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集

卡尔维诺与众不同之处，他自己讲得清清楚楚。用心写作诉诸情感，用脑写作发挥想象。对此我曾有番想法：想象本身已经足以给人类提供永恒的价值取向，而并不在乎这一想象的意义何在。换句话说，想象与我们的存在之间并不是派生或隶属的关系，它既非譬喻，亦非修饰，不能用存在来界定；它本身就是独立的存在，已经具有终极意义。此外补充一点，即用脑写作并非易事。卡尔维诺讲“必须承认它是一种少数人的倾向”；据我看在此倾向上真正达到“以精神秩序战胜世纪的混乱”程度的，恐怕只有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两人。

《庄子·大宗师》里，孔子讲了“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又找补一句“外内不相及”；然而具体在我，却一并做成自己的人生观。道理很简单：人不能只有自己，但也不能没有自己，全看是在什么时候。是以既不忘“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又需要“吾丧我”、“自适其适”，一在“吾丧我”的范围内“自适其适”，“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萧纲所说“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庶几近之。

止：我的习惯，凡是打定主意要读的书，一概通读。至于不止读一遍，好书均应如此，无奈时间精力有限，不能做到。我常“觉今是而昨非”，不敢满足于过去的读书印象。时隔多年，重读每有新的发现，看法甚至完全变了。我不喜欢在书上乱画，顶多夹个纸条儿，不大作笔记，只是仔仔细细、一字不落地把书看完。

止：“博闻”绝谈不上，但我一向不愿浅尝辄止、似是而非。记得有文章说，日本作家德田秋声“晚年记忆力衰退，每当深夜写作，遇有记不清笔画的汉字，决不马虎以他词顶替，而要不辞老步蹒跚地登楼叫醒睡梦中的孩子讨教清楚而后已”，我看后引为楷模。对待一个字如此，对待过去的一件事、一个人也如此。“强记”则只限于自己感兴趣者。因为感兴趣，所以很留意，结果就记住了。此外也与大学学医，常常大段背书有关，可以说是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罢。我觉得关键在于别“闻”错了，“记”错了，道听途说，那样越“博”、越“强”，就越糟糕。

谢：我注意到你的书评极少评论国内作品，倒是议论外国文学的居多，这是你不愿趋时凑热闹，还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值一评？ 止：我读中国当代文学，只到王朔为止；之后的作家的作品，之前与同时的作家后来的作品，几乎没有看过，所以不能评论。我读书不喜欢东翻一本，西翻一本，现在一下子又没有工夫集中精力读这类书。相对来说，看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品较多，偶有感想，发点议论。

止：无论创造、荣耀、幸福还是痛苦，都千万不要太拿自己当回事儿。有些东西是不能与人分享的，当然更多情况是无人愿意与你分享。《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非“知者”，宁肯“失人”，不愿“失言”，不然可怜亦复可笑。说来多半是自言自语；很少与朋友交谈，偶尔写为文章。写文章是与不相识者讲话，自然不能什么都说。

第二本是清代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却有一个“这边村里，偶然搭个豆棚，聚些空闲朋友在那里谈古说今”的框架，与《一千零一夜》、《十日谈》颇有几分仿佛。可惜也是太短，仅十二则。全书以聚谈的豆棚忽然倒了作为收梢，更颇富寓意。另外一个新奇之处，是如论家说的，“艾衲的小说有许多取材于一向被尊崇地处理的神话或传说。作者从对宇宙道德原则的怀疑出发，却以讽刺的笔法来处理，颇似鲁迅的《故事新编》”。譬如涉及伯夷、叔齐、介子推、范蠡、西施等，都把向来的说法给颠覆了。

第四本是清代张南庄的《何典》。这是一本写鬼的小说，不过前人指出：“纵观全书，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我觉得除了这层之外，还不妨视为一番“语言的狂欢”。说穿了就是耍贫嘴，难得的是一路耍到底，而且特别有趣。在汉语写作的范围里，古往今来好像找不到第二部。

张中行的文章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两方面：其一是他笔下旧日北京大学的生活，尤其是讲到的各位师尊；其一是他所描写的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说是小人物，只是人微言轻而已，绝不猥琐低俗；不过他也不把他们拔高。我想他是以此自况。

《庄子・齐物论》云：“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我的《旦暮帖》的书名即出于此。现在我觉得好像还有些话可讲，权当本书新序。常听人提起“古典范儿”，但若只是穿汉服招摇过市之类，则岂止是皮毛，简直有点可笑了。我想假如真有古典范儿这码事，大概也是《庄子》这番话所说的意思。我们尽管生活在当下，吃汉堡包，坐地铁，用iPhone，发微信，但与遥远的古代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孤独，惆怅，悲痛，快乐，正与古人某一时刻相去不远，彼此自有心灵相通之处。

