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3

奥斯曼军队打开了备受拜占庭人仇恨的威尼斯执政官恩里科·丹多洛的墓穴，就是他在250年前洗劫了君士坦丁堡。他们在墓穴中没有找到财宝，于是将丹多洛的骨骸扔到了大街上，任凭野狗啮咬。

联合的问题让城市分为两个敌对阵营：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亲信的绝大部分贵族、军官和公务人员都支持联合；教士和平民只有少部分人支持联合。群众认为这个联合是奸诈的法兰克人强加给他们的；为了低贱和唯利是图的动机，他们的永恒灵魂受到了危险。民众极其仇视天主教会：他们已经习惯于将教皇和敌基督画等号，将教皇称为“恶狼、毁坏世界者”；市民们喜欢给他们的狗取名叫“罗马教皇”。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强调了地中海的权力平衡发生的巨大变化，并让基督教国家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自己受到的严重威胁。在过去，由于有君士坦丁堡的缓冲，基督教国家自认为安全，因而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视而不见。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君士坦丁堡的灭亡在宗教、军事、经济和心理上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希腊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罗马教皇、匈牙利人、瓦拉几亚人和巴尔干各民族一下子清醒地认识到了穆罕默德二世的野心勃勃。欧洲人对土耳其苏丹的冷酷无情的形象，以及他渴望成为当代亚历山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作了癫狂的想象。

穆罕默德二世策马前行，沿途不时停下，去查看某些标志性建筑。根据传说，他在经过德尔菲的巨蛇柱时，用钉头锤砸断了其中一个蛇头的下颚。

要在指定时间将一个有战斗力的炮兵连部署到战场上，对中世纪的补给链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除了要运输笨重的火炮外，还要及时供应与火炮口径相符的足够数量的石弹以及火药。奥斯曼人从帝国全境搜寻人力和物资——从黑海获取炮弹，从贝尔格莱德获取硝石，从凡城获得硫黄，从卡斯塔莫努弄来青铜，通过海外贸易获取锡，将巴尔干的教堂铜钟熔化用于铸炮——并通过由大车和骆驼组成的陆路交通网分配和运输这些物资，这个运输网的效率是无与伦比的。深度的计划时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典型特征，因此奥斯曼人在提出特殊要求的火药时代显得得心应手。

苏丹自认为不仅是一位穆斯林统治者还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因此着手重建了一座多元文化的都域所有的公民在这座城市都享有一定的权利。

早期的记载常常用地狱的比喻来描述火炮。这种“战争的恐怖工具”的雷鸣般巨响不禁让人联想到地狱：火炮打乱了自然秩序，彻底断送了骑士风尚。早至1137年，教会就禁止将火药用于军事用途，还彻底禁止使用弩弓，但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魔鬼已经从瓶子里爆发了。

4月12日，在4英里的正面上，苏丹的炮手们将火把凑近火门，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中炮击拉开了帷幕。

素来反对战争政策的哈利勒帕夏的末日来得很快。1453年8月或9月，他在埃迪尔内被处以绞刑。接替他职位的是扎甘帕夏，那个热切支持战争的希腊叛教者。老维齐的命运标志着国家政策的一个决定性转折：从此以后，几乎所有的维齐都是改宗伊斯兰教的奴隶出身，而不是门阀贵族阶层的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

伊斯兰教所说的“有经者”指的是受神启示者，具体常指犹太人和基督徒。有经者的特征：信仰唯一神；有共同的先知，如摩西（天主教称梅瑟，伊斯兰教称穆萨）；信世界末日、死后复活、审判、天堂、天使；相信创造说。由于《古兰经》对有经者的态度并不一致，故穆斯林对犹太人及基督徒的态度时有不同。在伊斯兰国家，有经者属于受保护的次等公民，至于多神教与无神论者则不在受保护之列。

“伊斯坦布尔”或许是“君士坦丁堡”的简单讹误，或许是通过别的途径变化而来的。讲希腊语的人将君士坦丁堡亲昵地称为“波利斯”，即“城市”。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人会说，他要“eis tin polin”（进城），土耳其人也许会把这个短语误听成“伊斯坦布尔”。

君士坦丁建造了带有柱廊的街道网络（大街两边是带露台的公共建筑）、气势恢宏的广场、花园、高柱和凯旋门。这些建筑既有异教的色彩，也有基督教的特征。

在南面的临时壁垒处，君士坦丁十一世和朱斯蒂尼亚尼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他们仍热自信满怀地坚守战线，这时噩运带来了更严重的打击。朱斯蒂尼亚尼再次负伤。对基督徒来说，这是因为上帝拒绝听取他们的祈祷；对穆斯林来说，这是真主听到了他们的祈祷。对爱读书的希腊人来说，这个瞬间简直是从荷马史诗里照搬来的：按照克利托布罗斯的说法，“邪恶而无情的命运”导致了战局突然逆转，平静而无情的女神带着奥林匹斯诸神的冷漠与超然观战，这时决定拨动战争的天平，将英雄击倒在地，让他的心脏化为齑粉。

