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

20世紀初期，對中國國民習性的檢討，大抵集中在兩個主要層面：（一）中國人無國家思想、無愛國心；（二）中國人無權利、義務之觀念，缺乏獨立自主、平等自由的精神。

這種愛國思想的宣傳，並非僅以少數知識精英為對象。··········在清末民初賑災、國民捐、抵制外貨、戒煙與爭回權利等一連串大規模社會運動中，便往往有許多工人、貧民、婦女，乃至乞丐、妓女等下層民眾的熱烈參與。

專制政體而外，傳統家族制度，也被銳意革新的晚清知識份子視為阻礙國人自進為“國民”的一大絆腳石。

從這些政治立場雖有差異，立論取向卻大致雷同的言論來看，晚晴國民論述鼓吹自由、民權、平等、自主等源自西方自由主義的觀念與價值，其命意所在，卻與這些觀念與價值的原有脈絡完全相反。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所關懷的並不是像穆勒、洛克那樣，企圖藉由締造一套相對完善的政治機制，來保障個人的自我發展；反之，他們努力的方向，卻是要透過這些觀念的凝聚作用，把個人與國家緊密地結合起來。······集體的國民身體在位階上永遠優先於任何個別的國民身體。

晚清“國民”論述所曾激起的“啓蒙”風潮，與“救亡”的集體需求，所構成的，乃是一個統一的連續體；甚至可以說，前者乃是後者的一個組成部份。

的确，清季民初的中国读书人虽因不断的国耻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但最终还是暗存一种“道高于国”的观念，总向往一种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大同”境界，很多时候可以说就是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世界大同。

绕过民族主义而直接达到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国际的国与国平等。这种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与孙中山颇相似，两人的出发点和关怀也类似，区别在于胡更多看见民族主义对内对外的破坏力，而孙则强调民族主义对内的聚合力。

····一样认为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他甚至愿意中国先以西化的方式加入世界，然后再思考东方未来文化的“翻身”问题。这基本上仍近于梁启超等人的一贯思路，即先顾及民族国家的现实，然后再说世界大同之理想。只不过尊西趋新的新文化人是为了“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而向往西方文化，而梁漱溟等则是为了将来“东方文化的翻身”而不能不先“全盘承受”西方文化。

鲁迅所说的“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然而，不论当年的读书人在心态上多么向往“世界”，一到“现实政治”的领域，他们得到的教训往往是“世界”的确是一个外在的区域。而中国在世界之外的“现实”也凸显了“中国”与“世界”的对立，使“世界人”的认同和世界主义的向往日益趋于虚悬、可望而不可及，造成相当一部分曾经的世界主义追随者明确转向民族主义。

中國需要追求兩方面的主權地位：一、對外主權：即國對國的對等權力；二、對內主權：即對既定領土的完全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