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事实上，任何对于人类境况、欲望、道德都能被彻底解决的幻想是一场危险的，那是潜伏在权力和国家的伪装之下的一个乌托邦影像。

但请不要埋怨人类学家：我们尝试了几十年去说服大众其实并没有所谓“原始”的东西，“简单的社会”其实一点也不简单，没有人长期存在于隔绝中，说某些社会较先进或较落后其实没有意义；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多少进展。

革命的行动是任何对某种形式的暴力或者支配的反对乃至于反抗，并且通过它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的集体行动。革命的行动不一定要推翻政府。在权力底下创造自治的共同体的尝试，根据定义几乎可算是革命行动。而且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行动的不断累积会改变（几乎）所有一切。

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雇佣劳动记录是关于奴隶出租。由此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会是怎样的？······古代的奴隶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旧版本——或者说现代资本主义只是奴隶制的新版更有说服力。不同的是它不再是由别人把我们出卖或出租，而是我们将自己租出去，但基本上都是同一种安排。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官僚体系并不制造愚昧。愚昧已然内在于其中，它们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因为说到底，它们也是基于武力的专断。 最终，这引领我们来到一个暴力和想象之间关系的理论。为什么基层人民（结构暴力的受害者）总在想象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结构暴力的得益者）会怎样，而那些上面的人却从不会想象底下的人会怎样呢？人类是富有同情心的生物，这一事实常为不平等系统筑起堡垒——基层人民关心压迫者远比压迫者关心他们的多——但这本身看来像是结构暴力的结果之一。

在很多方面，人类学似乎被本身的潜力惊吓到了。例如，它是唯一一个适合将人类归纳为整体的学科，因为它是唯一一个真正将所有人性都考虑在内、而且熟悉所有奇怪例子的学科。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我可以归纳说，整个学术场最基本的政治承诺其实是一种广泛的民粹主义。起码我们绝不是站在迷恋自己是精英的那一边，而是和那些小人物在一边。既然在实践上，大部分人类学家都是附属于（越来越全球化的）大学，或者作为市场顾问，或者为联合国工作——全球化机器内部的职位——那么，这实质上就是不断地、仪式化地与全球精英划清界限，尽管我们作为学者，毫无疑问是全球精英的一部分。（虽然有点被边缘化）

人类是富有同情心的生物，这一事实常为不平等系统筑起堡垒——基层人民关心压迫者远比压迫者关心他们的多——但这本身看来像是结构暴力的结果之一。

人类学家如弗里德曼（ nathan rled man ）指出，古代的奴隶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旧版本一一或者说现代资本主义只是奴隶制的新版更有说服力。不同的是它不再是由别人把我们出卖或出租，而是我们将自己租出去，但基本上都是同一种安排。

如果你像对待小孩一样对待人们，那他们的举止便会和小孩一样。

人类学家有效地掌握了一大堆其他人无法了解的人类经历、社会及政治实验的档案，但比较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却好像使他们蒙羞。如前所述，它们不被看作人类共同的遗产，而是我们肮脏的小秘密。或许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方便，至少到目前为止，学术权力不外乎建立对某些知识的所有权，确保其他人无法轻易进入。因为像我刚说过的，我们肮脏的小秘密依然是我们的，并不是我们非要分享不可的东西。

而对Jean Baudrillard来说，每当他有新想法时，世界每隔几年便会变得全然不同

在典型的革命论述里，“权力制衡”（counterpower）指的是一系列制衡国家和资本的社会机制，例如从自我管理的社区到激进工会和民兵组织。有时候，它也被成为“反权利”。当这些机构与政府并存时，这常被视为一个“双权力”的处境。

人类的欲望无常，但人生的时间有限，所以注定烦恼众多。就算我们消除了所有的不平等（虽然我认为这会彻底改善很多东西），这些烦恼也不会消失。事实上，任何对于人类境况、欲望、道德都能被彻底解决的幻想是异常危险的。那是潜伏在权力和国家的伪装之下的一个乌托邦影像。相反地，如我所提出的，这些幽灵的暴力来自维持平均主义社会过程中的张力。

许多革命者的意识形态都是来自巫师和女巫的幽灵世界，来自以中心定义各种神奇力量的到的意义。但这更指出幽灵空间为何经常是道德想象的支柱，储存着潜在革命性改变的创意。正是从这些看不见的（尤其是相对于权力来说不可见的）空间里，才真正产生了起义的潜力，以及那些世人惊奇的、在革命时刻无所不在的社会创造性。

