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绅

政治权力与伦理权力的分离是孔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并且也是中国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春秋》是一部中国的政治典范。它揭示了好政府的规范，但没有对如何实现它们提出任何实际的建议。

当皇帝需要钱或劳力时，他必须积极地满足这些要求一他的任务是把负担转移到人民的脊背上。同时，如果这个负担对人民来说过于沉重的话，他们可能会造反，因此这个官员就会首先受到攻击，成为皇帝的替罪羊。官员必须有两副面孔：在人民面前穷凶极恶，在皇帝面前卑躬屈膝。

当帝国权力统治着整个国土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隐藏起来呢？帝国权力可以焚书坑儒，可以杀死一些学者，因为一些著作伤害了皇帝；帝国权力可能暂时完全地压制着伦理路线。

因此，学者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从实际政治中分离出来，他们作为伦理路线的保持者，但并不对政治发生积极的影响。

在传统体系下对于自然知识和伦理知识的态度上的区别。自然世界的知识是生产知识，是属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赖以为生的人的。另一方面，伦理知识是那些用头脑来统治人民的人的一种工具。

只有当生产者自身有权来决定时，现代技术的进步オ会来临。一旦这种权力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分离时，技术改进将会停止。

当历史学家吹捧或者非难希腊人或罗马人时，他们头脑里只有武士和哲学家。在西方博物馆和艺术馆以及畅销书作家笔下描述的中国，不同样是这样被赞美和批判吗？代表中国的只是少数人，有闲绅士。然而，对中国全面的观点应该包括穷人和富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最高当权者能受到法律的限制，那么，行政当局就能够圈住老虎。但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点从未发生过。结果就是管理者（包括官员本身）从未寻求过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然而，对立面是确实存在的。一方面是无效率和寄生现象，另一方面是帝国的遥控和皇帝的无为政策一一这一点总是某种理想。而且这种政府的理想，一个“好皇帝”的理想，即只主持而不统治，是难以做到的。至于官吏关心的下一个最好的事情只是保护他们自身，为他们的亲属开后门，并且能够利用他们的位置作为屏障来反对皇帝的怪念头。

儒家否认人与自然的重要性，这一缺陷在我们与西方现代文明交锋时的无力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单方面强调（西方的）物质发达，而对社会关系的相应发展缺乏应有的考虑同样是危险的。因此，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不该是西方文化的简单移植，而应该隐含着对一种与和谐统一的内在精神相适应的社会结构的重组。……要使中国不灭亡，我们必须要从几千年的历史传承的经验中寻找我们自己的出路。

中央政府的威权主义有时存在，而且的确十分专制，但这种统治理论上是根基于道德权威而非武力，儒家学说曾多次指出过这一点。正是一种理想而非专制主义的存在这一事实影响到了这些现实，这与在美国人人平等的理想影响到了美国的那些现实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