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陵杂文集

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并无重要之关系，而只是讲为人与学道之方，但先生却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先生所首先蝉鸣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为必先具有民胞与之同心，然后方能具有多情锐感之诗心。于是先生便又提出说，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

文学之不可能超越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影响而独立存在，我们从作者所表现的不同的内容以及读者所表现的不同的兴趣，可以得到普遍的证明。有些读者不能欣赏《艳阳天》中的爱情故事，甚至根本不能欣赏《艳阳天这部小说，这当然是一件并不足怪的事。

其二，就内容情意而言，则王国维受西方叔本华厌世主义哲学之影响，故其词作中每多悲观忧郁之语，而先生则不为任何哲学家之说所局限，其所写者往往只是一种因景触物的偶然的富于哲理之思致，此其差别之二。举例而言，在先生词作中，如其《无病词》中之“为是黄昏灯上早，蓦然又觉斜阳好”（《蝶恋花）、“人生原是僧行脚，暮雨江关，晚照河山，底事徘徊歧路间”（《采桑子》），

在中国诗歌之旧传统中，一般多将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简单归纳为比兴两类，或者因情及物，或者由物生情，总之凡情意之叙写多以能结合形象可以予读者直接感受者为佳。

而另外先生在课堂上还曾经谈到过一位白俄作家的作品，大概就不是很多同学对之都留有印象的了。这位白俄的作家名字叫做安特列夫(L.N.Andreyev),并不是一位很出名的作者，但他的小说却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常以小说中之人物情节作为一种抽象的感受或理念的喻示。鲁迅曾译有他的两篇短篇小说收入于《域外小说集》，一篇题目为《谩》，另一篇题目为《默》：前一篇喻示人生之虚伪，欲杀“谩”而“漫”不死，欲求“诚”而“诚”乃无存；后一篇喻示人生之隔绝寂寞，欲求谅之不可得。

例如先生有一次在讲到姜白石的词的时候，就曾经批评白石词的缺点是太爱修饰，外表看起来很高洁，然而却缺少深挚的感情，先生以为一个人过于自命高洁，白袜子，不肯踩泥，则此种人必不肯出力，不肯动情。

所以我后来在所写的《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与吟诵之传统》一篇文稿中，就不仅提出了教儿童吟诵诗歌在教育方面之重要性，而且还曾引用著名的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在其《演讲集》中的话，提出了“渗透性”的学习方法之重要性。杨先生所谓“渗透性”的学习方法，就是在儿童们还不完全懂的情况下，以直感的体会去学习的一种方式。我想我终身所最为得益的，大概就是这种“渗透性”的学习方式。

所以文氏自己乃用王氏原韵又写了一首《满江红》词，词中写有“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之句，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凛然大义，我在该文中曾将文氏之词与王氏之词做过一番比较，而结论云：“文氏和词之‘世态'两句词与清代名臣林则徐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一诗中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两句诗，似正可后先辉映，它们所表现的乃是一种极为难得的诗词美感之境界，是超越于辞藻情景以外的一种纯属于精神气骨的诚中形外之表现，能够写出如此使人激励的诗词之句，固正与文、林二公之身份地位学养遭遇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人问我学古典诗词有什么用处，我说古典诗词所写的是古代的诗人对他们生活的经验，对他们生命的反思。我们在读古典诗词时，使我们的心灵与古人有一种交会。在这种交会之中，我们除了体验古人的生命和生活，我们自己也有感和兴发，在我们与古人的交会中感受我们自己当下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