他们想要的是“社会”。这将问题简化为，要在历史和人类学的记录中找一个看起来像民族国家（一个民族，说共同的语言、住在有界限的领土中、遵守一套共同的法律原则....）的东西，但它没有国家机器。

我们尝试了几十年去说服大众其实并没有所谓“原始”的东西，“最简单的社会”其实一点也不简单，没有人长期存在于隔绝中，说某些社会较先进或较落后其实没有意义

如果将其应用在科学革命以外，它意味着世界和我们的知识相等，当我们改变了只是的基础原则之后，现实也随之改变。

将世界或社会定义为一种总体系统的习惯想法，无法避免地令人以为革命必定是巨变。

这并不是建议断然拒绝这种想象的整体——甚至假设断然拒绝时可能的，这在现实中都不太可能，因为它们可能是人类思考的必要工具——而是建议我们必须谨记，它们仅仅是：思考的工具。

先不把革命想象成一样东西——“一次”革命，伟大的巨变——而是问“什么是革命的行动”。 革命的行动是任何对某种形式的暴力或者支配的反对乃至于反抗，并且通过它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的集体行动。

将围墙推翻，可以容许我们以更有趣的方式将历史变为资源，因为它是双向的。

还有，我认为“后现代”只是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婢女（ intellectual handmaiden）。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有当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变得病态（pathologica）的时候，资本主义可能出现：无无止地追求盈利，然后投资到再生产，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扩展他们的营运，但却没有时间享受这些成果。马克斯韦伯对这个现象有经典的解释：第一批资本家是那些加尔文主义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拼命地想证明自己并非注定要下地狱；但要是这样的话，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怎样将世界上的其他人包括他们的员工，逐渐变得像他们一样狂热。如上述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工会的差异所显示，左翼并不是完全无辜的。

巴枯宁（Bakunin），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无政府主义者劲敌，争论说革命最先会在俄国与西班牙的农民以及艺术家中爆发，因为他们仍然保留自主（autonomy）的传统，而不是先进资本主义的异化产物。巴枯宁当然说对了。20世纪那些拿起武器反对资本主义的并不是“先进的无产阶级”，而是农民和工匠，以及他们之前经历贫民化的先驱我在其他地方写道，他们是异化程度最小的，也是最受压迫的。他们正是拥护无政府主义者的人。

还有，我认为“后现代”只是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婢女（ intellectual handmaiden）。尽管如此，我同意理论整体化的野心（ totalizing ambitions）是危险的源泉。

无政府主义 这个名字所意味的是一种关于生活的原则以及方法，在其底下社会并不需要政府。这个社会的和谐，并不是靠法律或者服从于某一权威来维持，而是各个团体、区城和专业通过自由协议来进行。生产和消费也相应自由形成，以满足文明个体无限的、相异的需求和热诚。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彼得·克鲁泡特金”

一、马克思主义倾向于一个关于革命策略的理论性或者分析性的论述； 二、无政府主义倾向于一个关于革命实践的伦理性的论述。

莫斯相信，这些法西斯主义者到底都采用了同一套涂尔干/索雷尔列宁的想法。而在莫斯去世之前，他甚至认为希特勒的壮丽典礼举着火炬的队伍吟唱着“胜利万岁！”（ Seig Heil！），也是受他和涂尔干写的澳洲土著的图腾仪式所影响。他抱怨说我们在描述仪式如何建造社会连带，并将个体整合到群体时，从未想过今天会被人应用！”（事实上，莫斯是错的，近代的研究指出，纽伦堡集会模式其实取材自哈佛大学的拉拉队，但这就另当别论了。）

在莫斯之前，人们普遍假设在货币或市场出现之前的经济模式主要是“以物易物”，人们都尝试参与市场的运作（以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好的物品或服务，想尽方法致富），然而他们还没有发展出复杂的机制。莫斯论证说，事实上这种经济并不是“以物易物”，而是礼物经济。他们并不是基于计算，而是拒绝计算，他们扎根于伦理系统，而且和大部分我们今天熟知的经济学基本原理相违。这并不是说他们还不知道如何以最有效的方法去谋取最丰厚的利润，相反，他们会把任何在交易中一起码如果对方不是敌人的话一谋取利润的行为视为冒犯或唐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