异从来没能弥补，有些话或行为从来没得到过原谅，障碍从来没能消失。

不是因为她和他相爱，她对他有感激之情。她说服自己。在真实生活中，并没有爱这种感情存在。她觉得，给了他想要的，会让他们两人都快乐。于是，后来，她这么做了。 她在学习，她觉得已经够晚了。她身边的大部分人早在同年时代就已经明白了，即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生活也完全让人心满意足。生活满到要溢出来，各种各样的事儿，却不至于把你累得皮包骨头。

在回家的路上，就在快拐进自己家地产的地方，乔伊丝最喜欢看见的是，有些人，甚至有些还是住在稻草屋顶下的人，也在院子里装上了落地玻璃门。这些门，通常窗帘都没拉上，灯光从两块长方形里透出来，仿佛是某种舒适、安全以及休闲的象征。为什么相比普通窗户，它们更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乔伊丝也不是太明白。也许因为它们大部分的功能不光是往外看，而且直接通往森林的黑暗，于是便自然地展现了家给人的安全和温暖。人们在玻璃门内做饭或者看电视，这种景象深深地诱惑了她，虽然她心里明明知道，屋里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草药对她的思维有帮助，或者不叫思维，随便叫什么都行，总之就是她用来打发每一天、每个小时的东西。

我在小镇生活的所有年头，都没见谁离过婚，所以也许是想当然地认为，还有别的夫妻在一幢房子里各过各的日子，还有别的男人女人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他们之间的差异从来没能弥补，有些话或行为从来没得到过原谅，障碍从来没能消失。

我们点的酒上来以后，她说：“我觉得有件事儿应该让你知道。” 这种话，大概是谁都最不愿意听到的。通常来说，你应该知道的，往往都是你难以承受的，这种概率很大。而这一切，其实只是一种暗示：其他人都不得不背负负担的时候，你却得到了轻松的豁免。

我渐渐明白了，大家喜欢听某些人——某些姑娘——说话，不是因为她们说了什么，而是因为她们说这些时的喜悦。她们内心的喜悦，她们的脸闪闪发亮，相信自己的话不同寻常，她们忍不住要和大家分享快乐。可能有些人，比如我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兴趣，不过这也不是她们的损失。反正，这样的姑娘永远不需要我这样的听众。

她想喝点茶，吃点止咳糖让喉咙舒服一点。但她不想慢吞吞地排队，也不想说法语。不管身体好的时候多么游刃有余，一旦情绪低落，预感要生病，立刻毫不费力地，你就被送回儿时母语的荫庇之下。

他们给了他勃丁奖，他们亲吻她的手，他们让他在最豪华明亮的、高雅的房间发表演讲，给她献上鲜花。但是，当她需要一份工作时，他们就关上了他们的门。他们考虑这件事儿的时间，不会比考虑雇用一只受过训练的黑猩猩更久。大科学家的太太们都不想看见她，当然也不愿意请她去家里。 太太们是路障上的哨兵，看不见的，却不可能和解的敌人。对于她们的禁令，丈夫们悲哀地耸耸肩，但仍然会尊重她们的意见。除此而外，脑子里全是旧观念的男人们仍然拘泥于这样的观念：女人的大脑里只有紧身胸衣和名片，和女人一说话，灌进喉咙的全是香水尘雾。

终其一生——他承认，这话要说出口颇为困难，因为他对过度的热情一贯保持警惕——终其一生，他都在等待这样的一个学生走进他的书房。一个能全面挑战他的学生，一个不仅仅是能跟上他的智力成果，而且有可能飞得更远的学生。他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一定要小心谨慎地说出——在一个一流的数学家的心里，一定有一种类似直觉的东西，闪电般的灵光一现，揭示一直存在的东西。精确，一丝不苟，必须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是这样。

她在学习，她学得已经够晚了。她身边的大部分人早在童年时代就已经明白了，即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生活也完全让人心满意足。生活满到要溢出来，各种各样的事儿，却不至于把你累得皮包骨头。要学习精心安排过的舒适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知识，然后去参加社会和公众娱乐活动，你甚至都没有机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一天结束，你会觉得，你做的一切确实是所有人都高兴做的事儿，完全没有苦恼的必要。

话一出口她就立刻说对不起。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把这次谈话当成一段分享时光。河流上的阴影。只不过是某一天，他们的婚姻中，出现的一点小干扰。“我们能过去的。”她说。乔恩远远地看着她，甚至是亲切地。“已经没有我们可言了。”他说。

学校图书馆的建筑高大漂亮，有一些人相信，坐在书桌前，面前放着一本敞开的书的人，头顶都应该拥有一片足够的空间，这些人设计、建筑了这幢大楼并且买了单，他们不管坐在书桌前的人到底是余酒未醒，昏昏欲睡，还是内心充满仇恨，毫无领悟力。光泽隐约的深色木板包围了他们，高大的窗户上刻着拉丁文警句，透过这些文字，能看见外面的天空。在人们最终以教书、商务或者生养孩子为主业之前的几年，应该拥有图书馆。现在，轮到我了，我应该拥有图书馆。

不过，我的日子算不上糟糕，现在想起来，我也不清楚这是因为什么。我个子高，身强力壮，也许这些帮了我的忙。不过我想，我家里的气氛和脾气暴躁、粗暴无礼、互相憎恶的环境（即使这一切都来自于并不经常出现的父亲）能让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合情合理、容易理解，哪怕这种理解并非积极主动的，只不过是被动接受。有没有人努力对我好一点，这根本不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