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

景公盖姣，有羽人视景公僭者。公谓左右曰：“问之，何视寡人之僭也？”羽人对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窃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杀之！”……晏子对曰：“婴闻拒欲不道，恶爱不详，虽使色君，于法不宜杀也。”公曰：“恶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将使抱背。”

从性学及心理学的角度推测，同性恋应该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出现，正如潘光旦先生所云：“同性恋的现象在动物生活史里就有它的地位。它和人类的历史是同样的悠久。”因此，同性恋是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人种、任何宗教中的一种和异性恋同样久远的性现象。

国人对于同性恋的认识也逐渐趋于理性和包容，李银河教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中国同性恋婚姻法(草案)》，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同性恋者生存状况的改观，反映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完善，这是社会的进步，人性的超越。然而相较于西方国家，3000万以上(保守数据)的中国同性恋者还远未迎来他们自由发展自己性取向的春天，男女之爱才是自然、正常、天经地义的观念已积淀为一种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之敦煌残巻中写到了帝王与其男宠的性爱场面，另有日本学者岩田准一（1900-1945）在其研究男色文化的专著《本朝男色考》中追根寻源，考证出古代日本的男色之风源自唐僧空海，空海将大唐的男色风气带到了日本，渐渐流行于僧侣中，继而扩展到民间。这些均可作为唐人并未屏弃男色的旁证。

《世说新语》全面展示了超拔睿智的魏晋风度，阮籍破天荒地用同性爱诗歌抒怀寄兴。南朝更涌现了以“选录艳歌”为编撰主旨的诗集《玉台新咏》，其间收录了诸多歌咏男色的艳诗，极尽柔靡绮丽之能事为后世男色书写提供了浮华的词藻和典型的形象。

《聊斋志异》卷五《封三娘》，则演绎了一个与李渔《怜香伴》相似的女同性恋故事： …… 同样相遇于尼庵，同样一见钟情，同样两女侍一夫，与《怜香伴》唯一不同的就是女主人公之一是狐。

现代文学中以郭沫若《我的童年》为代表，作者详细叙写了少年学子间的同性恋风气，着重点染了我”与汪姓同学的美好初恋 ，表达了作者接受“情合”、摒弃“欲合”的同性爱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