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活着就老了

有两种方法能够延长生命。第一，活得长些。如果活到一百六十岁，相比常人，你就活了两辈子。第二，多些变化。每天换个裤头，每周换个计算机桌面和MSN显示签名，每月换个网名和电邮地址，每两三年换个城市，相比常人，你多活好几辈子。

有气质的姑娘 肤如五号砂纸 平胸没臀 但是见月伤心 听歌剧涕泪横流 主动问你能不能抱她一下 还是能迷倒一切

老哥哥说，活这么大，我明白一件事，十年之外的事情，不想。

学古者昌，似古者亡。宋人写不了唐诗，元人写不了宋词。忽必烈说：文明只能强奸掠夺，不能抚摸沉溺。周树人的文字，凌厉如青铜器，周作人的文字，内敛如定窑瓷器。他们用功的地方不是如皮肉的文字本身，而是皮肉下面的骨头，心肝，脑浆。

读小波的文字，又一次证明了我的论点：女人没有鼻子也不能没有淫荡，男人没有阳具也不能没有脑子。

如果才尽了，本着对自己名声负责的态度，应该选择沉默。在这点上，我崇敬曹禺和王朔。

两种办法能够延长生命。第一，活得长些。如果活到一百六十岁，相比常人，你就活了两辈子。第二，多些变化。每天换个裤头，每周换个计算机桌面和MSN显示名称，每月换个网名和电邮地址，每两三年换个城市，相比常人，你多活好几辈子。

一句恶俗的台湾爱情诗：有时关切是问，有时关切是不问。这样水波不兴，你好我也好。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生活和工作终会照旧。

总体上说，和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南方报纸杂志相比，北京的报纸杂志太天安门、太长安街、太中国历史博物馆、太人民大会堂了。北京办报纸杂志的人可以大体分为两类，真弱智的和装弱智的。但是办出来的东西，却出奇的一致：天总是蓝蓝的，姑娘总是壮壮的，黑夜不存在，极个别的几个坏人，留着小黑胡子，脑门上写着两个隶书黑色大字：＂坏人＂，祖国的形势象是吃了几百吨壮阳药，硬挺挺的想疲软一小会儿都不行。

现代社会和古代相比，太便宜了当姑娘的。当姑娘的，会唱个卡拉OK、连《唐诗三百首》都没读过就冒充当代李师师了。过去“李白斗酒诗百篇”，拿到现在，一篇七绝二十八个字，百篇也就是一篇随笔的量，有什么好牛逼的。狗子喝百扎啤酒，回家炸着脑袋还要想十万字的小说如何布局谋篇，所以狗子和啤酒奋斗的精神与日月同辉。

垃圾不如不读，人不如归去。可能是年纪大了，越来越死吃两三家小馆，一周两次，不醉不归。越来越守着十几年的老朋友，两周一次麻将，不立不归。越来越贪恋反复读过的老书。

感冒仿佛爱情。人得感冒，不能怨社会，只能怨自己身体太弱，抵抗力低。人感到爱情，不能恨命薄，只能恨爹妈给你的基因太容易傻逼

我在一个初秋的下午，等待十一长假的到来，翻完了四本麦兜。我坚信了生活在低处就不怕钱少的信念，我认为所有人都用上抽水马桶就是共产主义，我确立了直截了当说“你傻逼”的文学宗旨，我饿了吃，我困了睡，我激素高了就蹭大树，我想起了我老妈，我眼圈红了。麦兜麦太太说，“我们已经很满足，再多已是贪婪。”

香港市民們不崇尚文化和思想，崇尚實用知識和技術技能，頭腦簡單地掙錢，頭腦簡單地休息，餓了吃，困了睡，激素水平高了去深圳。市民們把人類簡單地分為兩類，有錢的和沒錢的。他們衷心地給所有他們認為有錢的人最為友善的態度。出於職業訓練，他們也儘量給他們認為沒有錢的人儘量友善的態度。香港人比上海人簡單。上海人把人類分為四類，外國白人，外國有色人，上海人和外地人。外地人再有錢，他們都不給好臉色。多數城市的人，沒有上海人複雜，比如北京人也只把人類分成兩類：牛逼和傻逼，再比如韓國人也只把人類分成兩類：男人和女人。

曾国藩好像只有一张标准照存世，那张照片里，他也是眼神忧郁。和黄任中比，两个人谁更快活？参照两位先人，男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也许更快活的是我这样，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俗人们：只有老婆可摸，自己的鸡鸡绝不自己剁。

但是这些女作家知书达理恪守妇道知白守黑，从不把女人的美丽和文字的美丽掺在一块儿练。她们明白，女人的美丽，一分姿色二分打扮三分聪明四分淫荡，文字的美丽和这些不搭界。

在读到足够数量的好小说之前，我不相信任何鬼怪灵异，但是，好小说简简单单透过白纸黑字，将千年前万里外一个作者的生命经验毫不费力地注入我的生活，让我体会生命中不灭的感动。我开始怀疑灵魂的存在。

