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清初实施的一大事业是《明史》的编纂。明亡，清人入北京后虽很快就意识到编纂《明史》一事，但实际着手则是在康熙十八年，从那时起至乾隆年间此书的完成共用了六十年之久。”

综上所述，史官最初只是计算射礼数目的简单职务，后来掌天道、历法成为大史，又成了作为天子秘书的御史，治理天子直辖地的内史。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上这些史官当出现于殷代中期至周代之间。另外，外史的存在与否尚属可疑，而御史职官又由于在《周礼》的记载过于简单，也难以确定是否属实。

（元史）且如上述所述，此书是分两次编著而成的，由于二者之间的衔接不够严密，像《列传》中不自然的记载，就反映了两次编纂的痕迹。如《列传》第三十ー、三十二中已经记载了元末殉死元廷者的事情，在第三十三以后又从耶律楚材开始写起，这是因为将第二次编修的内容没有很好地进行缀合就予以增添所造成的。如前所述，元代虽有实录，但却没有顺帝一代的实录，况且元代实录也不是根据日历、起居注作成的，所以，本来就有史料不足的无奈，又加之编修时间甚短，以致受到空前的批评。像顾炎武《日知录》就属恶评的代表之作。

张穆和祁韵士同为山西人，他在科举考试方面虽然不走运，但由于学问出色而在北京很有名……这是一个非常任性的人物，在无聊的考试中失败了。在北京参加举人考试时，竟然把酒带入了考场，遭监考官斥责时他即座将酒一饮而尽。因为考试要写四书文，所以当时有事先写好草稿而隐藏于考场的现象。于是，张穆也被抽查，衣服被撕开也没有发现什么。那时张穆口出豪言说：书在我腹中，不会连自己腹中的书也要搜查吧。然而从他的笔袋中一张纸上发现了一行字，当场监考官将其作为夹带（怀带），把他送入牢房，又因查无证据获释。

文廷式生前就说过沈曾植是当时中国史学的第一人。沈曾植因为是个非常懒惰的人所以没有著述，

从汉文帝、景帝至武帝初年是道家的全盛时代。但是司马迁则根本不是道家而明显的是儒家，他继承了董仲舒的学问，以《春秋》的微言大义著述了大作。

邵晋涵对《史记》的评论大体可概括如下。他认为：其叙事多本于《左氏春秋》，即所谓古文；在此之外又增写了秦汉以来的故事。其义取之于《公羊春秋》，辨析文家质家之异同，论定人物等多文而非实之意，皆公羊氏之法。其文章体例参照《吕氏春秋》，而稍加变通而为之：《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史记》则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立纲目之首尾贯通的方法也很相同。

邵晋涵针对世人曾讥讽司马迁之义法有背经训的观点，认为《史记》遵守了公羊学；针对所谓文章独创的观点，认为《史记》参照了《吕氏春秋》。前者虽说正确，后者却未必妥当。

《史记》的著述首先离不开司马谈的计划和董仲舒的思想，但是毫无疑问完成这部不朽大作，则不能不说凭借的是司马迁其人的力量。

由于《史记》是综合这些材料写作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史记》是由记录的部分和著述各家的观点综合而成的。由于在《史记》以前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综合能力，所以才使得一些材料能够原样地遗留了下来，而因为《史记》能够将它们进行了精巧的综合，反而形成了一种正确与不正确并存的历史。

由于存在着一个“雅驯”，即合理观点的标准，所以即便是古代传说，其中不雅驯者也一定被抛弃了。

从来都认为《史记》的《表》是司马迁治史最为成功之处。因为有了《表》，才使得其他的记事得以简略，比如够不上列入《世家》、《列传》的人物都可以收入《表》中以表示他们的存在，所以列《表》是很便利的方式（《史通通释·表历篇》按语）。

大体上说，司马迁作为历史所撰述的列传，有着承认个人能力的特色。这是因为毕竟自春秋末直至汉初，是一个凭借个人能力而自由竞争的时代。司马迁一面承认个人能力的社会作用，一面又针对大一统时代的天子应当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考察古今制度，并提出了采用最为正确有益于教化的要素，他是意在表达那种不应以君主好恶改变制度，制订礼乐、封禅、平准并非真正意义上治理天下的方法。

一般来说，班彪以后人们由于注意到了司马迁写作的芜杂，而力图做到字句简洁，班固也为此做出了努力。但是，在记事的取舍方法与直书事实之间自然地流露善恶的笔法上，班固远不如司马迁。而且，班固以后的史家又尚不及班固。

看看《隋志》就能知道当时“史部”书籍是怎样增加，其内容是怎样发展的，而且对当时所谓“史”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也可略知大概。但是，关于“正史”，《隋志》是仅取纪传体，而把编年体归入“古史”的；《史通》的《古今正史篇》中则是二体并取的。

当时对历史材料的使用方法，都是尽可能不对材料做过分的润色和订正。这不仅是历史家，也是一般著述家所遵循的原则。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史记》的确混有种种杂说，《汉书》确实只收史料而很少有传说。

像这样不仅是私人著述，而且大部分是出自家学的作品，这在史学编纂上是非常大的优点。也就是说，由于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而形成的著作，所以也是出于一贯主张，没有矛盾的成果。还有一个优点在于，即便从编纂主旨来看，也由于写作的最初开始就有着既定的主张，所以史家才能够不改变史法。

据《隋书·经籍志》可知，在唐以前编年体史书本来是相当多的，只是《汉纪》、《后汉纪》以外者已散失殆尽而已。

后世正史的内容逐渐局限在了一种固定的范围内。以后的历史仅仅靠正史予以理解已经很困难了，使人感到在正史之外还需要有更多种记录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