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女性与性相

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生物话的建构，否定了将独身或者不生育解释为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的可能性。虽然这一论点对男女都同样适用——毕竟婚姻对男性和女性是同样自然的事情——但对独身女性的特征的描述却暗示她代表着对“正常”女性性行为的扭曲。 她们必然对自然化的女性性行为建构形成了挑战，她代表着违背了女性的天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别要求。……她对于婚姻和生育引起的关系中的权力的性别分配——整个性别等级制——提出了质疑，从根本上她是对父权制的权威提出了质疑。

然而，在判别女性的性行为时，自我牺牲的概念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由烈女传统发展而来的对女性贞洁的标准有时对自我牺牲的形式有着特殊和极端的要求，其中包括自我损伤和自杀。如田汝康所说的，妇女的自我否定成了纯洁、勇气和自我牺牲的普遍标准的一种象征，特别是在社会和国家处于危机的极端时期更是如此

斯大林主义中严格的道德规范越来越多的对早期有关性和“自由恋爱”的讨论，列宁时期颁布的条例中的自由的因素以及1926年的家庭法置之不理……新保守主义代替了早先立法中的认为家庭是压迫的根源的观点。新的道德观认为性是一种退化，是“对精力的浪费，最好把它运用到共产主义建设中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把性纳入性别平等的讨论的努力受到了谴责，理由是这是在鼓励性乱交和企图破坏革命。”

另一个复杂的因素来源于这种以城市为背景的话语与乡村做法之间的差距。作为一种对婚前性别关系的提倡性的——甚至是理想化的——描述，把“交朋友”看作年轻男女之间“正常”社会接触的一种令人满意的模式，但这和乡村行为方式的标准是毫无关系的。只有在城市地区谈恋爱才能被人接受，那里的年轻人通常对婚姻的选择更加主动，那里的居住和工作条件让他们真正有可能去认识以后的结婚对象。事实上，中国政府把谈恋爱的做法习惯化与乡村民众对它的敌视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在归纳婚外关系的责任中的性别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现在对“第三者”的描述上。媒体对婚外情的报道总是在强调女性扮演的“第三者”的角色来分析婚姻破裂的原因。在解释男性涉入婚外关系是总是强调社会经济因素，与之相比，在批评女性“第三者”违背了一夫一妻原则的时候则更强调她的性特征。。。。产生婚外情的男性的情人们常常被描写为诡计多端的性侵犯者，使意志薄弱和易受感动的男性误入歧途，而对可能会破坏美满婚姻的后果无动于衷。（刘乐群1955）

对“老姑娘”的重视，忽略了对另一类独身人士的关注，他们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未婚男性的数字更高，而且代表了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 地区之间的妇女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些男性的需要维持着，对他们来说买一个新娘可能是他们找到妻子生育后代的唯一途径。与这一群体所面对的社会、婚姻和法律困难相比，为什么公众的眼睛总是盯着单身的女性呢？

占主要地位的话语中对城市的倾向性仍然在改变着性话语的很多方面。漂亮女性的画面中总是以城市为背景；有关年轻夫妇的休闲活动通常是指城市的娱乐项目。并且，在社会经济领域有关现代化的讨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对城市的倾向性，体现在认为城市中有着更高层次的对性的认识、性的享受和较少的性暴力行为——总之城市比乡村有着更高的性“文明程度”。其结果是在内在和两性关系分析等级中形成了另一个阶层。

最近通过的法律也采用了对类似的自然性别的观点来讨论在工作环境中对妇女不同利益的“保护”（Woo, 1994）……法律中所体现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原始的、基本的生物差异，使雇主将女性排除在劳动力之外的决定合法化，从而有效地巩固了在就业和薪水结构中妇女的劣势地位。（Woo, 1994）

专业人士的意见认为十几岁的少女“对任何和她们性发育有关的东西都有兴趣”，包括“外表”和“男孩”（《刘达怎么啦？》1954）。生理发育把性别化的、对情感和性问题的兴趣纳入私人的、女性化的范畴，而把公共领域专业化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内容纳入男性的范畴，从而使女孩子们服从于她们生殖器官的支配之中。”

