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书

第一百六十六页：“第二段，‘谈话似乎没有那兄起劲’。‘那’似当作‘乃’。手边无原文可核对，似乎不应该是引文原来的写法。”按，引文无误。用‘乃’不妥。“乃”是“你”意，现在报章常用“乃兄”称“他的兄弟”是错误的用法。

盖在中国“想当然”几成风气矣。又前次说及周一良氏，我想“文人无行”本是陈词滥调，但若此公，又断乎逃不出这四个字，真可为之一叹息也。凡事于己须严，于人宜宽，孔子所谓“约”，所谓“克己”，其有深意在焉。

昨晚正好读到知堂老人的文章，他说：“小时候读贾谊《鹏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希罕，这怪鸟态度真怪。后来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

当然若问我如何看待周氏此举，其实并不赞同，即如沈尹默所说“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至于其间是非，看法则与先生同。谈到《今生今世》，我对沈君“那些恨恨地非议过浪子的人，他们其实应该心里清楚这种‘恨恨非议’背后，隐藏着自己生命有着怎样的缺失和赘加！”不敢苟同，盖自忖还是老派人也。

我自己其实多有“法家气”，批评不免苛刻。不过我觉得“价值”和“影响”实为两事，往往给混淆了，结果判断“从众”，看的人多即为好也。而我确实以为个人须得彻底脱离群众，才有价值。

“虚话尽量不说，至少少说”可分意思与字句两层来看：意思有十分，却不必说到十分；意思不到十分，尤其不能企图借助形容渲染使之达到十分。意思自要克制，字句尤应克制。

从前我写《谈传记》一书，略云：“……对传记来说，叙述对象真实与否都反应了叙述者的真实；读者读传记的首要兴趣是在叙述对象，要知道的是叙述对象的真实，所以那种通过叙述对象的不真实而实现的叙述者的真实并无价值。自传有些不同，叙述者在这里就是叙述对象，当他制造虚假，我们看见的却是另外一个真实的他。所以严格说来，两种传记，不能是一种读法。自传往往不必相信它到十分；但是他传我们只能相信，因而不允许作者欺骗我们。”

文章是一篇篇写的，有兴会就行；然则于一篇篇写作之前，倘若在心中有个总的意思，比如说，对迄今为止中外女性文学怎么看法，对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怎么看法，等等，这么一套完整的思想，好比一种底蕴，然后落实于一篇篇文章之中，合则成体，散则成章，则此书价值恐怕就更大一些。再者，有此一番看法，落实到具体的对象，亦必自有高下的鉴别，不然一篇篇写的时候都是兴会，都觉得极佳，实际上它们还是有高有低的。

禅家有“棒喝”一说，《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中的公案，皆有如一棒一喝，一棒一喝有甚道理，打消你头脑中固有道理而已。记得从前给朋友写信，有云：“什么都不法，就法了自然。”此话或近禅意。禅不是对“是”说”非“，亦不是说此”是“之外尚有彼”是“，乃是连”是非“一并破了，由此得大自在。非破某一法，乃破一切法，连同”破“亦要破了才是。故而禅宗只破不立，——倘若有立，立在于破也。

感受问题……其实是一种兴奋或敏感的状态，总归有所发现，而这发现首先是感性的。至于感受与观念的关系，它可能只是观念的起始；抑或伴随观念发展，而成为观念的形式。

我写文章是希望能够真正解决一个问题的，——这问题也许不大，但是把它想明白了，从而说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泛泛而论，总觉得无此必要。……所谓有意为文，即是意思不够，文章来凑。《易传》引孔子的话来说：”修辞立其诚。“我近来想此语甚佳，我们平常写文章，把意思讲明白了就行了，如果讲不明白，那么就要调整一下字句，这就是”修辞立其诚“，亦即”本色“是也。超出这个范围，乃至反其道而行之，修饰文辞以掩饰文章欠缺之处，那就是”修辞立其伪“了。

