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人

不要对一切异己都是批评，而要将这种批评的权利保留起来，以图和睦。 “随便说说”的阀门一旦被关，真正的恶意反而要在心里酝酿。

按教科书，荀奉倩重色轻德的结合，一定不会牢靠，总要弄出些乱子，不是亡国，就是破家。令人失望的是，荀奉倩婚后，夫妻情好至笃。好到什么程度呢？曹夫人生了重病，虽在冬天，身体燥热。荀奉倩便到院子里，以身取冷，再回来用身子为太太降温。 曹夫人最终还是不起。荀奉倩痛悼神伤，不能自已。朋友傅嘏劝慰说：才色并茂固然难遇，至于你，只讲容貌，得人并不为难，又何必如此伤心？荀奉倩说：佳人难再得，逝者虽然算不上倾城之貌，毕竟是难得的颜色啊。他天天伤心，天天伤心，过了一年，自己也死了，死时不到三十岁。

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但古代的文臣，多喜欢写诗，喜欢表达出世之志、田园之想。这种若离若弃不离不弃的姿态，乃是自我安慰，行卑而标高，便似有通向良知的后门。言行、知行不必一致，必不一致，已成传统，不自严嵩始，不随严嵩终。我们看山水诗的宗师，南朝的谢灵运，诗篇何等高妙，再看他的行事，和诗大不相副。原来早在那时，诗歌，在许多人那里，已是对日常生活的救赎，如洗手的水。

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特别在帝制时代，小小百姓，有多少信息来源呢？便在今天，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我国的传统，是最喜欢对别人的事下裁断，怎样对怎样不对，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果此类判断每天少于十次，大概就够不上是标准的炎黄子孙。依据是价值观，而价值观是一张价格表，什么在上，什么在下，何者为大，何者为小。但人心九窍，世事万绪，颇有不能为表格所尽者，何况义务表之外，还有对后果的衡量呢。价值冲突的永恒，大概不会在爱情之下，至于黑白分明，那是官方文告和九流小说里才有的事情。

比如我们不愿承认的许多事情之一，是我们只是船上的乘客，也不掌舵，也不愿出力划桨，只在一边心怀嫉妒地发些牢骚，甚至威胁要把船钻一个洞；或再三检视账本，看都有谁是欠了自己的，利息若干，或宣称自己的包裹中有无数指引航向的宝贝，然又秘而不发；一边希望别人都失败，一边害怕万一轮到自己掌舵，实在无所措手足。这样一种性格，自然不是先行者所盼望的。

把孩子召集起来，告诉他们太阳绕着地球转，或达尔文是猴子，这不过是谬见的强迫教育。而要孩子自己动手来证明达尔文是猴子，得逼着他发动全部的恶意，抛弃对同类的所有同情心，蔑视一切他已知和未知的逻辑，把对事实的任何敬意踩到泥里去 对知道达尔文不是猴子的成年人来说，去批判达尔文是猴子，要先对自己进行无耻训练；对孩子来说，没有这种痛苦，而更坏的却是，他将不知道这里面有羞耻。

汉末有一个叫管秋阳的人，和弟弟及一个同伴，三人出行，粮绝，与弟弟共杀同伴，食而得活。孔融议论说，管秋阳爱先人遗体（自己的身体，先人所遗，爱惜是谓孝），吃同伴不算错，反正这人又不是什么至交好友，那么，不过如“禽兽而能言耳”。

嘲笑归嘲笑，脚下仍要赶紧。不能说人嘲笑什么，就都渴望什么，但不少时候确实如此。愿意不愿意冒做可笑人物的风险，与是否“成功”大有关系。

文人对君主的期待，是以爱好者的身份来做文学的保护者。

他的 女儿是严格按照各种规范、守则、礼仪培养出来的, 是远近闻名的小君子。有一次我到他家,小姑娘送上 一盘水果,说: "先生吃大的,园园吃小的。 "我心里 说:"哦,这个小伪君子。"

顾炎武曾说,性、命、天道这些玄远的事情,孔 子很少说,今天的君子则挂在嘴边;什么事能做什么 事不能做,孔子言兹在兹,今天的君子却不大提。

当年梁启超骂奴性, 云"依赖之 外无思想,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 之外无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实 还有更高一层的,为言主人之所难言,事主人之所未 事, 奴 才做到这个份上, 才 算有成 谀则倍之千万的人,更是后世才有的了。韩非子《说 难》 ,讲到若干条揣摩功夫,相如只会一条,叫做"主 有私急而强之以公义"; 他不会的,还多着呢。 又总则 云"饰其所矜而灭其所耻", 司马相如只懂得一点儿"饰之所矜",至于"灭其所耻"的功夫,现在随便找个文化 人,都可以做他的老师了。

