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

以西洋画报为榜样，以图文并茂为目标，以新闻纪事为主干，以绘画技巧为卖点，以开通民智为宗旨，以兼及妇孺为准则。

画报虽以图像叙事，新闻是其基本内核。 虽然画师成了创作的主角，但画报的性质决定了其必须以记者的眼光，以图像叙事的方式，讲述学士大夫以及妇女儿童都喜欢的故事。

阅读晚清画报，最好兼及时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例如，那些互相支持且互相阐释的全景与局部、突发事件与日常琐事、连续性叙事与美人图花鸟图，表面看有些杂乱（因材料限制），可穿插呈现的结果，便是动静结合，错落有致。

谈论名画的“观看之道”，或者“图像证史”中的“社会景观”及“可视的叙事史”，乃至人文研究的“图像转向”，对于晚清画报来说，都有点过于“高大上”了。

因此，从政治史看，除广州的《时事画报》外，晚清画报全都太过温和，很少留下值得追怀的慷慨悲歌。这些平实且世俗的画家们，不怎么强调“文以载道”，而是兼及新旧与雅俗，突出可视性与趣味性。如此文化立场，正是我所阐发的“低调启蒙”——迥异于改良派或革命派虽路径不同却都喜欢指点江山的“高调启蒙”。

尽管不同时期文化趣味与思想倾向略有变迁，但作为整体的《点石斋画报》，最值得重视的，还是其清晰地映现了晚清“西学东渐”的脚印。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格外关注画报中的“时事”与“新知”，而不是同样占有很大篇幅的“果报”与“奇闻”。

可《点石斋画报》真正的意义，在时事画而非技巧上更为成熟的人物画或风俗画。

也正是这些“论说”，显示作者对于画报的意义并无深入的理解，依旧停留在“开愚”“启蒙”，而不太考虑图文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张力。

不管是“艺术创新”“文化启蒙”，还是“时事新知”，其实都不足以穷尽晚清“画报”出现的意义。 由于画报中图像占据主导地位，画师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成为传播新知的主体，导致感觉世界方式的变化。这一点，必须放在新闻史、美术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点上来把握，方能看得清楚。

讲故事而配插图，这无疑最能吸引儿童；只是《启蒙画报》既然隐含教科书意趣，如何有效地传授知识，让儿童将“学习”作为“游玩”而不是苦差事，乃成败关键。设立伦理、地舆、掌故、格致、算术、动植物等栏目，用文字兼及图像的方式，深入浅出地介绍各种专门知识。

编刊画报的本意，即以图像方式写新闻、讲故事、发议论；如何舍弃了新闻性，那就背离了办报初衷。画报可以夹杂“古事”，但必须以“时事”为主干，至少也得“影射现实”。

潘达微、何剑士、高剑父、高奇峰等人主持的《时事画报》及《真相画报》，可以说是晚清最为“高雅且精致”的画报。其政治上的“高调”，表现为鼓吹风潮、书写革命；其艺术上的“高调”，则是普及学术、提倡新文人画。

《时事画报》及《真相画报》之所以将关注点逐渐从“时事”转移到“美术”或“学问”，既有画家的内在趣味，也是外在环境决定的。 实际上，这种革命胜利后的失望与颓唐，确实以何剑士最能代表。

最直接的效果是，画家不再追求写实，而是采用轻车熟路的仕女画笔法，来绘制所有中国女性——包括古代著名的丑女，以及当今充斥大街小巷的各式妇人。 单从画报仕女图传统之强大，隐约透露出读者的欣赏趣味。……如此“鉴赏女性”的目光，我相信很大部分来自成年男子——无论其社会阶层以及文化水准。

今人所见晚清画报中的场景，无不包含着画报人的眼光、趣味以及笔墨技巧等。

在这个意义上，阅读、体味、遥想晚清人的“帝京想象”，对于今人来说，并不那么容易，同样需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额者特氏临终叮嘱母亲：“中国风俗，向以家产遗子孙，无捐以举公众事业，造社会幸福者。有之，请自慧仙始。我死，以我家遗产兴女工。世好诚裕如性不欺，且热心学务，属其经画，可竟吾志。”诚璋（裕如）不辱使命，终于建起了以慧仙命名的女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