简化字“云”合并了“雲”、“云”二字。是以“云集”盖有三义。其一（“雲集”）：“比喻许多人从各处来，聚集在一起。”——此书涉及阿尔志跋绥夫、普里什文、纳博科夫、卡尔维诺、帕慕克等，虽然好几个题目因故未能写出——尤其是关于艾米莉·勃朗特著《呼啸山庄》，札记已有两万多字——但也称得上“许多”了。其二（“雲集”）与三（“云集”）之“集”均作“集子”解。明郭奎有《望雲集》，清钱良择有《抚雲集》，周作人有《看雲集》，我这止是孤零零一朵雲耳。又，“云”者，“说”也。

本书包括两部分。一是《丙戌丁亥杂文》，这两年在上班，另有一部书要写，零篇文章只得这些。二是《传奇人物图赞》，其中谈及《花凋》一篇，郑川嫦“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一寸地死去了”的话，似应结合《留情》“米先生仰脸看着虹，想起他的妻快死了，他一生的大部份也跟着死了。……米先生看着虹，对于这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来看。米太太若有想法，或与川嫦相同；米先生则对此感同身受。前此不曾言及，这里略作补充。

在我出过的书里，《云集》的开本、版式均为我所不喜，此番得以“改头换面”，自是幸事。内容趁便多有修订。第一部分重排次序，删去四篇，补入三篇，有两篇写得稍早，是以原本那题目用不得了。易名“收萤卷”，出自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折桂名惭郗，收萤志慕车。”车胤囊萤的故事常在人口，周作人《萤火》一文则云：“说是数十萤火，烛光能有几何，即使可用，白天花了工夫去捉，却来晚上用功，岂非徒劳，而且风雨时有，也是无法。”虽煞风景，却是明白话也。不过我仍喜欢“收萤”这境界，尽管未必非得“志慕车”不可。

首先声明一点，李安的《色|戒》，未必非得是张爱玲的《色，戒》。小说改编成电影，导演完全可以将原著推倒重来，实际上李安正是这样做的。电影里的王佳芝不是小说里的王佳芝，电影里的易先生不是小说里的易先生，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原来那么一回事了。问题在于，小说中王佳芝如此做法，得到这样的命运，有着她自己的逻辑关系，一切可以自圆其说；李安显然并不接受张爱玲为人物安排的逻辑，对此另有一番解释，然而在我看来，他的解释并没有做到合情合理。

附带讲一下，易先生与胡兰成，王住芝与张爱珍的关系。都是后人把“汉奸”这件事看得太重而臆想出来的，好像张爱玲这辈子非得为此写点什么不可似的。张爱玲将易先生定为七十六号的特工头子，只是因为他有可能被暗杀也有可能杀暗杀他的人，在当时这身份最合适不过。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补记】十几年前计划写“看碟读书”，共拟二十个题目，历时两年才写出一半，以后收入《罔两编），又抽去一篇自己不满意的。《色，戒）原在目录之列，且已写了不少笔记，但后来一直没能成文。母亲去世后搬了一次家，不慎将那叠笔记遗失了。我在《罔两编》的后记中说，“关于《色，戒》的一篇已经想好，平时也常与朋友当作例子谈起，或许将来把它给完成了亦未可知。”现在眼睛也不好，遂决意放弃不写。从存稿中找出这篇短文，是《色|戒》刚上映后草草写成，收录于此，聊胜于无而已。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我有志于文学创作久矣。起初胡乱写些东西，不曾发表，无须笔名。一九七九年父亲代投几首小诗给某刊物，回信云拟予刊登；当时我在大学学医，不愿别人知道，父亲遂给起名“方晴”——“方”是我的小名，“晴”则暗喻当时的政治形势。我自己不很喜欢，不过此后写诗、写小说，倒是一直用着。一九九三年我的诗集出版，也署的这个名字。后来改写随笔，另用笔名“止庵”。最早一次用它，是在《新民晚报》发表一篇题为《探访八道湾》的随笔，大概是八十年代末。父亲不大赞同我改名字；我想前人尚且“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换个名字又何妨呢。

说一本书好或不好，有两层意思，其一限于一己，其二推及他人。之间界限，最难逾越。《复堂日记》云：“《西青散记》致语幽清，有唐人说部风。所采诸诗玄想微言，潇然可诵。以示眉叔，欢跃叹赏，固性之所近。施均父略翻五六纸，掷去之矣。”正是好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