五代的惨剧,本可换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纷纷而出,把观念的旧山河收拾起来,重入轮回。此后纷纷 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认真地琢磨些事情。

文革批人都是把正事和闲事相结合。中国人哪越是闲事大家越感兴趣，越能搞臭一个人。光批判他怎么搞修正主义，鼓吹反革命分子，老百姓听了不上劲，实际上是先把你的名声搞臭了，政治上也就不打自倒，好办了。

假如天堂的意义在于它和地狱的间距，毫无疑问，当沉沦者沉得更深，升华者也就升得更高。

古代王朝更替，后任喜欢把前任形容为十恶不赦，坏得不可思议的坏人，如周之诋商纣，唐之毁隋炀。行动的正当性，经常需要通过对手的不正当性来实现，如果那一边还没恶贯满盈，那就得让他满盈。

许多事情，都如《双忠记》之于张巡事，涂饰一番，便成高节，成大义，成美谈。新文化运动时，大家都骂礼教杀人。其实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

我只好建议：＂估计你的班主任会收到大量的荔枝，所以，你也许该送点别的，比如……一盒庆大霉素

有时还会要你批一本书，比如《青春之歌》，但和批《水浒》不同，在批判之前并不让你看《青春之歌》，因为你的“鉴别能力”还差，弄得不好，看过之后，不但批不出，自己先中毒了。这是件挺奇怪的事，因为中国人的鉴别能力总是如此地被低估，而批判能力又总是如此地被高估。

在中国，传统的教义是用审美代替思辩，用玄想抵制实测，用善恶混淆是非。

另外，儒家对物理世界的知识，几乎没有兴趣，对灵魂问题也不大关心。我们知道，有两种事物，最值得也最能促使人动脑筋，一个是广不可测的世界，一个是深不可及的内心。孔子的智慧，在清人看来，仍历历如新，因为这一知识体系，大抵不出人伦世界。士人是国家的脑筋，他们不动，就没得动了。

孩子们不知道：好人和坏人在道德上是共同体，彼此需要，相互寄生；也不会知道，好人通常是希望坏人变得更坏的。最好是坏到透顶，无以复加。如果这些坏人一时未臻极境，那就推他们一把。

夏姬的事是很好的例子。这位中国的海伦出身郑国的公室，她的第一个丈夫，年轻时就死了，第二任丈夫，陈国的御叔，在生下一个儿子后也去世了。若干年后，放肆的夏姬和陈灵公私通，大臣孔宁和仪行父也是她公开的情夫。这三个人四处宣扬，欣欣得意。有一次在夏家饮酒，陈灵公对仪行父说，你看徵舒，长得多么像你呀。仪行父说，也像您呀。

金朝的王若虚，与人论张巡事。人问杀人“为己不可，为国何害”，王若虚说：“为己与为国等耳，天下只有一个是。”人又说“图大事者不顾其小”，王若虚说：“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 其他如王通说的“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王夫之所说的“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袁枚所说的残忍的原因纵然不同，残忍总是残忍。正是这些议论，使人读史时仍存一些信心。 …… 其实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

没有罪恶的社会一旦出现，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恶的能力被统治者独占了。

后人感叹李斯之死，或说他不懂得功成身退。其实这个道理，李斯何尝不知，只是他一手奠定的格局，已没有那种水滨林下，可为他的退步了。当年商鞅出亡，想找个旅店，店主说：“商君的法令，如果收容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坐以同罪。”商鞅只好长叹自己的“为法之弊”。在这一点上，两人的境况真是相似。

看得入迷，会染上“纵横家气”。……讲究的是运筹帷幄，撒豆成兵，把天下事运于指掌间来谈，仿佛面前是摆着万国图或地球仪的，所以能视五千年如盘水，二万里如掌泥，捭阖之方圆之，无不顺手。如此论史，“戏剧性”是有了，但也只有“戏剧性”而已，说来说去，还是说书的。

他们不过分到了一两成皇权，皇权的恶倒分到了十成。有纵人为恶的机构，自不愁找不到为恶之人，而骂宦官，剐刘瑾，虽然义勇可形，但既然又主张宦官制度，知者难免要说那是移羞做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