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不可能有永无止境的进步，对某件事情的愿望也不可能总需要理由，有些事情本身就是愿望的理由，因为它符合人的情感。 努力、成就、不断进步的存在真的是人类最深层次的动机吗？答案几乎肯定是否定的。 没有人能够一直实现目的，一直有所创造。没有人可以接连不断地获得成功。正确的方向是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而非目的的达成；不是走入旅馆，而是走向旅馆。 生命只是存在着，我们则恰好被投入其中。生命不需要理由。

所谓意义，是在采用宇宙视角的时候，需要证明某件事情还是有所谓的。在其他时候，某件事情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本身重要。如果事情本身是重要的，它们不需要意义来支持其重要性！ 采用新的意义架构或者处于深刻的怀疑状态（即从宇宙观点来看待一生）并不会损伤生命其他时刻的重要事物。

“责任”是指病人作出理性行为的能力以及治疗师对于病人的道德承诺。 负责人是“成为一个事件或者某物的毫无争议的作者”。责任意味着个人原创。意识到责任等同于意识到自己是自我、命运、生命中的困阻和感受的创造者，也是个体自身痛苦的创造者。如果病人不能够接受这种责任，仍坚持认为其他人或者其他因素是造成自己不快的罪魁祸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治疗。

当他发现了自己对于世界的责任之时，对于真实“处境”的认识就与他迎面相撞、嵌入其内。只有通过人建构世界的方式，世界才获得了意义，用萨特的术语说，这是“对己存有”。在世上，没有超脱或者独立于“对己存有”的意义。

空间本身“不是客观和真实的，而是主观和理想化的；其现在如是，过去亦如是，是由思想本质中自带的恒定定律所产生的框架，用来协调所有外在的感觉”。

海德格尔把个体称为“此在”（并不是“我”或“一个人”或“自我”或“一个人类”）。 他希望永远强调人类存在的双重性：个体在“那里”，但同时个体也构建了什么是“那里”。

自由的概念扩展到不仅要为世界负责（也就是将意义注入世界），还要为个人的生活负责，不仅仅是为个人的行动负责，也要为不作为负责。 萨特这样说道重点并不在道德上，他并不是说我不应该这样做，而是说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个体构建了自己和自己的世界，也因此为此负责。宇宙不存在规则、道德系统、价值、任何外在的参照物和宏大的计划。

脱胎于科学实证主义的令人迷醉的乐观精神，它让人相信所有自然规律（包括人类行为）都可以得到解释。弗洛伊德非常正确地意识到，这种对自然倾向的僵硬压抑对心理是有害的，不被允许赤裸表达的力比多会引发限制性的防御机制，最终得到间接表达。

个体最为常见的对抗觉察责任的动力性防御之一是建构一个没有自由体验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受到某种不可抗拒的、自我疏离的（“非我”）的力量的影响。我们把这种防御叫做“强迫性”。 “如果这是你真正想要的，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做呢？” 即使短暂的性欢愉远远比不上与之相关的种种不快乐，包括事前的焦虑、对性问题的反复考虑降低了工作效率，从而产生的对自我的不满、担心自己的性滥交可能为妻子发现而带来的内疚、恐惧和自我蔑视——发现自己把女性像物品一样利用等。 于是，伯纳德通过强迫性消除了选择，避免了责任的问题。

“那是谁的无意识？” “失控”行为绝对不是毫无章法的，它们实际上是有目的的，能带给病人继发性获益，并且自我欺骗性地逃避责任。 许多人都曾被伴侣潜在的非理性所控制。 失去控制提供了另外一种补偿，即他人的照顾。一些病人是如此深深地渴望治疗师以最亲密的方式照顾和关心他们，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甚至“失控”至严重退行的程度，需要住院治疗。

当一个人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愿望和决定的时候，也就是完全面对责任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对自我构建（及其中隐藏的无根感）感到恐慌，那么他就可能会使自己麻木而不去期望或者感觉，放弃选择或者将选择转嫁给他人，某个机构或外在事件以逃避愿望。

治疗师必须在如下的理念框架中考虑问题和做出行动，即病人创造了自己的痛苦。病人之所以感到孤独、隔离、长期受到虐待或者失眠，并非因为偶然、运气不好或者基因有问题。除非病人完全意识到是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痛苦，否则是不可能有改变的动机的。

病人会在心里默想：“说来容易。他可以坐在舒适的办公室，告诉我是我把自己搞成这样的，可他并不知道我丈夫是多么的残虐。” 这种阻抗数不胜数，因为病人并不是自身生活困境的客观观察者。病人会使用外化的防御机制，或者用各种方法扭曲信息，使之符合其假设的外在世界。 如果治疗师能够处理治疗此时此地的一手资料，那么作用力就会大大增加。把焦点放在治疗情境中出现的经验、治疗师亲身经历的经验，治疗师可以帮助病人检视他对于当下行为的责任（在行为被防御机制遮蔽以前）。

如果病人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解释，治疗师可以在未来表现出更多证据的时候重复它，或者当治疗关系更加稳固的时候再提出来。

而在团体治疗中，病人会遇到很多人，从而激发出不同的人际问题（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异性恋、同性恋、同侪的竞争、亲密关系、自我坦露、宽容、给予和接纳等等）。 根据以上三个步骤积累的信息，病人进行自我评估，他们判断自我价值和爱的能力，并学习认识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判断依据。