他们（突厥人）的语言给我们留下了“ordu”（后来演化为英语的“horde”，意思是：部落、一大群人）这个词，给我们的记忆留下了印迹，就像是沙地上轻微的马蹄印。

土耳其人开始惹是生非的的时候，就立刻派遣使臣到西方，主动提出愿意与西方联合，并尽可能的拖延谈判，拖得越久越好。土耳其人非常害怕我国与西方联合，会变得通情达理；但由于拉丁各国的敌意，这种联合是不会实现的！

穆罕穆德二世本人更热衷于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而不是让全世界都皈依伊斯兰教。

自君士坦丁大帝于4世纪建立第二罗马和第二耶路撒冷以来，所有到访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访客都表达了同样的赞叹。

东正教无比精细的繁华壮美与伊斯兰教的简单质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斯兰教提供的是沙漠地带的抽象的朴素，一种在任何看得见太阳的地方都可以进行的膜拜，以及与神的直接交流；东正教则富有形象、色彩和音乐，以及将灵魂引向天堂的神秘力量的令人陶醉的隐喻。两种宗教同样执着地要让全世界皈依他们的信仰。

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庞大的奥斯曼舰队虽然在海峡出现的时候对基督徒产生了极大地震撼，但在航海技术上无法与西方人相提并论。西方人凭借优越的技术和装备、桨帆战船内在的缺陷以及很大的运气赢得了这场海战。奥斯曼帝国未能牢牢地占有制海权，不管苏丹的大炮在陆墙处能够取得什么战果，攻城战都会举步维艰。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时恰好是一场革命的巅峰时刻——在西方，科学探索这列失控的火车开始加速，而宗教却日渐衰落。其中一些力量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中表现了出来：火药的威力、帆船的优势、中世纪攻城战的寿终正寝。在之后的70年中，欧洲将会涌现出很多新发明、新事物和新人，比如：黄金补牙术、怀表、星盘、航海手册、梅毒、《新约》的翻译、哥白尼和莱奥纳多达芬奇、哥伦布和路德，还有活字印刷术。

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视角和动机，因此必须小心自信地分析每位作者的观点和特殊利益。作者们常常在宗教、民族和信仰的基础上做出评判。威尼斯人当然会大肆宣扬他们的水手的英勇无畏，并诋毁热那亚人的奸诈。热那亚人也是这么干的。意大利人控诉希腊人的怯懦、懒惰和愚蠢。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在信仰鸿沟的两边互相指责。在基督教阵营内，各派系都在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寻找神学上或者现实中的原因，互相口诛笔伐、大肆攻击。

这片大海耐心地为我们重演过去的景象，将其放置在蓝天之下、厚土之上，我们能亲眼看见这天与地，它们如同很久以前一样。只消集中注意力思考片刻或者瞬间的白日梦，这个过去就栩栩如生地回来了。

在城墙中心附近有一个简单的护符，表达了君士坦丁堡最深的恐惧：「哦，我主基督，保佑你的城市免于苦难、远离战争吧。征服敌人的狂暴。」

获得战利品和飞黄腾达的憧憬，以及圣战的使命感让他们激情满怀，这些主题密不可分地结合在《古兰经》中：根据伊斯兰教的神圣法律，凡是透过武力功课攻克一座城市以后，可以在三天之内合法地进行劫掠。对目标的认识更是让人们斗志高昂：穆斯林普遍相信（尽管这种想法或许是错误的），君士坦丁堡的红苹果拥有神话般的大量金银珠宝。

更糟糕的是，他们或许还能听见敌军中由欧洲人组成的那一翼传来的基督徒祷告声。鄂图曼帝国虽然决议打一场圣战，但对他们的附庸却非常宽容：“尽管他们是苏丹的臣民，但苏丹并没有强迫他们摒弃基督教信仰，所以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信仰和祈祷。”

如果说在战争史上有这样一个时刻，能够让人们对火药的强大威力心生敬畏的话，那就是一四五三年春季鄂图曼大炮开始轰鸣的时刻。

圣索菲亚大教堂（「索菲亚」的意思是「智慧」）的历史就是拜占庭的缩影：既纯洁又世俗，既神秘又赏心悦目，既美丽又残酷，高度地不理性，既属神又属人。在经历了一千一百二十三年又二十七天之后，它的历史即将落幕。

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的黑夜降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潜入圣索菲亚大教堂穹顶的窗户，完全遮蔽了历代帝王和天使的马赛克肖像、斑岩廊柱、缟玛瑙和大理石地面、被砸碎的家具和地上的一滩滩血迹。拜占庭就这样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事件中也有一个瞬间蕴含着现代性的情感的话，那就是在人们对君士坦丁堡陷落消息的反应中。就像肯尼迪遇刺或者九一一事件一样，全欧洲的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在最早听到消息的时候，他们自己在什么地方。

至于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虽然继续沿袭阿拉伯语的说法，在官方说法中称其为“君士坦丁堡”，但日常的俚俗土耳其语把它变成了“伊斯坦布尔”，具体的演化过程时至今日仍然不清楚。“伊斯坦布尔”或许是“君士坦丁堡”的简单讹误，或许是通过别的途径变化而来的。讲希腊语的人将君士坦丁堡亲昵地称为“波利斯”，即“城市”。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人会说，他要"eis tin polin"（进城），土耳其人也许会把这个短语误听成“伊斯坦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