（80年代初）二元分割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界限甚至比50年代时更加明显，当时虽然天生的因素把女性归为是情绪性的，是对“心事”有兴趣的，但对性平等的宣传仍然将她们融入社会之中，以体现“解放”女性的观点。从这一点上说，青春期问题化中的性别不平衡是另一个例子，用孟悦的话说，“女性就好比是社会和个人融合的一个场所”（孟悦，见白露，1993，8），它同时也是国家将个人公共化的场所。”

官方的话语赋予了爱情以社会、政治和道德重要性，这规定了陈述它时所使用的术语。形成话语的思想价值观不可能把爱情描述为一种情感的、浪漫的和有性欲的经历。身体的吸引、兴奋和对爱人的渴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资产阶级态度……

官方话语中保留了其它背景中用于描述浪漫和性感爱情的形象和语言，以表现个人与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然而，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它们表现得个人情感的转移，从话语中所禁止的个人领域，转移到一个它们不会对意识形态产生任何威胁的情感表达方式的领域中。在革命浪漫主义的形象中，这种欲望的分离和非性化，使党和国家或者它的领导人成为个人情感唯一的可能的焦点。

与激情联系在一起的危险，来自它表现基本身体欲望和道德堕落的特征和它反社会的本质。认为性只是“生物吸引”的观点，是指出它在道德上比爱情低劣的常见方式。一旦与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渴望分裂开来，生理上的爱便是失去了光泽，是不洁的，从根本上说是不道德的。

和官方性话语中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对于女性行为，突出重点在于认为对一夫一妻制的界限负责的主要是女性。就像婚前的贞操的规范总是以女性为标准一样，对婚姻的忠实性的讨论也是主要以女性为对象的。由于“第三者”的介入而导致婚姻破裂的情况，被描述为“肯定是女方的错”（艾华1992，153）。如果女性因发生婚外性行为或者妨碍了一种稳定的关系从而违背了一夫一妻制，那么便会导致非常可怕的结果，甚至是轻度的犯罪。

1953年以后，男性的不忠行为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由追求更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而造成的资产阶级倾向。在官方的性话语中，其暗指的含义是男性的不忠，首先是由于没有能够在新的社会压力和可能性中进行自我约束。从这一点来看，不忠几乎就是追求创造性和地位的代名词。而相比之下女性的不忠，则直接的与女性对丈夫的性和性别责任联系在一起。

对婚姻和谐的描述总是在说妻子是如何为了公共利益而为丈夫服务的……相比之下，丈夫对妻子的支持则常常表现为他鼓励她学习读书写字、参加政治会议，或者使她能够更加接近男性活动的更加严肃和权威性的世界[如，刘德贞（音）1952]。丈夫的贡献是创造性的，而妻子的则是服务性的。

虽然当前中国的公共话语中对妻子的描述不再服从于单一的原则和目标，但男性的创造性和女性的服务照顾特征之间的常见的二元法普遍地对温柔、无私和照料人的妻子的描述仍然十分突出。女性的生育角色是她们性别特征的自然的生物性解释的观点，依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男女同化”把男性和女性变成了统一的忠实的群体。……性别平等意味着在一种新的理想化的“同一性”中消除差异。如果要求每个人，对集体的恰当的反应都是服务和自我牺牲，那么对于女性来说仍然意味着否定女性的身体。

将婚姻自然化的描述为一种来源于生物需要的关系。 几乎所有人都结婚生育，于是便会认为那些例外者是对不幸环境的不幸反应。 一夫一妻婚姻模式的绝对权威，否定了所有与之相矛盾的性行为的合法性。

国家重新定义的青春期和性，远远不是把性作为一种接受批评反思的自由概念，而是成为了把社会的有生カ量年轻人一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一项活动，它把性重新纳入新的社会主义道德秩序之中。官方对青春期性问题的关注，说明了它会像服从于传统秩序那样服从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约東，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约東代替了传统约束。广泛地讨论青春期问题只是个更加重要的计划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计划是将个人的认识置于公共的话语之中，以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和道德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