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Book

……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况。虽然竭力过滤网民可能看到的东西，信息还是得到双向的传播。……

卡里埃尔 ……想要掩藏什么东西，这将越来越困难……

卡里埃尔 ……我再读一句夏多布里昂的话。他评论自己一点都不喜欢的拿破仑：“其实，他就是一个战争大赢家，除此之外，任何将军都比他能干。”

艾柯 当有人问我是否读过这本或那本书时，我出于谨慎总是这么回答：“您知道，我不读书，我写书。”

卡里埃尔：人们的目光最终会看见影像所暗示的东西。在波兰斯基的《罗斯玛丽的婴儿》中，很多人看见了片末的畸形婴儿，因

这个摆在首位。

在一切均被遗忘之后，文化只能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东西。

雷吉斯•德普勒曾说过，倘若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是素食者，那么历史将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将不会有从古代遗留下来的羊皮书，也就是写在经过鞣制、能长久保存的动物皮上的书。

卡里埃尔：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则：知识掩盖政权，因此要摆脱知识。

……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曾被评为“一片猥亵的破碎声”，“音乐的终结”。……福楼拜甚至这么说过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若是会写作，他将是个怎样的人呐！”

唯一的风险在于，传播之中的信息变得无可证实，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提供信息的人。自愿提供信息的人，带着或多或少的能力和或多或少的偏见，很有可能突然就成为信息的杜撰者、臆造者，每天对世界做着想象。我们很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描绘世界，并把这些意愿当成事实。

文化是所有从此消失的书和其他物件的墓园。 档案馆和图书馆就如一些冰冷的屋子，我们把记忆储存在里面，以免文化空间充斥着所有这些杂物，同时又不至于彻底放弃这些记忆。在未来，只要愿意，我们总是可以再把它们找回来

艾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同样不是过往事件的真实写照，而是重构。 卡里埃尔：你和我一样知道，国家主义的约束在何种程度上歪曲了我们对某些事件的看法。直至今日，历史学家们还常常服于本国或公开或私密的意识形态…

卡里埃尔：米歇尔・塞尔指出，倘若不再需要付出记忆的努力，“我们只剩下智慧”。 艾柯：当然，在机器比人可靠的时代里，学习乘法表没有多大意义。不过，还存在我们的“锻炼”能力的问题。开车显然比走路快得多。但是，每天还是要走走路，跑跑步，以免变成一株植物。 在某些情况下，熟记一些事情会让人具备某种优良的智识能力，某种知识的自觉性。 人类的部分记忆就寄存在书中，在这些机器里，但还必须知道如何从自己的工具里抽取最好的部分，也就是如何管理自己的记忆。

有人第一次到你家，看见你那极为可观的藏书，肯定会问你全都读过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知道好几种答案。我有个朋友友会回答：“比这还多，先生，比这还多。” 至于我嘛，我有两种答案。第一种是：“不。这些只不过是我下周要读的书。我读过的书都在大学里。”第二种是：“我一本都没读过。不然我留着它们干吗？”

卡里埃尔：巴西收藏家胡斯·曼德林围绕一般所说的“美洲”主题创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图书馆。他造了一个房子专门放这些

书。他还设了一个基金，以便在他去世以后巴西政府接管他的图书馆。我的藏书要粗陋得多。不过我想特别安排其中两套书的命运。有一套我想是举世无双的，也就是各种寓言和传奇，世界各国的起源叙事。从藏书角度而言，这些书并非珍本。这些故事没有作者，版本往往稀松平常，书页是用旧的书。我希望把这套三四千册的书捐赠给某个民间艺术博物馆或某个专题图书馆。不过我还没找到这样的机构。

我形成了某种“十选一”的理论。只需在十本书中读一本。至于其他的书，你可以立刻看出参考文献是否可靠。倘若有部著作真的有趣，你也没有必要读它，因为，它肯定会在别的著作里得到解释、援引和批评，当然也包括你决定要读的著作。

在机器比人可靠的时代里，学习乘法表没有多大意义。不过，还存在我们的“锻炼”能力的问题。开车显然比走路快得多。但是，每天还是要走走路，跑跑步，以免变成一株植物。

我们全都受着过滤的教育，这种过滤早在我们之前就已完成。正如你所说，这是一切文化的本质。不过，置疑这样的过滤并非想当然地被禁止，我们也不会放弃置疑。

有一次，有个分析哲学家问我，为什么要了解古代廊下派哲人如何阐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么他们说的是些蠢话，与我们无关；要么他们的理论确实有效，那么迟早总会有人重新提出。 我回答他说，古代廊下派哲人们也许提出了某些有趣的问题，只是从此又被世人所遗忘，我们必须重新找到一切被中止的思辨过程。倘若他们的思考正确，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等某个美国天才来重新发现这一古老的理论，既然欧洲的傻瓜们早已了如指掌。或者，倘若某个从前展开的理论把人类引入死胡同，我们最好也有所了解，以免再次走上绝路。

