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在高宗眼中，兵卒原则上乃至佣兵，根本不可能有志一同。高宗既把兵将关系限定在赏罚关系、金钱与法关系（罚是法所规定的）、雇佣关系上，为使兵卒能并其意而行，当然必须不断有庞大的资金支持。收兵权后，原在家军之下的兵员全部成为皇帝直辖的御前军，更需要巨额的资金，国家财政乃随之急剧地膨胀。

南宋政权是在金的同意与谅解下建立，任何势力若不能认可此点，即不得存在。在这层意义上，南宋政权史原本就存在着分裂、对抗的关系，而专制体制之得以再造，亦以此为基础。权力基础的狭隘性可以说是秦桧权力的特征，为补强此狭隘性之弱点，就不得不更加强其战斗性，压制他人，倾向专制。

笔者个人认为，从大局方面来看，高宗退位的原因应是：1、在确立南宋政权过程中，采取共同政治行动的秦桧已死，其集团也在此时全遭逐放；2、金之毁盟败约，重启战端，亦破坏了高宗政策的根本部分。

使金的宋使全部都到西京大同府

庶私念，军不可专，专则难制；兵不可骄，骄则不用鸣。赏罚不可不公，不公则人不负，今此可为乎。我于爵赏不滥，人多以我为吝。于罪无所贷，人我以我为刻，今此可行乎。（《要录》卷一百一十八，绍兴八年三月庚寅条）

宋金和议遂浮上台面，成为最大的政治课题。

反对和议，主张恢复中原

徽钦二帝

在军事势力不断扩张、无法统制的情况下，皇帝只是被拥立者，旗下并无一兵一卒可用，既见逼于异民族的强大压力，又要面对不断发生的叛乱事件，陷入紧急的军事状态，这正是高宗所面对课题的特殊之处。

当李纲、宗泽系官僚败于黄潜善、汪伯彦，高宗决定巡幸东南之时，南宋政权就已决定了基本格局，放弃了华北、中原的民族保卫战，成为保宗社的江南政权。

上谓大臣曰：天下幸已无事，惟虑士大夫妄作议论，扰朝廷耳。

高宗因为在即为为皇帝的授权关系上有瑕疵，又是与金和平共处的障碍，只有为万民计而被迫退位，同时，厌战的风潮已经弥漫在皇帝禁卫亲军之中。

北宋末年徽宗退位后，蔡京的专制即告终结，受蔡京压迫的元佑旧党官僚也得以复权。同时，在北宋亡国之际，蔡京系官僚中最有力者多在混乱中遇害；相反地，旧党人士却因为蔡京专制时期被流放地方而得免难。可是，靖康之难、南宋之建立，以及南迁等一连串事态之激变，旧党人士难以集结。一直等到国内治安恢复，他们才重新在南宋朝廷中集结起来。

和北宋政权相比，南宋政权失去了民族整体性，只继承了集权主义；不以一定地域为政治基础的北宋末权门势力，借着拥立高宗掌握政治主导权的事实，其实正与此相呼应。寄生性的中央权门势力排除了地方性的在地立场与论理，稀释了民族整体性，使之沦为次要的意义；而以中央支配地方、收括地方财富的集权主义为当然。

高宗说道：外国之与中国，如阴阳消长，岂能偏废？若可剿除，汉唐之君，行之久矣。

具体说来，前者（皇帝、秦桧一方）的理论将使国家走向家产国家、皇帝专制主义的道路，后者（和议反对派一方）的理论则倾向于皇帝机关说、皇帝官僚制的国家。

柘皋会战是根据高宗的战略构想，动员了当时主要家军军团所有兵力的一次大规模决战。可是，岳飞并未参与此次会战……濠州会战时，皇帝虽曾希望岳飞前去救援，但岳飞却以未参加之前的大捷、军粮不足等为借口裹足不前。高宗前后虽发出十七回亲札，但岳飞却始终不动。据说，最后高宗只好恳求岳飞说：“社稷存亡，在卿此举。”岳飞这才行军三十里，听闻濠州陷落后，便赶赴舒州、蕲的边境，“故张俊与秦桧皆恨之”。王伯庠编纂的《王次翁叙记》中写道：“上始有诛飞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