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Body Shopping"

斯瑞有力证明，印度北部的嫁妆制度根源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经济的“男性化”，比如妇女d土地权被剥夺，军队和殖民政府这些高级职业部门只向男子开放，使得男性的经济价值远远超过女性

在解释为什么印度的IT业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时候，主流媒体和我的大多数被访者都强调，是他们的英语优势和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让印度IT人才具备全球竞争力；而我的研究表明，是阶级、种姓和性别的严重不平等，使得从全社会动员吸取的剩余价值集中到这样一个人数有限的精英群体中，从而生产出具有特别竞争力的IT劳动力。

对年轻新娘的偏好使得女性基本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这又使得作为补偿的高昂嫁妆更有必要。

高额的嫁妆可以被视为对新郎的父母早年对儿子教育投资的一种回报。

[2]嫁妆可不是只在结婚前一次付清就完了。只要婚姻关系没有解除,丈夫可以在任何时候索取嫁妆，特别是当节日期间妻子回娘家的时候。在安得拉邦有两个时间被认为是所要嫁妆的良好时机，一是八月初的姊妹节(rakshabandhan)早先是印度北方的习俗，但是现在也逐渐流行于印度南部；兄弟要给姊妹一些礼物)，二是乔迁新居的仪式(grihapraresh；当家里的兄弟们搬入新居时举行,该仪式主要由他的姐妹们操持)。大量的和嫁妆有关的死亡(妇女自杀或者被谋杀)是由于这类婚后的嫁妆索取易引起的。

NITT的成功经营秘诀——全球化扩张和地方性结合——折射出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过程，即全球流动到专业人才是靠地方本土资源而生产出来的。在印度，这一本土资源就是乡村的剩余价值。

在对IT业和全球化的社会后果进行评估时，都集中于对“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或更广义上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忧虑。人们担心，新的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抽离化”(disembedding)的趋势（即财富积累和流转和其所在的社会越来越没有直接关系）将会带来两极分化：精英将走遍世界，而穷苦无权者则寸步难行。

非-逻辑是ー家在2001年难维生的小型训机构，它的创办者兼校长拉加含卡・热地认为小培训班沦为短命鬼皆是因为“美国的统治”（ US rule）：“在海得拉巴，学生要听什么课，你就得马上教什么课。海得是完全由美国控制的。如果你有五个朋友在美国，其中三个说爪哇（Java）好，你就马上要爪哇，很快，其他人也要爪哇。第二天，美国人又说甲骨文好了，所有人又都转向甲骨文现在（由于经济不景气）美国人也给不出什么建议，唯一的建议就是别爪哇。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培训班关门。”

而我之所以要做这个课题,是因为我自己想加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了解超出我的经验和知识范围的新世界、进而影响世界知识和话语生产和传播的格局。 我应该用中国的民间理论来解释非中国的现象,也用非中国的实践来检验这些中国的理论。

正因为移民行为如此强烈地嵌人网络并被网络所决定，移民行为会逐渐变得独立于原来的宏观社会经济因素，而最终成为一个自主化的社会过程。当然，针对新自由主义强调的绝对的普遍社会法则、同时把行动者原子化的观点,这样的网络视角有修正价值；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者关注经济行为怎样“嵌入”到各种社会关系中去—似乎经济行为是由外界强加的，这或许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一个更具启示性的问题或许恰恰相反：即我们要问，人们是怎样发展和运作社会关系而导致了经济的全球化？

一个人应该怎样理解他/她作为个体所无法把握的不确定性。这种个体化的核心信仰是，市场的机动性与不稳定性使个人的能力和价值成为其成功的主要来源，而群体内的凝聚力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在当今社会都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那些被冷板凳了的工人通常把他们的板凳经历归因于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市场需求间的“不匹配”，自身缺乏“卖点”，或只是运气不好；他们不认为这是担保他们的劳力行的过错。

由于这样的个体化进程,猎身的民族化并没有带来象鲍尔茨和森塞布莱纳所描述的,那些集体力量造成的负面影响。

猎身体系导致了新的财富积累策略、新的价值转移方式和新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关系

从工人的角度看，由于技术和劳动力市场的瞬息万变，高度的流动性对于他们的职业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走得更远就是我的基本想法 你必须经常(通过浏览网页)来了解自己(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上)的位置。你必须紧跟前沿技术;了解不同的技术现在分别能够拿到什么样的薪水。我们的思考方式是:两年之后我会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三年后我可能会去美国发展。IT人从来不安于现状…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我们乘的是一辆可以开往任何地方的列车。

况且,不同公司之间的联合与协作在不断加强,在合作项目中,究竟哪一个公司该为工人承担责任都变得很难界定。这样,国家的管制与技术和资本的迅速变化之间形成深刻的矛盾这为代理机构,特别是IT劳力行,提供了生存环境。

在早期,婚姻一般是在有限的熟人家庭圈子中间撮合,从而嫁妆并不是绝对重要的;但是随着城镇化,婚姻市场的空间范围的空前扩大.海外印侨则要还要通过报纸、互联网和专门的婚介机构来配对(尽管种姓的边界不可逾越)。这样,由于婚姻市场脱离了社会关系,纯粹的经济计算（即嫁妆额)就压倒了其他的考虑。

对年轻新娘的偏好使女性基本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这又使得作为补偿的高昂嫁妆更有必要

对女方家庭来说，这些婚姻意味着向上的社会流动，为此付一笔高额的嫁妆也不是打水漂。

海得拉巴的劳力行并不在靠向海外公司兜售劳动力来赚钱，其生意的本质是向印度工人出售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机会

当我问他们为什么心甘情愿交这么多钱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这就是做一个印度人的命。

如果没有基本的工作经验，他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他的第一份工作，所以他的职业生涯就无法起步。正因为如此，花钱买工作这是他唯一能够获得第一个突破的办法。

IT公司内部组织关系的平面化和网络化意味着随时的人际交流比循规蹈矩更重要，这对印度专业人员更加不利

这种所谓的印度人沟通技巧的缺失，可能正反映了管理层人员没有意愿和兴趣与他们主动接触的事实而已。

在移民创业的过程中，男性往往占主导地位，妇女在主流经济中从事有偿劳动，她们稳定工资为丈夫的非主流经济活动作出了很多无形的贡献。

悉尼IT培训课程的族群化并不意味着封闭化，它是与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经营多个名字交叉的成功例子：如果他们合并成一体，则不仅会缩小资源启动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会削弱各“节点"的创新资质能力。处理好”节点"和“网络”的辩证关系的重要性在于，每个个体挂着不同的名字，和多家合作者交叉业务。

板凳术得以盛行是因为它在悉尼造就了庞大的劳动力库存，从而使大中介随时都可以招到需要的工人，而无需和特定的某一家小型中介维持关系。

工人们对自己的权力知之甚少，而劳力行的老板们对这一点了如指掌，并且尽可能地利用工人的有限信息来强化他们的担忧。

随着IT人士占据了社团的领导人位置,社团协会负责人的角色也不一样了。新的领导人更适宜于被称为“组织者”而不是“领导者”。如果说一个“领导者”的权威是建立在权力、资源或者个人魅力的基础之上,那么一个“组织者”则更多地要依靠广泛的关系和实际表现来动员政治型到文化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