随着时光的流逝，每本书都嵌入人们的各种解释。我们阅读莎士比亚不再是他们当初写下的样子。我们的莎士比亚比其同时代人所阅读的莎士比亚更丰富。一部杰作要成为杰作，只需为人所知，也就是吸收各种因它而起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最终将成为它的一部分。不为人知的杰作没有足够多的读者、阅读和解释。

艾柯：《蒙娜丽莎》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达芬奇有画过比这个更美的作品，比如《岩间圣母》或《抱白貂的女子》。但《蒙娜丽莎》得到了更多的注释，这些注释犹如沉积层，和时光一起沉淀于画里，并改变画本身。艾略特在评论《哈姆雷特》的文中说的很清楚。《哈姆雷特》不是杰作，而是一部混乱的悲剧，无法协调各种不同的头绪。正因为此，它变成一个谜，让所有人不断探索。《哈姆雷特》不是因为文学品质而成为杰作；它是因为经得起世人的注释而成为杰作。为了流传后世，有时候只需大放狂言。

我当初写博士论文时大量参阅了吉尔森的《中世纪哲学》，如今我甚至不能用手拿起这本书。纸页都真的碎了。当然我可以再买本新版，但我喜欢旧的这本，上面有我用各种颜色做的笔记，它们构成了我当年每一次参阅的历史。

每次新的科技产生，必会力证自己超越以往一切发明与生俱来的规则和限制。新科技期待自己骄傲而独一无二。新科技仿佛自动给新用户带来了某种随时可以上手的自然能力，仿佛随身带有某种新的天分，仿佛随时准备着肃清以往科技，并把那些胆敢拒绝它的人变成过时的文盲。 我一生都见证着这样的勒索。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任何新科技都需要接纳某种新语言的漫长过程，我们的脑子越是被前一种科技语言格式化，这个过程也就越是漫长。

艾柯：意大利的年轻人接触哲学不是像法国人那样通过哲学实践，而是通过学科历史。我想起我的哲学老师，一个了不起的人。多亏了他，我才会在大学里学哲学。通过他，我切实地理解了某些哲学元素。这位出色的教师很可能没有读过他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所有作品。换言之，他带着激情出色地向我讲解的许多书，都是他自己其实不知道的书。他只是通过哲学史来了解这些著作。

艾柯：有人第一次到你家，看见你那极为可观的藏书，肯定会问：“你全都读过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知道好几种答案。我有个朋友会回答：“比这还多，先生，比这还多。”至于我嘛，我有两种答案。第一种是：“不。这些只不过是我下周要读的书。我读过的书都在大学里。”第二种是：“我一本都没读过。不然我留着它们干吗？”

那天晚上，我和两位汉学家吃饭，讲到我的惊讶。 一篇有关莎士比亚的并非新闻的报道，怎么会几乎占满《今日中国》的头版？其中一位汉学家告诉我：“别忘了，您是在一个使用官话的国家里，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里，长久以来，书写与权利紧密相连，极其重要。 当西方（也许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出了什么事时，有必要在头版上用五栏篇幅来报道。”

事实上，最好永远避免在唯一信息来源的基础上重建历史。何况，由于时间的差异，某些文本已经不可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二十多年前，美国国家宇航局，或另一个美国政府部门，提出问题：应该把核残渣埋在哪里？我们知道，核残渣的放射性能力可以持续一万年——总之是个天文数字。他们的问题在于，倘若真的可以找到这么个地方，他们却不知道应该在其附近建立何种信号，以禁止未来的人类入内。

艾柯：倘若网络存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否还有可能？我不能肯定。所有人将立即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况。虽然竭力过滤网民可能看到的东西，信息还是得到双向的传播。中国人可以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我们也能知道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卡里埃尔：为了在网上实施审查，中国人想出了各种极其复杂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网民们最终总能找到应对办法。在中国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人们使用手机，可以随时拍摄下他们看到的场景，这些影像随后就传播到世界各地。想要掩藏什么东西，这将越来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