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教育书简

美不能自由地发挥它的作用，它受到它作用对象的限制，因此它实际发生的影响就带有它作用对象的痕迹。如果它影响的是片面地受情感控制的自然人，也就是无形式的自然，它就会陷入物质生活；如果它影响的是片面地受法则控制的所谓“文明”人，即反自然的艺术，它就会陷入抽象的形式。

美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手段，把人从物质引向形式、从感觉引向法则、从一个受限制的存在引向绝对存在，这并不是因为它帮助思维，而仅仅因为它为思维创造了可以根据思维自身的规律来进行外显的自由。

人身上除了他的意志以外再没有别的支配力，只有像死亡和失去意识这种可以消灭人的东西，才能废弃人的内在自由。

人们在时间中看到永恒，在一系列的偶然中看到必然，虽然说不出这从何而来，如何产生的。感觉与自我意识就是这样产生的，完全不借助于主体的帮助；两者的渊源都在我们认识范围的彼岸，因而同样也在我们意志的彼岸。

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其他途径。

人像穴居人一样躲在洞穴里，永远是孤独的，在自身之外从来没有找到过人性，在这种情况下，美的幼芽难以发展；但就是在人成群结队地过着游牧生活时，他也永远只是数目，在自身之内从来没有找到过人性，美的幼芽也同样难以发展。只是当人在自己的小屋里静静同自己交谈，一旦走出小屋就同所有的人交谈，美的可爱的蓓蕾才会开放。

最高的愚昧与最高的知性彼此间有某种共同点，两者都只是寻找实在，对纯粹的假象都完全无动于衷。

只要强制在主宰，需求在进逼，想象力就被牢固的枷锁束缚在现实上面；只有当需求得到满足，想象力才会发挥出它那不受任何约束的功能。

只有当假象是正直的（它公开放弃对实在的切要求），并且只有当它是自主的（它不需要实在的任何帮助），这种假象才是审美的。一旦假象是虚假的、冒充实在的，一旦它是不纯洁的，它发生作用离不开实在的帮助，假象就只不过是达到物质目的的一种低劣的工具，一点也不能证明精神的自由。另外，既然我们对美的假象下判断时根本不去考虑它有没有实在性，那么我们在美的假象中发现一个对象没有实在性就无关紧要了。因为一考虑有没有实在性，就不算是审美判断了。

不论在哪个个人身上或哪个民族当中，有正直而自主的假象，就可以断定他们有精神、趣味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优点——在那里，我们将会看到支配现实生活的理想，看到荣誉战胜财产、思想战胜享受、永生的梦想战胜生存。在那里，公众的看法是惟一令人畏惧的东西，橄榄花冠比红色锦袍更受尊敬。只有软弱无力和乖戾反常才把虚假的和离不开（实在）的假象当作自己的避难所，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只要他们不是“通过假象来弥补实在，就是通过实在弥补（审美）假象”——这两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一就证明他们既无道德价值也无审美能力。

我们在什么地方发现有对纯粹假象（审美假象）做无利害关系的自由评价的痕迹，我们就能推断出那里人的天性已发生了这样一场变革，人身上的人性已真正开始。

感性的善只能使一个人幸福，因为它是以据为己有为基础的，而据为己有总会带来排他的结果；而且感性的善也只能使这个人得到片面的幸福，因为人格并没有参加进来。绝对的善只有在不能假定为普遍的条件下才能使人幸福，因为真理只是否认的代价，只有纯洁的心才相信纯洁的意志。惟有美才会使全世界幸福，因为谁要是受了美的魔力，谁就会忘记自己的局限。

美的假象王国存在于任何一个心绪高尚的灵魂之中；而按照实际，就像纯粹的教会或共和国一样，人们大概只能在个别少数卓越出众的人当中找到；在那里，指导行为的，不是对外来习俗的愚蠢的摹仿，而是自己的美的天性；在那里，人以勇敢的天真、质朴和宁静的纯洁无邪来对付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他既不必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就得伤害别人的自由，也不必为了显示优美就得抛弃自己的尊严。

整个自然的行动都是符合理性的，人的特权仅仅在于，他是有意识和有意志地根据理性行动的。一切别的事物都得接受必须，人是有意愿的生命体。 正因如此，再也没有比接受强制暴力与人的身份更不相称的了，因为它废弃了人。谁把强制暴力加于我们，谁就等于是在夺去我们的人性；谁要是出于懦弱而接受强制暴力，谁就是在抛弃他的人性。

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人铭记理性的法则是由于有不受诱惑的意识，人铭记自然的法则是由于有不可泯灭的情感。

文明远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它在我们身上培植起来的每一种力都只是发展出一种新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