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下）

文学史写作本质上就是区别雅俗的工作。从一堆文学作品中挑拣一些来论列，无论怎么说，都不会挑一些特别烂的来谈。就像写史，无论持什么观点，不可能只找一堆卑琐无足深论的人，或一堆无聊的事去写。可能你的雅俗判断与我不同，可能你所以为雅者我以为俗，但雅俗之审美判断依然是在的，去俗就雅的基本论述方向也是不变的。 同时，文学史也无法讨论“大众”。它只能谈大众里的个别特殊、杰出者，那其实就是精致的，就是精英。一旦不寻找英雄，便也无价值需要标举，无典范值得效法。

鲍照诗中特显一种人生之苍凉感。此种苍凉不同于≪古诗十九首≫之忧生，也不是建安之忧世愤激。是世味饱谙、无可奈何，又不能安之若素；想愤激怆恻，却又要勉作宽慰语。是看破而看不穿，想舍离又不放弃。此所以为＂难＂，所以苍凉，所以怅恨，所以吞声。

一般文学史及文学研究者都喜欢说这个时期文人如鲍照等如何吸收了民间乐曲，乐曲如何影响诗歌并促使齐梁声律之兴。这都是昧于大势的。文坛方以文雅典正为上，文人势力如此之大，委巷歌谣，染上了都要遭鄙视，民歌有力量影响文人创作？当时亦非没有将文学与音乐重新扭合的各种做法，但那是收编、改造，而非向乐曲靠拢、向民间学习。

“音乐随时变易，新声既起，旧乐即难保存

”成为诗篇被追认的典范“

”或颂盛德或刺窳政“

“總括地看，似乎義山那個時代，正有一股特殊的創作風氣，敘述傳統增強了，且瀰漫於原本以緣情言志為主的詩文中，而義山適為此一創作形態之集中表現者。……唐人詩，特別是貞元元和以後這一段時間的詩，也多有作意好奇、盡設幻語的。名叫元無有、成自虛，就是指明文章表明上寫得有憑有據，信誓旦旦，實質上卻是語言的虛構物。小說戲劇如此，詩何獨不然？”（p456）

汉代帝廷王廷的文学侍从之臣早已形成过文学集团，但人数规模显然以建安为胜，而且结构不一样：过去的文学侍从之臣，乃是君主豢养的下属，现在则君臣均为文学上的同道，彼此切磋论艺。曹丕《与吴质书》谈到这些朋友物故时还引用钟子期俞伯牙的故事，“痛知音之难遇”。这就表明了他并不以文学侍从之臣看待王粲等人，而是将他们视作文学事业上的伙伴。君主本身既是文人，又有此等心态文学集团之性质自然迥异于前。在这个写作团体中，遂再也没有出现汉代文人哀时命、嗟不遇那种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