我一向觉得好文章都是非正统和不规矩的，所以于尺牍、日记、札记、题跋特别留意，似乎比专门写的文章更有意思些呢。 先生比我于废名，真让我有大欢喜。我最喜欢的新文学家之一便是此翁（虽然他写《桥》《莫须有先生传》和那些随笔时年龄并不太大），尤其喜欢他文章中的“理趣”。说实话，“理趣”是比“情趣”更有趣也更难的。他的作品我也是尽量找来读——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几乎都好，之后的几乎都不好，最后十几年他真的完了。这太可惜。

关于《庄子》的书想写已有十年，还是“尽量参透”那样一种路数，但大致也有自己的框架。我读《庄子》花过大气力，写过几万字的笔记，总想整理出来。我用心读过的书不算多，真觉得有意思的就用类似“格物致知”的笨法子把它读懂，常常看了几十万字才写成千把字的小文章。最近为写一篇关于张爱玲的随笔就把她的全集重看了大半（小说、散文均重读过），此文自己觉得稍有意思，先将原稿寄呈先生求正罢。

最近又开始重读胡适著作。我最爱读他的古典文学考证，这般做学问，实实在在，又多有创获。从前批判胡适，结果浮夸之作泛滥，此亦是报应罢。

我这二十年来埋头读书，说来只在三个人身上下过些许工夫，即庄子、周作人、张爱玲是也。想各写一本研究的小册子。现在庄子或许有些机缘了，拟于下半年开始做卡片，明年或更晚些可以弄出来。余二种则还是遥远的梦。

记得郑板桥为其诗钞所作序中有云：“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生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张爱玲生前也说过不少不满意“发掘者”随便发表其所谓“佚文”的话，现在作文亦编入文集，真是苦了她了。我自己也写过书，编过书，写书时想着爱惜自己，编书时想着爱惜作者，庶几无愧矣。

我不善亦不愿写时文，然而对于现实还是留心的，觉得这种留心应作底子体现于文章中，否则岂不真成了玩家了么，这是我不大佩服梁实秋、林语堂辈的地方，而知堂文章的好处正在这里。过去写过一篇《迁阔之论》收在集内，大概从中亦可看到我对于现实的一种关心罢，只是我不会写，少蕴藉些子。

陆键东之著亦读过，尝对朋友说，在沉默而坚定的陈寅恪与沉默而冷酷的历史之间，有一个传记作者在浮躁地抒情，不亦太可悲乎。然而这样的读后感我也不大会好好地写出来。

我觉得先生的文风，若用《庄子》里的话来形容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而其中那种历史感，是我们后生小子学之不来的。这也就是先生信中说的“洪福齐天”的深层韵味罢。我自己看文章，以‘老”字为最上乘，先生文章就担得起这个“老”字，世人浅俗，喜欢热闹，恐怕体会不着这点深意呢。

来信所谈“把某些隐私一概发覆，殊非‘真实’‘真诚’之道”，实在透彻，我想这也可以说是人情罢，或者说合理未必合情。鲁迅我是景仰的，我实在很喜欢《华盖集》正续编，但有时候也觉得他刀笔吏色彩太重。除先生所说几点外，我对他写的《忆刘半农君》尤其反感，尝在小文中有所非议，也收在《如面谈》里。相比之下，知堂的《志摩纪念》《半农纪念》《隅卿纪念》《玄同纪念》，有如废名所说“生死之前，至情乃为尽礼”，或许正是其高一头地者乎。先生拟作之《读周札记》，我真盼着早日读到。

又，“聪明可及”“智慧难及”，我的原意乃非就一时一事而言。凭感觉讲，聪明是一种锐利，是穿透力，而智慧则是包容，是“静默如雷”。聪明高矣，难矣，唯不以一己之聪明为最高，为最难，进而下视一切聪明乃至不聪明，方为智慧，这也就是《庄子》所谓“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至于“可及”“难及”，主要是一种文学史上的评价以及别的作家的类比性，所以二语之前特地各标了个“其”字也。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临睡翻些闲书，遂把三册黄著看完。有一感觉，不知确否，即此老写文，心中仍常常存着代表某一集体发言的念想，此点为我所不甚满意，故而比较而言，还是觉得他的文章只有题跋好，盖写时无从代表别人，只能自说自话也。这个意思，本拟写一小文，但又想未必妥当，因我恐怕也太不“代表”了罢，遂中止，谨将这点感想报告先生，敬请批评。私心而论，“文章是自己的好”一语真说的是，但此一“自己”非指文章写得如何，却是莫管他人闲事也。这一方面，我最推崇者即是《书边杂写》，因为干净，没这份儿污染。说到底文章是干净的好。