告子说：“食色，性也。”吃了两根油条，喝了一碗豆浆，春花开了，秋月落了，血管里的激素水平上升，“叫我如何不想她？”如果多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叫我如何不想她？”到底什么是国色，什么是天香？ 比如眉眼，眉是青山聚，眼是绿水横，眉眼荡动时，青山绿水长。比如腰身，玉环胸，小蛮腰，胸涌腰摇处，奶光闪闪，回头无岸。比如肌肤，蓝天日暖，软玉生烟，抚摸过去，细腻而光滑，毫不滞手。

这红酒真是歌好东西。如果和二锅头比，二锅头是抽你一巴掌，这红酒是足底按摩。二锅头是北京姑娘，脾气比你大，脱裤子比你快，这红酒是江南女子，一句话不说，注意到你每一个表情，理解你心里每个褶皱。

女人没有鼻子也不能没有淫荡，男人没有阳具也不能没有脑子。男人的智慧一闪，仿佛钻石着光，春春花带露，灿烂无比，蛊惑人心。

世界好像永远就是这样，几个一起混的兄弟，一个倾国倾城的姑娘，一个满是现金的银行，一个充满背叛和忏悔的复杂关系。

有个周末，屋外风起雨落，不在网上挂着，不去我爸妈家不去我老婆爸妈家，关了手机，所有的饭局牌局离我远去。就着一桶大可乐，我细读布丁的文字，脉络渐渐显现，感觉和大方便的时候不一样，不是一点一滴的感触和感动，而是淋漓成雨，笼罩天空。想起过去，想起上房揭瓦碎人家玻璃的过去，想起夏天看同桌的女孩热得没穿胸衣的过去，想起橡皮擦不去的那些岁月痕迹。有些粗俗，有些淫荡，难得发现一个视角与趣味和自己如此相似的人，我们都相信“在无聊中取乐，低俗一些，这比较接近生命的本质”。

在上下班高峰的地铁里，更是人挤人。还好，毕竟是香港，有空调和香水。人们目光呆板，望着车窗外，车窗外是隧道，一无所有。偶尔有几个年轻人塞着耳机听音乐，基本没有人读书。唯一一次看见人念书，是个学生仔，至多小学三四年级，还没长青春痘和胡子，个头刚到我屁股，穿着学校统一的蓝色毛背心，戴着牙箍。在周围一车的屁股中间，他的脸忧郁沉静，我挤过去，偷眼看他读的书，深红色的封面，书名叫《我不怕压力》。

两面不靠的好处也有。比如文字独立，在文字上，我不求名、不求财，按我的理解，作我的千古文章。我不教导书商早晚如何刷牙，书商也不用教导我如何调和众口、烘托卖点。比如心理平衡。我看我周围的号商巨贾，心中月明星稀，水波不兴。百年之后，没有人会记得他们，但那时候的少年人会猜测苏小小的面目如何姣好，会按我的指点，爱上身边常穿一条蓝布裙子的姑娘。 倒立着两边不靠，总是不稳态。我依旧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年轻的时候，这种样子叫做有理想。到了我这种年纪，我妈说，这种样子就叫做怪物。

偶然读到朱元璋写莫愁湖胜棋楼的对子：“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意见还是和鲁迅当初一样：如果喜欢小说，多读外文小说，少念或是不念中文。 中文小说整体水平低下有两点原因，第一是中国文字太精通简要，难负重；第二是中国文人外儒内庄，不吃苦。

十几年来，我初恋一直买卖茶叶，每年寄给我一小箱新茶，六小罐，每罐六小包。“好茶，四泡以上。”她说。箱子上的地址是她手写的，除此之外，没有一个闲字，就像她曾经在某一年，每天一封信，信里没有一句“想念”。 我偶尔问她，什么是好茶？她说，新，新茶就是好茶。我接着问，还有呢？她说，让我同事和你说吧。电话那头，一个浑厚的中年男声开始背诵：“四个要素，水，火，茶，具。水要活，火要猛，茶要新，具要美。古时候，每值清明，快马送新茶到皇宫，大家还穿皮大衣呢，喝一口，说，江南春色至矣。”我把电话挂了。

美国现代图书馆评选二十世纪英文小说一百强，争得不亦乐乎，反反复复定不下来。之后，亚洲周刊跟风效颦，推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很快尘埃落定，各路 英雄坐次排定，鲁迅《呐喊》第一，二月河《雍正皇帝》第一百。读到这则消息，我第一感觉想乐，好象听到清华大学拼命选出清华校园美女一百强，第四名就开始觉得长得象女傻强。

二楼外面是初夏的午后，时间像糨糊一样粘稠而缓慢，我忽然想起诗经曾经达到的好色而不淫的境界，街上人来人往，人人怀揣着一个善良的心和困惑的淫具，他们会因此发生各种事情，我感觉人生丰富而美好。

我羡慕那些生下来就清楚自己该干什么的人。这些人生下来或者具有单纯的特质。如果身手矫健、心止如水，可以去做荆轲。如果面目姣好、奶大无边，可以去做苏小小。或者带着质朴的目的，比如詹天佑生下来就是为了修一段铁路，比如孙中山生下来就是为了搞一场革命。我从生下来就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我把自己象五分钱钢蹦儿一样扔进江湖上，落下来，不是国徽的一面朝上，也不是麦穗的一面朝上。我这个钢蹦倒立着，两边不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