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概述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令人极焉。”这是《太极图说》之大义。这里最可注意者，他把宇宙与人分作两节讲。宇宙无标准，换言之，是自然的。因此人类须自定一标准，即“立人极”。

此且不說,因欽順早卒未及知守仁的晚年思想。

所读书益多，遂知治史学。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

可见朱、陆歧见，双方在思想系统上，实在各有渊源，各有根据，却不纯在“尊德性”，“道问学”，指导人入门途径上的歧见呀！

朱、陆异见，还是在理学内部的异见；浙学则从史学上来反对朱熹新传统。

陈亮还是在争态度，叶适始是在争思想。陈亮所根据的还是功利立场，叶适却直从正统宋学的义理立场来争辩。

他（叶适——引）把《论语》里的曾子和《中庸》及《孟子》乃至《大学》和《易传》，逐一批评了。而同时又批评到周、张和二程。其实是在批评朱熹所排定的儒学新传统。

大抵浙学如季宣、傅良，还是祖谦的气味重，陈亮则叫嚣。叶适精于制度，得浙学之真传，又能言义理，遂为闽学之劲敌。

经学遂透进了史学的范围，远为此后新经学开先路。

朱熹不喜浙学，不喜浙学之治史，不料身后却由浙学传其学髓，此所谓金华学派。

朱熹学派，......只在浙东有振作。这因朱学已和二程不同，他自己实已转移到书本考索上。因此默守训诂传注者，皆见为不胜任。只有透进史学范围的，始能再有所光大。这一层，在熹本人却未悟到。学术思想之转变，往往当身不清楚。这是其一例。

到他（孙慎行——引）手里，才把宋明再挽到先秦。他所用一切论题，则全是宋明的，但他的观点，却全是先秦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思想体系告诉了我们宋明理学最后的归宿，而同时却是此后新思想新体系之新开端。

我们若要明白近代的中国，先须明白宋。宋代的学术，又为要求明白宋代一至要之项目与关键。

除却佛学，所剩只是晚唐以来进士轻薄的诗，以及南唐二主之词，这一类颓废无力的小文艺。

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因此我们叙述宋学兴起，最先应当注意的，是当时几位大师的人格修养极其教育精神。胡瑷、孙复则恰是两种人格的典型。

胡瑷可说是宋代第一教育家。

他在当时代表着师道的尊严。

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若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贵，可以行其志。若云思不出位，是自弃浅陋之学。

情非不正，圣人非无情。欲求圣人之道，必于其变。

他这几句话，可说已透露了后来宋学所修养问题的要旨。当知宋学所重，外面看来，好像偏在私人修养，其实他们目光所注，则在全人群，全社会。

中国道统定为孔、孟、杨雄、王通、韩愈而至他同时的柳开、士建中与孙复。

范仲淹是初期宋学中第一个政治家。

仲淹自宿学中，督课诸生皆定时刻。常夜中潜至斋舍诇（xiong去声）察，见先寝者便诘之，若遇妄对，则取书问之，罚其不能应者。

他又从事教育事业外，注意到社会事业。

...谓佛法为中国患，其本在王政阙，礼义废。他主张从政治社会问题上来转移民间信仰。

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岂特不非，直谓唐太宗之治，几乎三王。因此他在学术上的兴趣，变转入史学......他本着史学家观点来衡量学术，常注重人事，不取玄谈。......他又不喜谈心性，因谈心性，则近是哲学玄谈了。

但他仍极自信，他说：“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伪《经》也。自孔子没，至今二千岁，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也与修同其说也。又二千岁，将复有一人焉。然则同者至于三，则后之人不待千岁而有也。《六经》非一世之书，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以无终极视数千岁，顷刻耳。是则余之有待于后者远矣！”

他们合着庄、老、佛学和战国策士乃及贾谊、陆贽，长于论事，而卒无所指归；长于和会融通，而卒无所宗主。 他们长于史学，但只可说是一种策论派的史学吧! 好像仅恃聪明，凭常识。仅可称之曰俗学，而却是俗学中之无上高明者。 ......自成一学派。求之于古，可称无先例；求之于后，亦很难寻嗣响。他们是当时的策士......是一种忠诚激发的道士......他们是儒门中之苏、张，是庙堂中之庄、老。 这是宋学中所开一朵异样的鲜花。

北宋初期诸儒......有各式各样的人物。五光十色，而又元气淋漓。这是宋学初兴的气象。但他们中间，有一共同趋向之目标，即为重整中国旧传统，再建立人文社会政治教育之理论中心，把私人生活和群众生活再紐合上一条线。换言之，即是重兴儒学来替代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