我自己写文章，可以说是大段瓣香知堂，主要还是学他那个态度；然而我也另外有些学习对象，譬如废名，譬如《论语》《颜氏家训》，譬如古代诗话、词话，譬如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某些论文，特别是浦江清、孙楷第等几家，外国翻译作品，譬如本雅明、伍尔夫、川端康成等。思想方面，则有《庄子》、卡夫卡等。我还是觉得思想更其重要。这就又要说到周作人了，我喜欢他也更多侧重于思想，特别是其中期之作（自《夜读抄》至《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我觉得他最大贡献，还在传统文化的系统批判方面。

余斌著书早已看过，即如先生所说，当得起严肃认真之评，只是有关《传奇》一章较为肤浅，后来重印，似乎未改。关于张、胡关系，目前所见资料，皆为胡氏提供，大家引述之后，反倒再来骂他，此点于理难通。须得另找旁证才行。又，对张氏一生影响至巨者，有姑姑、炎樱二位，何以无人写“姑姑传”“炎樱传”。以此来看包括余著在内的各种张传，似乎都不能算是完满。前次见面，听先生提起炎樱，之所以大感兴趣，其意亦在于此。希望先生能给张爱玲研究提供些真实资料，诚宝贵也。

我近来写些小文章，多为闲适之作，拟编一集，取名《向隅编》，就用《说苑》那个“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的典故。此集文章均系去年九月以后所写，乃继《沾酌集》后之作，可是《沽酌集》却老也印不出来，真是可笑。今后干什么，尚不得而知，或许写拟议已久的《唐诗美人考》（关于唐诗的感官审美研究）也未可知。

从结果看，过程可能微不足道。这是历史的残酷之处。

您说的那部文稿，我觉得还是文人习性使然，而中国的事情，往往与文人们的愿望相反。回想十数年前，就被一班文人凭着一厢情愿搞坏了，其实特别不负责任。没有力量控制结果的话，就不要开那个头。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意知堂老人对于历史的看法。他说：“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苦口甘口·灯下读书论》）

您出的“谈谈我的思想”的题目，其实就是《插花地册子》的最末一章“思想问题”，此外似乎可以再多说点，但也可以不说。“自忖骨子里近法，希望是儒，平日行事则似道”，只有“希望”涉及思想，其余只是性格或处世态度也。卡夫卡加庄子加孔子，大约就是我的思想。至于周作人，应该与孔子算作一路，就像禅宗与庄子算作一路。此外二十世纪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也给我很深影响。

“以周解周”的文章曾承作者赐阅，我复一信略述己见，有一点未及提出：文中说，“其实还有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以作者对周作人思想的理解为标准来解读周作人……这第三个层面的解读则可以说是限制了思考的进一步深入”，不以作者自己的理解为标准，难道该以别人的理解为标准么。真要是取后一法，恐怕不仅难有“思考的进一步深入”，甚至连“思考”都谈不上了。如此看来，文中的话似乎该看作是对我的书的一种褒扬了，至少我当以此自勉。说来写作多年，所追求的，唯不循规蹈矩而已。

我自三年前辞职之后，始终近乎退休状态，近来尤其如此，乐得给自己放假也。一年之中，写作时间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日子皆在读书看碟中混过。您说常读到拙作，其实我只写了那么几篇而已。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话非说不可；文章也是如此，写与不写，均无所谓。我这个人一向很低调，倒也不是客气，实在是认定写书不如读书，自家写的东西，未必有何价值，说穿了就是“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所以此事千万不要勉强，如果不成，就算了。但是实在很感谢您。