基本的规律是，如果病人能够在团体的运作中承担责任，那他们就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并且有义务）对生活中所有领域负起责任。 承担责任有一个同义词，就是“生活管理”。许多治疗取向都强调教给病人生活管理技能。譬如个人财务、身体健康或者社会关系。

珀尔斯对病人使用或是避免使用第一人生的情况非常敏感，对任何主动语态转化到被动语态的时刻同样敏感： 我们听到病人先是用“事情”来去除自己的行动，然后变成无常世界的被动接受者。“我做了这个”成为“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发现我必须不断打断病人，让他们重新拥有自己。 一旦珀尔斯确定了病人逃避责任的模式，他就会敦促病人把无助重新表达为不愿意。

如果病人陷入了痛苦的困境，在讨论的时候，感觉到胃像绞成一个结一样，珀尔斯会请病人与那个结对话。“把那个结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和它说话。你扮演自己的角色和结的角色。它对你说什么？”然后他让病人为冲突的双方负起责任，以使病人意识到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发生的，个体才是每件事情，包括每个姿势、每个动作、每个想法的创造者。

珀尔斯感到“未完成的”或者未被表达的感受会找的方法以自毁的、让人不满的方式浮现（这是格式塔疗法这个名字的由来。格式塔的意思是完形。珀尔斯试图帮助病人完成自己的格式塔，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情，完成被阻隔的意识，完成被逃避的责任）。 这种对待症状的方式，要求病人制造或者扩大困难，经常是促进责任觉察的有效方式。治疗师让病人有意创造症状，借此意识到症状是“自己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我们不愿意为我们挑剔的态度负责，于是我们把批评投射到他人身上。我们不愿意为自己的歧视负责，于是我们把它投射在外，然后我们活在担心被拒绝的恐惧中。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为自己的投射负责，并成为我们投射的内容。 通过重新接受所有过去被否定的自我，个体的体验变得更加丰富，能同自己、自己创造的世界更自在地相处。 治疗师有三个当务之急：认识病人是如何从他人获得支持而不是自己给自己提供支持的，避免陷入病人的操控而去照顾病人，知道如何处理病人的操控行为。

为了让病人能够继续接受治疗，治疗师常常在治疗开始时采取主动和积极的态度。在稳定的治疗同盟形成之后，治疗师就可以着重强化使病人接受责任的那些治疗情境。 这些话反映了失去自由时的满足，放弃自主并受人役使的喜悦。

我们的生命是由生命中的种种外力决定的，这个事实只是真理的一面；另一面是我们决定使生命中的外力形成我们的命运。 正常儿童很快就学会如何利用环境，为自己创造最有利的情况。相反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童无法掌握即使是最简单的控制技巧，对他们来说，这个可能变得非常有趣的环境是匮乏和毫无意思的。

一个人面对自身处境的态度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仅仅基于可测量的行为来判断人性，是对人性的扭曲。 最终她意识到，虽然她对于自己的残障并没有责任，但她需要对面对自身残障的态度，以及其信念所带来的自我贬损负有完全的责任。 但是真正的接受责任并不仅仅指个体为世界赋予意义，更包含个体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改变外在环境的自由和责任。对个体来说重要的任务是确认什么是真正不可改变的逆境，相关治疗的最终目标是帮助病人重新分析他们认为不可变的因素。

为自己的态度负责并不一定指对自己的感受负责（虽然萨特认为人也应当为自己的感受负责），而是指对自己的感受所采取的态度负责。 “但是谁更优秀呢？我亲爱的上校，如果你像我一样害怕的话，你早就跑掉了。”

如果他想要对自己的感觉变得好些，甚至能够开始爱自己的话，他必须停止做那些让他感到羞耻的事情。 但是他的强迫性逐渐开始消退，他的自主性得到增强。

他的罪更是因为没有接受自己的罪，没有用自己的罪作为内心的向导，没有“无条件”地认罪（他的认罪本可以让大门“自动打开”）。

在治疗团体中，简显得羞怯而无趣。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被预料；说话之前，她会先扫视团体里的每一张面孔，寻找别人想要听什么话的迹象，然后决定自己的谈话，使之尽可能讨好更多的人。她会避免任何可能冒犯别人的话，避免惹人生厌。（当然，实际上她还是惹人生厌，并不是因为让人生气，而是让人感到无聊。）很明显，简是在长期逃避生活。

祁克果首先厘清了恐惧和焦虑（忧虑）之间的差别；他认为，恐惧是害怕某种事物，而忧虑则是害怕没有事物。我们如何能克服焦虑呢？把它从无物置换成某物。如果我们能把对无物的害怕转变成对某物的害怕，就能发动自我保护的战役——也就是说，我们既避开所害怕的事物，也可以寻找盟友来对抗它，还可以发展出神奇的仪式来安抚它，或是计划一场系统的战役来击溃它。

祁克果：“……冒险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会有损失。不去冒险是明智的。可是不去冒险非常容易丧失即使在最危险的冒险中也很难丧失的东西……就是他自己。”“不去冒险”使人一直嵌入他人之中，很可能导致他承受巨大的危险——失去自己，无法探索或发展自身内部多种多样的潜能。

一位年纪较大的成员懊悔自己“浪费了”生命：许多错过的机会，许多未去发展的潜在友谊，许多没去利用的职业能力。他充满自怜，通过不断悔恨既往而回避体验当下。查尔斯一针见血地向他指出，他并非是曾经浪费了生命，在他后悔自己浪费了生命的时候，他恰恰是“正在浪费”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