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边城

鲜艳的色彩只有保守性的乡农仍旧喜爱，沦为没有纪录的次文化。此外大红大绿只存在于婚礼中，而婚礼向来是古代习俗的废纸篓，“儿女英雄传”中安老爷的考据，也都是当时已经失传的仪节了。“洞房”这名词甚至于上溯到穴居时代，想必后来有了房屋，仍旧照上代的习惯送一对新人到山洞中过夜。洞房又称“青庐”，想必到了汉朝人烟稠密，安全清静的山洞太少，就在宅院中用青翠的树枝搭个小屋，仿效古人度夏或是行猎放牧的临时房舍。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的，大都是椒盐式。

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我爱他们

这时候正是大跃进后大饥荒大逃亡，五月一个月就有六万人冲出香港边界。大都是邻近地带的乡民。向来是农民最苦，也还是农民最苦。十年前我从罗湖出境的时候，看见乡下人挑着担子卖菜的可以自由出入，还羨慕他们。我们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个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热天，我们站在太阳地里等着。这香港警察是个瘦长的广东靓仔，戴着新款太阳眼镜，在大陆来的土包子眼中看来奇大的墨镜，穿的制服是短袖衬衫，百慕达短，烫得摺痕毕挺，看上去又凉爽又倨傲，背着手踱来踱去。

我写的不是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也有人性，也有正常人性的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成了共党文艺里一套板的英雄形象。

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会像“洗了个热水澡”一样，把“积郁都冲掉了”。 王佳芝演话剧，散场后兴奋得松弛不下来，大伙宵夜后还拖着个女同学陪她乘电车游车河，这种心情，我香山太演过戏，尤其是演过主角的少男少女都经验过。

这“司空”的确名下无虚，比蛋糕都细润，面粉颗粒小些，吃着更“面”些，但是轻清而不甜腻。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事实是我从来没脱出那“尴尬的年龄”，不会待人接物，不会说话。话虽不多，“夫人不言，言必有”失。

以上的照片收集在这里唯一的取舍标准是怕不怕丢失，当然杂乱无章。附件也凌乱散漫，但是也许在乱纹中可以依稀看得出一个自画像来。 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 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无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 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是对熟朋友的态度，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的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

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太干燥的大蛋糕，上层还是从前西班牙人初见的淡蓝的天空，黄黄的青山常在，中层两条高速公路架在陆桥上，下层却又倒回到几十年前，三代同堂，各不相扰，相视无睹。三个广阔的横条，一个割裂荧幕的彩色旅游默片，也没配音，在一个蚀本的博览会的一角悄没声地放映，也没人看。

这一大套传说，内容复杂丰富，绝对不是《镜花缘》或《葛利伐游记》里面的穿心国、大人国、小人国可比。是传统、时间与无数人千锤百炼出来的。传到后来神话只有孩子们相信，成了童话。西方童话里超自然的成分，除了女巫与能言的动物，竟全部是小型人，根据小黑人创造的。美妙的童话起源于一个种族的沦亡——这具有事实特有的一种酸甜苦辣说不出的滋味。

记得王尔德说过，“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

……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